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1924年，徐道邻随父亲徐树铮赴欧洲考察期间合影，前排左一为徐道邻，左二为徐树铮

图二：徐树铮先生像

图三：徐道邻先生像。

图四：1931年，徐道邻（右四）在德国柏林大学学习时和同学们合影。

图五：1961年8月20日，徐道邻（前排右二）与蒋介石（前排中）等人合影。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中强调：“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从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开始，“宪法”一词，就成为我国国家根本法的专用词。而作为以宪法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宪法学”独立的学科地位在中国的确立，则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30年代初，徐州籍的徐道邻先生，在德国发表了两篇重要的宪法学论著，奠定了他在民国宪法学领域先驱者的地位。

名将之子，根在徐州

徐道邻，是徐树铮、夏宣夫妇的三公子。祖籍江苏省徐州府萧县（今属安徽）醴泉村，光绪三十二年（1906）农历十一月初二（公历12月17日）出生于日本东京。

为迎接这个小生命的到来，父亲早早请了假在家陪护。不料假期已满，婴儿迟迟未到。父亲只得匆匆赶回军校。因此，道邻降生的那个深夜，母亲身边无人照料。婴儿的脐带，是产妇自己咬断的。夜间累得筋疲力尽的母亲，一觉醒来，已是旭日满窗。心情大好的夏宣，给她这第三个儿子取了个乳名叫“旭郎”。

远在老家的奶奶岳氏，闻听喜讯后，又为其取名“九如”（道邻在堂兄弟的大排行中是老九）。到了入学的年龄，父亲为他正式取名审交，字道邻（取《孟子》中“交邻国有道乎”之意）。长大后，得知民族英雄史可法也字道邻，于是不再用“徐审交”的本名，而改为“以字行”，对外就叫“徐道邻”了。

尚在襁褓时，由于保姆疏忽，道邻从怀抱中滑落，眼看就要坠地，保姆在慌忙中扯住了一只脚，导致婴儿腿部受伤。因为害怕，保姆未敢告诉道邻的父母，直到婴儿学步时才被发现。无奈已成痼疾，遂致终生不良于行。

1910年暮春时节，道邻和大哥审义，以及刚出生不久的妹妹徐樱，随父母回国来徐州省亲。1912年春节前后，一家4口被父亲接到北京，住在无量大人胡同。

1917年秋，母亲带着道邻和徐樱来徐州照顾年迈的奶奶。道邻在徐州一住就是3年。直到1920年底，父亲因皖系在直皖战争中失败，避居上海英租界，才把审义和道邻接去读书。从此，徐道邻离开了故乡。

没上过小学中学的留洋博士

1912年，6岁的徐道邻在北京入塾读书，父亲请了晚清举人杨汉云在家中教读。因腿部有疾，行动不便，道邻养成了沉静寡言、心无旁骛的习惯。一年之内，已读完四书五经。“作文属对，每有警句，塾师为之激赏。”（程沧波《徐道邻先生行述》）

徐树铮对儿子个人品德的教育，非常重视。据徐道邻回忆，民国三四年间，他八九岁时，非常喜欢一部叫《尚友录》的书。由于父亲藏书很多，从琉璃厂请了一位张先生每天来家帮助写“书根”（书籍下端的切口部分。线装书卧置，为便于检阅，常利用书根书写或加印书名、卷次和册数）。道邻就托这位张先生寻找一些好书。一天，张先生带来一部《尚友录统编》，有十多册，可是要115个铜板。徐道邻手里只有30几个铜板，既凑不够钱，又不好意思当面说。于是趁张先生不在，把书和30几个铜板放在他的书桌上。外附一张纸条，说实在喜欢这部书，可是钱不够，只好把书退还。如果张先生肯替他添钱买下那就好了。第二天傍晚，道邻正在院子里玩耍，父亲走过来，笑着招呼道：“你来，我考你几个字。”把他带进书房，拿着红笔，在仿纸上写了一个“轻”字，问他这是什么字？道邻说：“轻”。又写一个“财”字，最后一笔尚未写完，道邻已经知道事情不妙，满面通红，心跳快得不行。接着写“重义”二字，问他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道邻一声不响。于是父亲告诉他：“张先生是很清苦的，你怎么好意思用他的钱？买书是好事，为什么不向父亲要？这部《尚友录》，我送你好了。”临走摸了下儿子的头，第二天又给他带来了一部《龙文鞭影》，一部《阅微草堂笔记》，都是大本木刻的。从此以后，在徐道邻的一生中，每在授受取与之间，义利难辨之际，这一幕情景，就会立刻涌上心头，令他做事始终能拿得起、放得下。

