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裁者的寓言
也许，在弥留之际，海尔・塞拉西还会回忆起1963年的荣耀时光。彼时他71岁，还是埃塞俄比亚帝国的皇帝。那年5月22日，31个非洲兄弟国家的政要造访帝国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意在为后殖民时代的非洲大陆建构合理的秩序。领袖们希望非洲以团结一致的形象示人，通过物质和道义的手段来支援殖民地的反殖民斗争。他们谋求对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实施制裁，甚至还关注了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峰会的遗产包括《非洲统一组织宪章》，以及依此建立的非洲统一组织。在1960年的“非洲独立年”之后，非洲人能有机会再一次宣示对自己命运的掌握，自然离不开皇帝的极大善意。
为了让“大乡村”一般的首都配得上这次盛会，好客的老皇帝足足准备了一年。各国代表加在一起有2000多人，远远超出了亚的斯亚贝巴的接待能力。但是，他还是尽己所能举办了盛大的宴会。
身处新闻现场的波兰记者卡普钦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
“宴会上的葡萄酒和鱼子酱都是用专机从欧洲运来的。为准备此次会议，皇帝还特意花了两万五千美元，专门从美国好莱坞请来了歌星在宴会结束前为嘉宾们献上祖鲁部落的民歌。……餐桌上摆放着各种肉、水果、鱼和奶酪，一切食物应有尽有。多层蛋糕上的彩色糖浆往下流淌着。各种葡萄美酒在杯中闪烁着诱人的色泽，并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芳香。音乐在大厅中回响，翻跟头的小丑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开怀大笑。”
在醉人的暖风中，老皇帝和埃及的纳赛尔总统一同出现在众人面前。“阿拉伯民族主义”理论使纳赛尔总统拥有崇高的声誉。与纳赛尔比肩而立，令海尔・塞拉西皇帝的威望达到了新的高度。
从反殖民英雄到独裁者
如今，独立领袖们缔造的非统组织已经为非洲联盟所取代。在非统组织存在的时期（1963年―2001年），非洲的殖民地全部获得独立，至少“从非洲根除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的目标已经达到。然而，在大多数新生的非洲独立国家中，贫穷、腐败、饥饿、政变、独裁仍然挥之不去。非统组织甚至被促狭地讥讽为“独裁者的工会”。伴随政治独裁的，是民生凋敝和政治动荡。种种劣迹使得反殖民英雄们的面目变得可疑乃至可憎。
海尔・塞拉西皇帝的战友，加纳独立领袖恩克鲁玛，1960年出任加纳共和国的首任总统，1964年即厉行一党制，自封为“终身总统”，成了父亲、导师、兄弟、朋友，乃至救世主。一位反对党党员被判处三年苦役，原因不过是当众撕毁了他的画像。当然，他被政变推翻之后，所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赞誉瞬间变成了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谩骂。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穷途末路中的卡扎菲上校，他并非一开始便是个行为乖张的独裁者。1969年，他发动“九月革命”推翻伊德里斯王朝，建立利比亚共和国之后不久，当时的美国外交官对他的评价是，“才智聪颖，说起话来像电台播音员那样音质优美”。可惜那个翩翩美少年，纳赛尔总统的崇拜者，在权力的煎熬中飞快地老去。
可悲的是，即便加纳的恩克鲁玛拥有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学和哲学双硕士学位，他在面对权力时的贪婪，比起那些行伍出身的大老粗同侪也不遑多让。独裁本不该是非洲的宿命，却无奈地周而复始。
