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研究治理黑车的，绝对不能坐黑车。

――杨建顺

“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这段文字不仅挂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杨建顺教授的案头，也深深烙印在他的心底。

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杨建顺被选为“跨世纪人才”时，就曾在《为了祖国的明天更美好》一文中说过：“我的工作与生活的每个侧面，都是那样普通而平凡。如果说我有一些成绩的话，那也完全是国家和人民对我的关怀和培养的结果。”正是由于他的内心淡泊宁静，才能在面对一个又一个的挑战时，没有任何负累，轻装上阵，始终拥有随时清零的勇气和决心。

时至今日，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任教已经是第28个年头，27年来，默默无闻地工作在教学一线。刘连泰、刘艺、高秦伟、张步峰等青年法学家和许兵、张禹等司法实务界优秀工作者都是杨老师的学生。

他几十年如一日，教书育人，潜心科研，展现了高尚的师德和精深的学术造诣，用自身的表率作用诠释了新时期高校教师的时代内涵。2020年，他被中国人民大学聘为“杰出学者特聘教授”，实至名归，这是对他几十年在教学一线辛勤耕耘的褒奖，也是对他几十年如一日潜心治学的肯定，更是一种鞭策，他会继续为母校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杨建顺教授

异域求学

从小家境贫寒，造就了杨老师吃苦耐劳的性格。1980年，刚满17岁的农家子弟，离开故乡山东招远，以全县文科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读本科。

他回想起刚进人大的日子，却是自豪感与失落感同在。刚刚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油然而生一份自豪感。然而，由于知识面有限，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失落感随之而来。但是，不服输的性格，督促他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时间，虔诚地甚至是贪婪地畅游于知识的海洋中。一学期结束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被教育部选送日本留学。杨老师说这是他做梦也不曾想到的事情。

1981年3月，进入东北师范大学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预备学校进行留学前集训，一年学习结业后，于1982年3月东渡日本。同年4月，在筑波大学攻读经济法和贸易法，师从著名商法学家岛十四郎教授。

“梅花香自苦寒来”。在日本的留学生活并不轻松，杨老师在《我的事业在中国――最有希望的民族》一文中，曾将到日本初期比作走过的历程中最为艰难的时期。文化冲击和语言难关导致深重的失落感。在预备学校学习的日语只能应付日常会话，而要和日本同学一样听课、一样记笔记、一样思考和讨论问题，甚至在国语课上要用日语古语写童话，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一个愿望，埋藏于心底，希望有一天自己用日语古语写出的童话，能够成为范文在课堂上被宣读，正如从小学到高中自己的作文一直被作为范文一样。于是，节假日，虚心向日本朋友请教；夜深人静时，孜孜不倦地汲取知识。终于攻克了语言关，虽然最终没写出作为范文的童话，成为他留学生活的一个遗憾，但是，当时的刻苦努力，为日后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钟情行政法

为什么选择行政法专业？杨老师曾在《行政法学方法论――写给大学本科生》（收录于著作《迈入法学之门》）一文中回忆了选择行政法专业的个中缘由。之所以放弃大学攻读的经济法和贸易法专业，完全是因为对行政法学的“一见钟情”。

1983年，大学二年级时，聆听了日本著名行政法学家南博方教授讲授的必修课“行政法Ⅰ”（相当于行政法总论的内容），便由此开始了憧憬行政法学、学习行政法学、研究行政法学和教授、运用行政法学的人生历程。

大三时，杨老师被南教授破例吸收为以大四学生为对象的“南宰谜”成员，通过一年的案例评析训练，真正感悟到行政法研究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趣味性。

大四那年，南教授到一桥大学任教。杨老师在参加筑波大学新任行政法教师、著名行政法学家园部逸夫教授的“园部宰谜”和大学本科导师岛十四郎教授的“岛宰谜”的同时，每周都要乘单程近两个小时路程的电车赶到一桥大学，聆听南教授为大二学生讲授的“行政法Ⅰ”和为高年级学生开设的“南宰谜”。1983年至1993年，整整10年，杨老师聆听了南教授讲授的全部“行政法Ⅰ”和“南宰谜”。

下课后，南教授总会带杨老师去大学附近的咖啡馆，喝着咖啡，品尝着美味点心，便开始了一对一式的“行政法特训课”。南教授一边吃点心，一边吸烟。点心是甜的，咖啡是苦的，二者怎么可以合到一起呢？杨老师对此很困惑，南教授解释说，这就像学习一样，有些人习惯于将数门课程分别开来各个击破，有些人喜欢同时学习数门课程，不宜笼统地说哪一种方法更好，关键要看哪一种方法更适合于自己。点心和香烟交替享用，佐以咖啡，更能品出个中滋味。

