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博士：行于罗马、雅典与耶路撒冷之间
在今日中国，我们讲“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特色”、“中国制造”。“中国”概念必然预设了一个文明参照系，在这个参照系中最重要的另一极是“西方”。什么是“西方”？
西方：三座城池、三种语言与三部经典
实质上，“西方”是通过无数出生于西方的伟大思想家们共同努力汇聚而成的范畴。“西方”范畴中，有三座最重要的“城池”：孕育西方理性与科学精神的雅典、孕育西方基督教精神的耶路撒冷、孕育西方法律精神的罗马。
三座城池里生长了三种语言，诞生了三部经典。第一种语言古希腊文，其所孕育的一部经典是柏拉图的《理想国》。柏格森有一句名言，整个西方哲学就是柏拉图哲学的注脚。第二种语言是希伯来文。在《旧约・出埃及记》中，神向摩西启示说“我是耶和华”。事实上，“耶和华”乃希伯来文（Yahweh）的音译，其希伯来文本义是“永远存在”。希伯来文承载了《圣经・旧约》，古希腊文承载了《圣经・新约》。两种语言开始齐头并进，两座城池开始连成一线。
但是，“西方”概念之统一，还有赖于第三座城池的加入――那就是罗马。希腊人、犹太人都受到罗马法的保护。西方文明的第三种古典语言――拉丁文，统一了大部分欧洲，也孕育了西方文明的第三部经典《民法大全》。可以说，三座城池、三种语言与三部经典缔造了西方。
亚里士多德再现：雅典与耶路撒冷间的硝烟
在公元十三世纪，欧洲思想界发生了一件大事：亚里士多德的大部分著作重新在欧洲出现。在这之前，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大部分在欧洲世界消失。所幸的是，阿拉伯人很好地保存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
但是，亚里士多德的回家之旅并非一帆风顺。当时整个欧洲基本接受了基督教最基本教义：创世论。即世界是神创造的，因而是“他因的”，只有神本身是“自因的”。但是，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世界本身是“自因的”，世界之存在基于自身，非基于某个创造者。接纳亚里士多德，就必须放弃基督教教义；认可基督教教义，就必须放弃亚里士多德。就此，以希腊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雅典文化与基督教为代表的耶路撒冷文化之间硝烟弥漫。
可不可以为了保全耶路撒冷而放弃雅典，放弃亚里士多德？断乎不可。如果欧洲人在那个时候放弃了亚里士多德，就等于放弃了西方学术的基本根基。
当时欧洲另一影响人类历史的事件是，很多“大学”建立了。波伦亚大学是最早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大学，而巴黎大学是最早的以教师为中心的大学。雅典与耶路撒冷的战争主要发生在大学里，体现为经院哲学家之间的论争。
“大学（University）”与“宇宙（Universe）”都源自同一个拉丁文universus。Universus由两个词合成而成，第一个词是uni，表示“一”，第二个词是versus，表示“导向”，合起来理解，universus就表示“导向一、结合为一”。这里的“一”代表了统一宇宙的力量，代表了秩序的根本。同时这里的“一”又是由“多”结合而成的“一”。
亚里士多德的再现，既挑起了如何理解“一”的纷争（体现为古希腊思想与基督教思想之间的分歧），也挑起了如何理解“一”与“多”之统一性的纷争（体现为古希腊思想内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间的分歧）。十三世纪，西方文明正处于十字路口。
天使博士：行于三城之间
托马斯・阿奎那，生于1225年，卒于1274年，中世纪一千年中最伟大的经院哲学家，曾任教于巴黎大学，死后被罗马教廷册封为“天使博士”。
阿奎那何德何能而获此殊荣？究其原因，是他疏通了耶路撒冷、雅典与罗马三城，第一次从思想体系上统一了理性与科学精神、基督教精神与法律精神。
他将古希腊哲学中的理性精神（即逻各斯精神）注入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并借助逻各斯的力量有力地进行了护教。这既保存了耶路撒冷，也保存了雅典。他论证了“存在――存在者”分析框架，以及由此而产生“存在的秩序”与“本质的秩序”的区分，从而在基督教思想体系中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分别找到了恰当的位置。
他在保存罗马法基本精神的基础上，将古希腊的逻各斯精神与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注入法律研究，从而完成了从形而上的两城（耶路撒冷与雅典）融合，向形而下的三城融合转化，一举铸造西方文明核心的基因密码。
他的法本体论，展现了“良知”，如何通过“权威”之“颁布”，而具体化万物之“道”。并借助于柏拉图的“分有”概念，论证了万物之“道”如何向人道转化。
谨以天使博士的法律定义结束本文：法者，无它也，旨在实现共同善，由关心共同体者所颁布之良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