非洲确实存在适合独裁的社会根源。历史学家吉尔伯特（Erik Gilbert）和雷诺兹（Jonathan T. Reynolds）认为，宗主国没有留下适应现代化国家的政治框架，导致匆忙独立的殖民地无法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是非洲独裁盛行的重要原因。此外，民族主义诉求、“冷战”大背景和非洲特有的族群状况，使情况进一步复杂化。独裁领袖们往往赋予自己或自己领导的党派无限权力，以此作为整合国家的首要手段。“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他们不可避免地取代了殖民者，成为新的特权阶层。同时，他们试图以种种宏大目标来代替对内政的琐碎调整，使通过独立与反殖民获得的政权合法性不至于流失殆尽。对宏大目标的追求，反过来加强了独裁制度。
“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独裁国家乐于追求现代化，却时常制造出前现代与现代的荒诞混种。
“雄狮之王”海尔・塞拉西就是这个困局的牺牲品。无论早年抗击意大利殖民者，还是“二战”以后为去殖民化而不懈奔走，他都是民族英雄乃至非洲英雄。然而，在亚的斯亚贝巴峰会11年后，经过一系列的骚乱、宫廷政变，他终于被军人废黜，次年在孤独中神秘死去。英雄迟暮令人哀伤，慨叹之余，独裁的一再重演更增添了反思的需要。“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回到1963年的亚的斯亚贝巴，走出歌舞升平的峰会会场，那位波兰记者卡普钦斯基发现了一帮赤脚乞丐。漆黑的夜里，他们挤在宫殿的垃圾堆旁，“狼吞虎咽、专心致志、一丝不苟”地品尝领袖们剩下的残羹冷炙。这里是领袖们无暇注意的角落，却是再真实不过的埃塞俄比亚――一个民生凋敝、贫富悬殊的国度。
卡普钦斯基把这些见闻写进了他的《皇帝》一书，副标题为“一个独裁政权的倾覆”。他本来有撰写“独裁者三部曲”的计划，《皇帝》和关于巴列维国王的《伊朗的王中之王》是其中的前两部，但是关于乌干达独裁者阿明的一本始终没有完成。历史学家的分析指出了独裁制度存在的宏观土壤，新闻记者卡普钦斯基的作品则提供了一个独裁者走向的微观案例。
荒诞的寓言
宫廷中，各色人等举止古怪，仿佛在表演由古代寓言改编的活报剧。怪异氛围的中心，就是海尔・塞拉西，世界上最后一个专制皇帝，曾经的“民族英雄”。在其他周围国家赶时髦般纷纷变身共和国的时候，老皇帝如同古董一般，孤独而焦虑地处于费尽心思搭成的权力金字塔的顶端。
在发表于《纽约客》的书评里，厄普代克（John Updike）说这本书强调了“专制君主无可避免的那种趋向，不管是国王、病夫还是独裁者……都喜欢在停滞中寻求安全”。
推翻老皇帝的政变发生在1974年，虽然血腥，但是可以称得上“完美”。军官们藏在暗处，帝制在不知不觉间被慢慢吞噬。包裹在僵硬外壳中的老皇帝，对周遭毫无感觉，无法意识到自己一而再、再而三的致命错误，也无法意识到长路将尽。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没有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
政变之后，卡普钦斯基回到埃塞俄比亚，四处探访帝制崩溃的亲历者。在《皇帝》一书中，为了保护讲述者的安全，他们的名字几乎全都变成了字母缩写。
皇帝的狗往往会撒尿在贵族的鞋上，但后者却一动也不敢动。这时，F.会用“圣布”帮他擦拭。A.M-M是皇宫内道门的看门人，视开门为“一门儿很有讲究的艺术，既不能早，也不能晚，一定要恰到好处”，因为“尊严的陛下是不能受到任何碰撞或者阻碍的”。在书里，人们反复提到，宫廷的时间被分为“分配工作钟头”“授权命令的一个钟头”“钱箱钟头”“大臣议事钟头”“最高法庭和最终申诉钟头”“讨论国家发展钟头”“讨论国际事务钟头”“军队警察事务钟头”，还有“听取密报钟头”。为了使皇帝能够精准掌握时间，G.H.-M.的责任就是在特定的“钟头”结束时鞠躬。
这些片段中，既有专属于海尔・塞拉西皇帝的荒诞，又有在世界各地以各种形式不断重演的宫廷戏码。就像Y.M.说的，“在政权的最高层永远不会有任何温暖，真是高处不胜寒，人人如履薄冰，每个人都会蜷缩在角落里，伺机把对手推入无底深渊。”皇帝的治理术几乎放诸四海皆准，“他只需要人们对他忠贞忠诚，这就足矣”，“皇帝陛下喜欢那些表现不佳的大臣”。此外，这些片段还揭示出了老皇帝通往权力顶峰之路，在社会中蔓延的不信任感，权臣成为皇帝的替罪羊，等等。
职责和等级的不同，造成了讲述角度的差异，营造出一种罗生门式的复调效果和道德意义。海尔・塞拉西并不是个传统意义上的暴君，他一度相当注意国家的现代化，试图通过开办西式教育、废除奴隶制度与酷刑、交好西方，甚至篡改历史等途径，来达到这个目标。他的所作所为，不比许多前辈更加残暴、昏庸或僵化。