1917年秋，道邻跟着母亲来到徐州，塾师杨汉云随行。据徐樱回忆：“我们兄妹、同表兄弟姊妹几人，同在一位老师座下读书，不管是经、史、子、集，别人要摇头晃脑半天都读不熟，背不出不能走。他（道邻）读书飞快，略翻两三遍，背诵如流。所以有的是机会，一溜烟跑出书房去捉弄人。”

1920年底，徐道邻和大哥审义随父亲到了上海，住在新闸路武林里。徐树铮用自己独特的教育方式培养两个儿子。据徐樱回忆：“上午是经学大师姜忠奎讲经史，下午是德籍巴尔台博士教德语和理科课程，晚上又有笛师来教昆曲。父亲虽住在另一处（南洋路34号)，但对哥哥们的课程督促甚严，不但经史子集，就连昆曲也要背着能吹能唱。”

1924年11月24日，徐道邻随父亲赴欧洲考察。第二年，父亲回国，道邻留在德国读书。1925年底，父亲在廊坊遇害，道邻回国奔丧。处理完父亲的丧事后，徐道邻于1926年初回到德国。用了1年的时间，补习拉丁文、法文、世界史、数学等课程。1927年6月，通过了普鲁士邦教育部的考试，具备高中毕业资格，进入海德堡大学学习法科，后转入柏林大学攻读法律。

这样，在进入大学之前，徐道邻没有上过一天正规的小学和中学。但是，从上述经历可以看出，他的国学根底和外语水平，应该在一般高中毕业生之上。

难以超越的宪法学博士论文

1931年，徐道邻以一篇《宪法变迁》的论文，获得柏林大学博士学位。这篇论文得到了德国最大的出版公司之一Walter de Gruyter & Co.的青睐，于次年刊行问世。日后德国宪法学界的几位巨擘、数十年盛名不衰的胡柏、毛恩茨等人，都是与徐道邻同时代获得博士学位的，但全都没有享受到这份殊荣。徐道邻还有一篇著名的宪法学著作《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的宪法概念》，在1932年发表于德国最重要的公法杂志《公法文摘》，直到46年后的1978年，仍被收进《宪法学理论文集》 出版，足见德国宪法学界对他的重视。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律研究所客座教授、台湾司法院大法官陈新民在《惊鸿一瞥的宪法学彗星――谈徐道邻的宪法学理论》一文中写道：“徐道邻先生早年在德国专攻宪法学，并且在人才辈出的德国法学界里，曾经博得盛大的声名……（他的）这两篇论文，不仅德文措辞精细、晓畅，尤其所援引的文献特别严谨、广博，实在无法令人相信是出自于一位当年仅25岁的‘非德国人’之中国法学家之手……1972年，德国学者W・费德勒出版《社会变迁，宪法变迁与诉讼》一书，认为徐氏与业师西门教授是对宪法变迁问题讨论最深入之学者……自徐氏之后，迄今德国学界再也无人以‘宪法变迁’为题撰写专书，可见得本问题之深奥、抽象。”

商务印书馆学术出版中心政法编辑室王九渊在《法学大家徐道邻――幸与不幸的变奏》一文中说：“20世纪华人在欧美著名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之中，居于尖峰地位的还有徐道邻的柏林大学博士论文《宪法变迁》……在徐道邻后，德国学界再也无人以《宪法变迁》为题撰写专书，可谓后无来者。原因固然在于问题本身的深奥抽象，但亦是作者讨论深入难以超越所致。”

抗战时期曾任西南联大政治系主任，上世纪六十年代任哈佛大学研究员的著名学者张佛泉在1954年出版的经典之作《自由与人权》一书中写道：“瑞士学者Werner Kagi在《宪法作为国家之法的基本秩序》（1946）一书中，曾征引或建议参阅徐氏（道邻）此文（《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的宪法概念》）及《宪法变迁》一书达17次之多。徐氏两著之重要，可见一斑。”