杨老师曾经尝试过多次，都无法通过这种交替法体味到这种“享受”。但是，将南教授所传授的“方法论”运用于学习中，的确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1986年，大学毕业时，在国内，经济法专业很受欢迎。最终决定放弃已经学习了4年的经济法和贸易法专业，转而选择行政法，主要是被南博方和园部逸夫两位教授的人格魅力所吸引，也基于杨老师对行政法学的憧憬和热爱。

1986年4月，杨老师进入一桥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攻读行政法，师从南博方教授，1988年，获得法学硕士学位。上世纪90年代初能获得博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有如凤毛麟角，大多数学生都无法获得博士学位。天道酬勤，杨老师坚持不懈地努力学习，不仅于1992年6月获得法学博士学位；还在1991年到1993年获财团法人日本生命财团奖学金。

1992年6月至1993年3月，杨老师完成了在一桥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的博士后研究，于4月初回到祖国的怀抱，回到家人的身旁。

梦想成真

正如皮纯协老先生在《日本行政法通论》的序言中所言：杨老师这位“洋博士”学成归国，带着喜人的学习成果，特别是严谨治学的学风。

“饮水思源，爱国荣校”。身在日本整整11年，但心中却一直牢记着祖国的恩情。反哺、回报的念头在心中生根发芽，也成为艰难岁月中继续前行的动力。学业有成的杨老师，没有忘记祖国的恩情，没有忘记中国人民大学的恩情。牢记当初有机会去日本留学，正是因为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就读，并获得教育部的奖学金。

杨老师在《为了祖国的明天更美好》一文中写道：“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和人民并不富裕，却拿出大笔的经费送我东渡日本深造，对我的关怀和爱护犹如海洋。”教育部的奖学金从1982年一直持续到1991年，有了这笔奖学金的支持，杨老师顺利完成大学本科、硕士、博士阶段的研究学习。

杨老师在日本留学期间，经常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的发展比中国快”。导师南博方教授语重心长地说：“日本之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赶超欧美先进国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有大量留学生不断从先进国家学成归来。中国民族很具有创造性，是世界上最有希望的民族之一。只要确立了正确的发展方向，中国跻身于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便为时不远了。”

导师的教诲，时至今日都让杨老师刻骨铭心。从这段话中，杨老师感受到导师对自己的指导和关怀，也感受到导师对中国的理解、信赖和期望，他更加坚定了早日回国，报效祖国的决心。“愿以吾辈之青春，守卫盛世之中华”。

当时留洋归国的博士很少，有很多令人羡慕的工作可供选择。为什么会选择教师职业？杨老师的回答简明扼要、掷地有声――梦想成真、祖国需要。杨老师曾在接受《检察日报》的专访时（《潜心治学无怨无悔》一文）提起，选择教师作为终身职业，也是受两位老师的影响。一位是他的中学语文老师刘忠胜老师，刘老师认真工作的态度给了他爱岗就要敬业的启示；另一位是日本的南博方先生，他告诫自己只有祖国强大了，人民才有地位。对于自己所学的东西，如果对于建设祖国有益，就应该贡献出来。

杨老师说：“记得年幼时常在梦中当上教师，因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的谆谆教诲，展现出一个全新的世界。我热爱我选择的工作，我当始终不忘初衷，爱岗敬业，自强不息，为祖国的法学教育和法制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杨老师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始终以饱满的激情向学生传授行政法知识。

1993年，杨老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宪法学行政法学教研室任教，主要从事行政法学、行政诉讼法学和比较行政法学、比较行政诉讼法学研究。30岁时，受聘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37岁晋升教授、博士生导师。

潜心育人

梦想成真的杨老师，投之以李报之以桃。他以高度的事业心、责任感以及强烈的爱岗敬业精神，始终把教学工作放在第一位。他为人谦逊正直，平易近人，自从1993年入职中国人民大学，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中山大学教授高秦伟说：“师从杨建顺教授，时至今日，一直为他常怀报国之心、心系中国行政法治建设的情怀所感染。也许对生活在现代中国社会之下的人而言，‘坚持’‘认真’最是难得，但是杨老师做到了，他不仅学问扎实而且写出了许多精品，他的坚持与认真是一直值得学习的。”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步峰说:“平生有幸，师从杨建顺教授学习行政法学。恩师对推进中国行政法治建设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传道授业解惑孜孜不倦，笔耕不辍日以继夜，文章持论中正，逻辑严密，学理深厚，字里行间散发着法治主义的理性光芒。恩师知行合一，坚守法治的个体实践。”