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凡人，经常会犯错误。一旦事情开始失控，他便又走回前辈们的老路，杀戮、警察治国、控制媒体、自我陶醉，以及强烈抗议国际社会干涉埃塞俄比亚内政。
覆水难收，1963年的荣光无法复制。废黜皇帝时，军政府的新闻稿声称，“尽管人民有良好的意愿信任皇帝，把这作为国家统一的象征，海尔・塞拉西却利用自己的威望、尊严和名誉盗用人民的财富为自己谋取私利。结果导致了国家的贫困和衰亡。”――然而，军政府上台后的所作所为，与他们指责的皇帝如出一辙。
更高的真实
1978年，《皇帝》在波兰出版，甫一面世就受到了广泛的欢迎。那时，老皇帝已经去世，但是非洲大陆上的“终身总统”“救世主”们仍然活跃在舞台中央，独裁统治的压抑与恐怖还没有什么变化。
对于曾经经历过纳粹德国的入侵和统治，并且当时仍然处在苏联控制之下的波兰民众来说，《皇帝》这本书中的种种描述丝毫也不陌生。
许多论者认为，作者笔下的埃塞俄比亚帝国的故事，是对现实中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权的影射。据说，在《帝国》的出版过程中，卡普钦斯基曾经打电话给出版社，要求增添一段皇帝建造昂贵水坝的故事，当时波兰政府刚刚通过一项动议，要在维斯瓦河上建设虚张声势的防洪工程。在书中，卡普钦斯基以嘲讽的笔调写道，“他命令在尼罗河上建大坝，是因为他想向世人证明，他的帝国在发展壮大、蒸蒸日上，那些所谓贫穷落后和贪污腐败纯粹是那些对君主国怀有敌意的人对王朝的恶意诽谤”。
在1978年公映的电影《没有麻醉》（Without Anesthesia）中，波兰的国宝级导演瓦依达（Andrzej Wajda）以卡普钦斯基为原型创作了男主角，那是一个几乎被荒诞生活打败的名记者。此外，瓦依达还有把《皇帝》改编成电影的念头。不幸的是，沃辛斯基（Marcel Łozi��ski）于1979年写就的剧本遭到了审查官的否决，从此再无下文。有意思的是，虽然改编剧本遭禁，但是卡普钦斯基的原著却照出不误。
1983年，《皇帝》被译为英文，为卡普钦斯基赢得了世界性声誉。此后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将近30种语言，给他带来了众多新的忠实读者。随着声名日隆，他开始为《纽约客》《纽约时报》和英国的文学期刊《格兰塔》（Granta）撰稿。然而，《皇帝》的真实性也遭到了许多质疑，因为其内容似乎太过精巧，那些正在讲述的字母缩写，仿佛就是卡普钦斯基的化身。
卡普钦斯基经常游离于记者和作家两个身份之间。他习惯于随身携带两个笔记本，一个为自己供职的波兰通讯社撰写新闻稿，另一个笔记本则用来记录游思。他曾经6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马尔克斯称赞他是“真正的新闻报道大师”。拉什迪（Salman Rushdie）则推崇他的作品是“新闻报道与艺术创作令人惊叹的融合”。不过，鉴于他的记者身份更加广为人知，许多人认为，如果他能在作品中指明真实与虚构的界线，效果可能会更好。
从另一方面看，逾越传统意义上的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其实未尝不是抵达了“更高的真实”。寓言式叙述使《皇帝》的故事具备了普遍的内涵，那个皇帝堪称塞拉西、卡扎菲等一系列非洲独裁者的缩影。
卡普钦斯基曾经这样表述自己的写作理念：“一切都是隐喻，我志在寻找普遍性。”
卡普钦斯基的旅程
1932年3月4日，卡普钦斯基出生于时属波兰的平斯克，父母都是教师。在平斯克，犹太人、波兰人、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及亚美尼亚人混居一城，同为贫穷所困扰，家乡仿佛是整个第三世界的缩影。他后来回忆说，“他们是没有国家的人，因而也没有国族认同。……我时常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重新发现我的家乡，重新发现平斯克。”
卡普钦斯基7岁时，苏联占领了平斯克。学校突然开始苏联式的教育，周围时常出没身着天蓝色制服的苏联秘密警察，教堂被摧毁，邻居、同学和老师开始不断“失踪”，他自己也曾经被苏联士兵殴打。“失踪”的人，大多被驱逐出境。再后来，他的父亲也“失踪”了，所幸逃脱了死亡。