遗憾的是，徐道邻有关宪法学的著作，仅有上述两篇。因此，在民国宪法学界，他只能是一个先驱者的角色，而无法成为“巨擘”。陈新民在《惊鸿一瞥的宪法学彗星――谈徐道邻的宪法学理论》一文中说：“吾人不禁慨叹为何徐氏自1931年冬归国后，却未能再发表类似的鸿文，也没有留下有关宪法学理论的著作，以至于丧失了造成一方重镇之机会……近30年时间，整个中国宪法学界仅有寥寥数人，如钱端升、张知本、王宠惠等独撑大梁。而受过德国严格法学训练且才华横溢的徐氏却不与焉，恐怕是中国宪法学界的天大损失！”

著述等身的学者

那么，徐道邻为什么终止了本来可以大有建树的宪法学研究呢？

徐道邻回国后，被蒋介石延揽到身边，于1932年春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后历任行政院参议兼司法组主任、中华民国驻意大利使馆代办、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兼甄核司司长、行政院政务处长等职。

抗战胜利后，徐道邻为报杀父之仇，辞去公职，于1945年11月向军委会和重庆北碚地方法院控告冯玉祥和张之江。当时冯玉祥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徐道邻的控告自然不会有结果。

因此，陈新民推测：“抑或是由15年多彩多姿却不甚得意的从政生涯，使得道邻先生对与国家政治甚有关联的宪法学理论，也觉索然无趣，而不欲再续前学？”

控告冯玉祥的风波过后，徐道邻于1946年春天受聘为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此后，虽亦曾应友人之邀，短暂地出任过台湾和江苏省政府秘书长，但其人生志趣，已经完全转向学术。

作为一位学者，徐道邻浸淫最久，成就最高的领域，是中国法制史的研究。

1943年7月，徐道邻在重庆完成了他在中国法制史领域的第一部专著《唐律通论》，并于1945年5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关于这部书，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余钊飞在《为往圣继绝学――评徐道邻先生〈唐律通论〉》一文中介绍说：“国难之际，烽火之间，在陪都重庆歌乐山下，有一位忧国忧民的学者，在‘山居僻塞，典籍渺然’的困境中奋笔著书，他就是著名法史学家徐道邻先生，他在此完成了著名的《唐律通论》。在该书中，先生对集我民族精神和文化特性之大成的一代名典《唐律疏议》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评论分析，数十年后读来，仍觉字字珠玑……它仍然是我们研究唐律的最好入门书之一。”

在学术界，徐道邻还被誉为宋代法制史研究的一位先驱。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陆续发表了《宋律中的审判制度》、《宋朝的县级司法》、《宋朝的法律考试》、《宋朝的刑书》、《宋朝刑事审判中的复核制》、《法学家苏东坡》、《东坡常州和扬州题诗案》、《鞠谳分司考》等十多篇论著，并出版有《中国法制史论集》、《中国法制史论略》等多部专著。

徐道邻的学术贡献，并不局限于宪法学和法制史研究领域。他不仅是最早向国内介绍“语意学”和“行为科学”的学者，而且据徐樱回忆：“三哥在国外虽然是以法律头衔闻名，而他所授的课程则是经、史、词、曲，文科居多……所授的课中有：庄子、论语、琵琶记、窦娥冤、西游补、诗经、东坡词、苏诗、清行政名词等……他在学术著作方面有大大小小八十余项，包括哲学、文学、法律、历史各部门。”

如此看来，“著述等身”一词，用在徐道邻身上，一点也不过分。

一代学人的最后归宿

上个世纪50年代，徐道邻在台湾大学和东海大学讲授中国法制史和唐律，兼授中国政治思想史与综合社会科学等课程。1962年7月应聘为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后相继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1970年2月重回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任教。

1973年12月24日，徐道邻因心脏病突发，在美国西雅图病逝，享年67岁。身后遗有二子：小瑞、小珂；三女：小虎、小玉、小瑜。孙子女8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