杨老师严谨治学、热爱学生，默默地、一丝不苟地履行着一名高校教师的职责。他严格要求每个学生，又像关爱自己的孩子一样关爱学生，对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他总是耐心解答、引导。正可谓“严在当严处，爱在细微处”。不仅在学习上关心他们，而且在生活中和思想上爱护学生，做学生的良师益友。始终视育人为己任，利用课堂这块主阵地，对学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从而达到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境界。

很多同学都说，听杨老师的课，既能增加知识，掌握学习和研究方法，又能得到思想的启迪。针对不同层次、不同专业的学生的特点，他认真研究教学方法，善于因材施教，因势利导。

对于进入杨门的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和访问学者，会定期召开同门交流会。这是杨老师秉承的“确认、继承和发展”的育人理念的重要表现形式。在交流会上，不仅会共同研讨一位同学近期撰写的论文，交流会就是一场思想碰撞的学术盛宴；杨老师也会给大家开“小灶”，教授一些学习方法和学习行政法的宝贵经验。

杨老师告诉同学们，应当有“刚刚好”的追求，即“把握今天，感恩知足，良性压力，开拓进取，领悟馈赠，体味激情，超越自己，幸福坦途”。希望大家“快乐学习行政法，学习行政法快乐”。

杨老师大多时候是和蔼可亲的，经常在同门交流会后或者学术研讨会后和学生一起餐叙，继续畅谈学术问题，也会笑谈人生感悟。餐叙时，学生们领悟了杨老师的“三童精神”的真谛，“童心、童趣、童乐”的精神不仅适用于学习行政法，也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

 2004年，杨建顺教授访问日本时拜见恩师南博方先生

言传身教

然而，对于重要的学术问题和做人的原则和底线，杨老师会非常严肃，不允许学生有半点马虎。非常严肃的杨老师，十分少见，每当这时，学生们心中是十分惧怕的。

杨老师曾在专著《行政规制与权利保障》中提到学术真诚的重要性，他指出：“‘正直是最好的美德'。故意进行数据的伪造、论文的抄袭、引用的拼凑等所谓学术腐败行为，不存在辩解的余地，是不可原谅的。”也正因为如此，学生们都谨记杨老师的教诲，恪守学术道德，严格遵守学术规范，不敢越雷池半步，对学术研究始终怀有敬畏之心。

张步峰老师回忆说：“有一次随恩师去某地开会，结束后我们要赶火车离开，虽然会议地点离火车站只有十分钟车程，但时值晚高峰，过了十多分钟我们还是没打到出租车，再过20分钟火车就要开了，我有些着急，看见路边有黑车招揽生意，便过去跟司机谈好价格，过来请恩师上车。结果杨老师说：我们是研究治理黑车的，绝对不能坐黑车。张步峰听了大受教育：法治不仅是用来研究的，更重要的是落实到行动上。欲行法治，从己做起。恩师文章道德高山景行，仰止行止。”

杨老师深信身教胜于言传，他踏踏实实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做事，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位弟子。

静心学术

“赢在勤奋，胜在坚持。”杨老师的勤奋、坚持，令所有了解他的人感动，也换来了累累的硕果。在杨老师的生活里，几乎没有节假日和周末的概念。他每天很早就来到研究室，即使是大年三十也不例外。每天他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倾注到教学和科研工作中。

高秦伟老师说：“台湾的朱瓯先生写的一段趣事或许可以印证杨建顺教授的认真、坚持与勤奋。朱瓯先生有早起打太极拳的习惯，在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某日清晨7时左右，见杨建顺教授单车自法学院办公楼出来，顺着校园的道路而行，便问：‘杨老师，怎么这么早就出门？’杨教授回答：‘一晚写文章没睡，现在才要回家。’在我的教学科研中，也是一直如此地鼓励和激励自己的学生。”

杨老师一旦确定目标，就会克服万难，全力以赴。这份持之以恒的精神，在两件事情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一件事是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比较行政法研究所成立，杨老师任所长。

他在第一次比较行政法研究所学术研讨会上指出，要以比较行政法研究所为平台,及时、广泛地收集、翻译各个国家、地区最新的、原始的资料,但要避免对国外法制的简单介绍，而应深入挖掘各国行政法在解决社会问题时的规律，最终回归中国，进一步推动我国行政法学向前发展。