生活充满了恐惧，“隔天晚上，窗门上传来一阵捶打声，敲得那样的密集，那样的侵犯，那样的粗暴，好像天花板随时都会掉下来，几个红军和文职人员冲了进来，紧张快速，横冲直撞，好像后头有凶猛的狼群追着不放似的，步枪立刻指向我们，让人怕得要命……”许多个晚上，一家人都要和衣而卧，以防不期而至的驱逐。
1941年，纳粹德国赶走了苏联人，成为平斯克的新主人。他们屠杀了城中的大部分犹太人，而犹太人原本占小城人口的绝大多数。1945年，作为“解放者”的苏联人又回来了，波兰乃至整个东欧沦为苏联的卫星国，平斯克也并入了白俄罗斯。卡普钦斯基则在波兰求学，后来又进入新闻业。
1956，波兰爆发了针对统一工人党政权的大罢工，史称“波兹南事件”；匈牙利成立了多党联合的纳吉政府，旋即被苏联军队血腥镇压；而赫鲁晓夫则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了揭露斯大林暴行的秘密报告。就在这一年，卡普钦斯基获得了出国采访的机会。他供职的《青年旗帜报》的主编送给他一本希罗多德的经典著作《历史》，他从此与希罗多德结缘。
卡普钦斯基晚年回忆说，“我很有意识地去学习《历史》的报道技艺，而希罗多德犹如我的良师。”他发现，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罗多德是“一个造诣极高、无与伦比的记者，他出门远行、留心观察、与人聊天、聆听别人讲述故事。之后，他会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认真记录下来，换句话说，就是认真记在脑子里”。这位良师对他启发最大的是面对异文化时的态度，“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长大，他们的世界观是由多种不同元素组成的，他们被边缘化，与人有距离感、有差异，但同时又兼有多样性”。
类似的多元文化背景，使卡普钦斯基与希罗多德一样，能够意识到文化中心主义的危险；也使他们着力于扩张自身“世界”的边界，乐于分享他人的喜乐。
从1962年起，卡普钦斯基成为波兰通讯社的驻外记者。他首先在非洲常驻五年，在短暂的苏联之行后，又在拉丁美洲工作五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波兰通讯社只有他一个人负责报道幅员辽阔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在他看来，“20世纪不只是极权主义和世界大战的世纪，也是史上殖民地自治化的伟大时代。一百多个新国家出现在世界地图上，至少在形式上，整块大陆获得了独立，第三世界诞生，人口统计学上的数字激增，发展贫乏的国家人口以多于富裕国家三倍的速率增加，造成了许多问题，成为21世纪的烦恼。”
1981年，因为深入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采访报道团结工会，卡普钦斯基被归入异见阵营，因此被雅鲁泽尔斯基政府取消记者资格。在这以前，他都不曾和体制正面冲突过。
东欧转轨和前苏联解体之后，垂暮之年的卡普钦斯基，又为世人奉献了一部解剖极权主义的巨著――《帝国：俄罗斯五十年》。
2007年，卡普钦斯基与世长辞，受到了各方的怀念。但是，坊间很快又出现了他曾经与波兰情报机构合作的传闻。据解密档案显示，若干年里，在游历与报道之余，他确实为情报机构撰写过关于外国政情与民情的报告。对此，卡普钦斯基的遗孀对路透社记者说，自己的丈夫并不是间谍。与政府签订合作协议，是当时环境下换取出国机会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解密档案也显示，一位情报部门的官员曾经抱怨说，卡普钦斯基从未带来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只要不是从偏执的“清算历史”的立场出发，就不难谅解卡普钦斯基的境遇。毕竟，通过与当局妥协而赢得的出国机会，使他得以成就一位国际记者的生涯，“亲历27场革命和政变，四次被判死刑，40余次被拘捕关押”，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华尔街日报》的下述评论可谓对他的盖棺定论：“当我们的孩子想去了解20世纪晚期的残酷时，他们就应该去阅读和研究卡普钦斯基。”
文章来源：《中国改革》2011年第10期 发布时间：201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