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尚书》又称《书》、《书经》,为一部多体裁文献汇编,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喻中教授在《风与草》的自序中说:“从汉代开始,它作为居于权威地位的教科书, 长期备受推崇,数千年间,一直充当了塑造中国心灵、中国固有文化的核心经典。因此,要真正读懂中国,读懂东方文明世界,尚书是起点,是钥匙,也是一座绕不开的津渡。”
上古之书并非与我们毫无关联。我们看到河北省社科院和福建省屏南县财政局的干部招聘,通过精心设计的看似公正的程序将竞争人士排挤掉,从而达到“根据萝卜挖坑”而招聘内部子女的效果,企图实现权力在血缘代际之间的传承。喻中教授对《甘誓》的解读让我恍然大悟,原来萝卜招聘的思想就是来源于夏启的家天下。
据传说,大禹死后,根据禅让的惯例本应由贤者伯益接任天子之位,然而启却打破这个惯例,在诸侯的拥戴下继承了帝位,中华文明从此开始了家天下的历史。诸侯有扈氏(启的同姓兄长)认为启的继位违反了让贤的政治传统,不具有合法性,从而向启发起了挑战。启则指责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
喻中教授认为,“比较有扈氏与夏启各自的观点,可以发现这是一场合法性与正当性之争。”夏启指责有扈氏轻慢了人伦之道和自然法则,应受惩罚,自己则是代天行罚,当然具有足够的正当性。然而夏启的武断宣示仅是给有扈氏戴上“莫须有”的罪名,而未论证有扈氏是怎样“威侮五行,怠弃三正”。这恰似今天在面对公众质疑“萝卜招聘”时,招聘单位会以各种借口来开脱:如招聘符合法定程序、照顾内部职工子女是人之常情等。这些借口初听之下,让人深以为然;仔细琢磨之后才发现那些都是强者的道理,“笑骂由你、利益我独享”而已。
夏启与有扈氏之战虽然是夏启胜利了,但是有扈氏却得到了作者更多的同情:夏启违背了“让贤”这一传统的政治准则。作者给有扈氏的极高评价是与传统史书截然不同的,因为“历史总是由获得胜利的一方书写的”。相对于夏启为了家天下的诉诸武力,有扈氏是在捍卫一个“天下为公”的政治传统,“有扈氏即为这个伟大的政治传统的殉葬者,他虽然被夏启的武力所灭,但他所代表的政治观念自有其不灭的价值。”
现今,家天下的政治体制已被历史所抛弃,萝卜招聘的权力世袭思维同样是与时代潮流相违背的。而跳出这一恶性循环的方式正如有扈氏所坚持的“天下为公”理念。正如喻中教授所言:“理想中的圣君贤相体制听上去很美,但却难以变成看得见、摸着的政治实践,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圣君贤相的出现只能是意外与偶然,甚至就像划过夜空的彗星,可望而不可即。”而如今,“政治合法性的论证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关心祭祀祖宗、祭祀上天,已经转移到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了。”凡是对公共职位的觊觎和垄断,都会造成社会的不合理。萝卜招聘在貌似合理的同时,也堵塞了底层人们的上升途径,从而使公共职位成了世袭之地,造成了庸者上、能者下的消极结果。这需要在构建和完善事业单位招考制度的同时,通过权力来源者对权力行使者的有效监督,以达到使后者警醒和敬畏的目的。
夏启亡故之后,其继承人太康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不务正业,后羿不堪忍受太康之恶于是驱逐了太康。第一次权力世袭的恶果也预示了这种权力更替模式的不正义和腐败的必然性。喻中教授对有扈氏的正名和对太康亡国必然性的认识,让我们体会到了《风与草》的思想价值。“君主为政之德若风,小民从化之德如草,加草以风,无不倒伏;仿佛化民以德,无不追随。”作者关于风与草的解读,给了读者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