自此，比较行政法研究所的年会一直坚持下来，并设有“比较行政法高级论坛”，致力于比较行政法学前沿问题探索。比较行政法研究所还出版了系列丛书《比较行政法――方法、规制与程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版）和《比较行政法――给付行政的法原理及实证性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

杨老师一直注重运用给付行政法原理解决民生问题，善于借鉴域外经验，结合中国国情，为解决我国民生问题提供行政法理论和制度的支持。2008年，杨老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给付行政法原理与民生行政研究》，该项目的推进及顺利结题，将中国给付行政法体系建设的研究推向纵深。

另一件事是自2013年1月开始，他在《检察日报》的“建顺微思”专栏撰写文章，长达7年8个月的时间，从未间断。

硕果累累

长期的努力换来了一串串闪光的硕果，杨老师的研究成果取得了诸多创新和突破，受到国内同行专家的好评。杨老师被聘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法学家》副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比较行政法研究所所长、日本法研究所所长、海关与外汇法律研究所所长。

由于行政法是实践性非常强的部门法，也基于杨老师所秉承的“学者应为改造现实尽绵薄之力”的理念，他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受聘担任诸多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社会兼职：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法学期刊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法学会行政法学会副会长、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立法研究组成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等。

杨老师的勤奋有目共睹，迄今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法学家》《法商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译文）200余篇，共参加编写各类教材30余部（版）。早期的研究重点，杨老师主要利用自己精通日语并熟悉日本社会制度的优势，将日本行政法知识引入到我国。这其中早已销售一空的三部精品力作，分别是译著《日本行政法》《行政法》和专著《日本行政法通论》。

南博方教授对杨老师的影响极其深远，杨老师翻译的第一本译著，就是作为第一译者，翻译南先生的著作――《日本行政法》。皮纯协老先生曾评价该书“为介绍日本行政法到中国大陆开辟了先河。”

另一本译著，翻译的是盐野宏先生的专著《行政法》，于1999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该译著2002年获得法学教材与法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此外，专著《日本行政法通论》全面、系统地介绍和论述日本行政法的历史、现状，行政活动整个过程的体系、学说及其主要内容和特色，该书获得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法学二等奖。

2007年，迎来了杨老师学术生涯的一个丰收季节。从2007年至今，13年中共出版13部著作。

杨老师的研究已不满足于向我国同仁介绍日本行政法学者的经典著作和系统地介绍日本的行政法知识，而是将研究重点转向立足于我国的国情，学以致用，研究解决中国的行政法问题。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转型，专著《行政规制与权利保障》应运而生。

推进法治

杨建顺老师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认真完成日常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的同时，惜时如金，克服多种困难，积极投身于立法实践工作。

杨老师在《权力的规则――建顺微思录（一）》一书中指出，“民主、科学立法，须广泛汇聚各界睿智。不懈努力，崇尚正能量，也包括尊重他人发言权。学者的发言权，需建立在扎实求证和深入探究的基础之上。学者的责任和使命，在于忠实于各自所从事研究的规律性，推出具有专业水准的成果，以服务所属学科，服务国家和社会，服务人类大众。”

自任教以来，杨老师参与了诸多与行政法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的制定、修改工作，不仅直接参与了教育法、行政处罚法、立法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和行政程序法等的立法调研起草工作，出席大量与立法和政策制定相关的论证会、研讨会，而且先后独自完成或者主持完成了100余项法律、法规的立法建议，如《关于<行政许可法（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关于<道路交通安全法（草案）>的若干意见》《关于<学位法（草案）>的修改建议》等。

这些立法建议分别提交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原国务院法制办、司法部和中国法学会等相关部门，为完善立法和提出立法建议提供了全面系统而具有针对性的专业视角，受到普遍赞赏和重视。

杨建顺老师积极参加相关立法和政策制定的座谈会、专题研讨会和专家论证会，参与行政执法案件和行政争议的解决审议工作，为相关部门树立法治观念、推进法治建设提供了重要的专家意见。

在参加上述诸多立法和政策制定的论证和研讨的同时，还参与了北京市和海淀区行政复议案件的会审和案件评议等工作；积极参与校内外各类依法行政方面的培训讲座，为相关单位培养法治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受到主办单位和学员们广泛好评。

杨建顺老师在平凡的教师岗位上努力工作，为繁荣学术、推进法治建设做出了可喜的业绩，让我们深刻体会到爱岗敬业、教书育人的内涵，感受到鞠躬尽瘁、积极奉献的精神。（秦邯对本文亦有贡献）

作者简介：邹艳晖，法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法制与新闻》2020年10月下半月刊，第70-75页。 发布时间：2020/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