师恩难忘 师德永存——追忆恩师许清教授
4月17日 ，我和许清教授的家人和学生一起送别了恩师许老。与许老师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却历历在目，使我不能忘怀。
1987年，我从北大法律系硕士毕业分配至某学校，但因怀胎五月被该校退回了北大。北大与该校磋商，让我从北大带上生育指标再到该校工作。但我却不想将自己的未来再次交给这样一所高校了。于是我回到了我的母校――我大学毕业的学校：政法大学。在先我从北大回到母校的同学介绍下，我再次见到了时任宪法教研室主任的许清教授。
大学时许老的宪法课留给我的不仅是对宪法的一种启蒙，在那个时期，他敢告诉我们宪法应该约束权力是冒着多大的风险，是今天的学生无法想像的，更多的是他对宪法的一腔热情。但是大学期间我仅仅是在课堂上见过许老，课后并无任何接触。但许老却因我的同学推荐我时，特别地提及我喜欢写东西（其时我曾发表了两篇文章，那个时候大学对发文章并没硬性指标，可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却辜负了他对我有科研潜力的期望，很少写东西），积极地与学校人事处沟通、交涉，学校最终收留了我，但却将我分配至刚刚成立的成教学院。许老几乎是像抢一样地把我从成教学院抢回了宪法教研室。
许老出于公心将我要回了宪法教研室，更因人性――一个正常的女人都会怀孕生产，但不会天天如此，接纳至宪法教研室（看看我们今天周围有多少女人会因怀孕或会怀孕在求职时被拒绝的事例吧），而我更把这视为一种私恩――知遇之恩，以努力工作来回报。
由于我在北大学的是法理学, 回到法大后马上上课压力很大，许老拿出了教研室录制的前辈老师们上课的磁带，还毫不犹豫地将他自己的一堆存书借给我做参考资料。我去昌平上课时，他会和我一样乘坐班车去教室听课，课后和我一起去食堂一边吃饭一边总结。就像他对所有的新教师所做的那样。我所在的教研室新来的年轻教师，在许老任职期间无一不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迅速地站稳了三尺讲台的。他所做的这一切，在那个时候并不是根据学校的文件或教育部的评估、考核标准。只因他是教研室主任，对他的本职工作所尽的一种本分。
是的，许老这一生没有做多大的官，仅仅是一个教研室的主任，也不是评出来的大师，名师，他所做的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在我看来，政法大学能走到今天正是因有许老这样的勤勤恳恳，尽职尽分，不为名利的普通人的无私奉献。他们才是政法大学真正的脊梁。如果一个大学也奉行不愿做将军的土兵不是好军人，都去争做大师，名师，甚至都去争做处长，校长，那么谁去给学生上课? 又有谁会为给学生上好课去付出时间和精力呀。大学中毕竟是普通的尽职尽分的老师多啊。
许老从国外回来后，凡乎一生的时间都奉献给了政法大学。他对政法大学的奉献不是通过什么豪言壮语来表达，也没有什么大功大利可记载。但正像他在自己做为一名老师那样的尽其本分一般。他对政法的学生的一份爱心是通过他的身体力行实现的。在政法工作的日子里，也许他并没有为自己去申报什么项目争取到经费。但他会为政法出身贫寒的学生默默地尽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记得1989年许老公派香港回来后，一起带回学校的是他在香港时，为四名出身贫寒的学生联系到的，提供长期资助的香港刘国基律师的经济资助。刘律师的资助坚持了多年，但学校鲜为人知，许老师也很少对人提及。政法大学每年有多少人出去啊，也有多少人争取到了各种名目的经费，我们是不是也该为我们自己的贫寒学生能够完成学业尽点力啊，至少，对此我是有愧的。
在与许老一起工作的日子里，他留给我的不仅是他对宪法的一腔激情。他的这种激情感动着学生，毕业多年的学生每每忆及大学的课堂，总会想到宪法课上许老的热情洋溢和对学科的赤诚之心。他的这种激情甚而至于会影响了学生选择至今仍然不是显学的宪法学做为终身的职业，我的同事周青风老师在回忆许老师时告诉我，她毕业时喜欢的学科和可以选择的学科很多，但她最终选择了宪法学，就是因为听了许老师的宪法课。而且，许老纯真的品德，豁达乐观的性格，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的为人准则也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像。
我们都知道，许老的一生也并不是充满喜乐的一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也挨过批，受过整。在与人的交往中，他也有过失望，也受过骗上过当，但这并不影响他对人对事的乐观主义，我在与他的交往中，他也会和我们一起针砭嘲讽时政，但却很少听到过他抱怨过什么或说过什么人的坏话，相反，他总是以诚待人，善解人意。
我们每个人在一生中都会帮助他人，但如许老师那样对别人的热心帮助却难以做到。记得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教研室一年轻老师因参与其中受到了影响。许老自己拿出了钱让我帮他买菜买食物，那位老师的家人来京后，许老又亲自登门拜访，送钱送物。要知道，习惯了政治运动后划清敌我界限的许多人在那时是唯恐躲避不及这种事的。但在许老眼里，他是我的同事，是我的学生，他也要吃饭。他的这种真诚待人，不因某人的特殊境遇或因某种功利目的而拒绝帮助他人是一以贯之的，正像在许老的追思会上，康德馆老师回忆到1979年，许老在得知政法要复办时，想方设法找到他的地址，通知了在偏远地方工作的康老师，而钱端升先生的长子则告诉了我们在钱老生前受迫害和生后多年，许老与他家人的纯真友情，而许多政法大学的老前辈则无法忘怀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成了右派后，许老对他们珍贵的友善，他就是这样一个正如孙丙珠老师和严端老师所说的“好人”、“大好人”。这样一个好人在当今弥足珍贵，今天是一个追求做名人胜于做好人的时代。
这样一个好人走了。有一句西谚说，与其埋怨黑暗，不好点亮一枝蜡烛。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是有限的，可做的事情也是有限的。但是如果我们都能像许老那样尽我们自己的所能，做一点有益于他人的好事，我们生活的世界就一定会充满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