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病”与“德国人的恐惧”
所谓“德国人的恐惧”并非空穴来风。早在1988年，在德国就已经有一部题为《德国人的诸般恐惧的书问世。该书历数德国人种种令人忧虑的情绪和心态，就连德国人对于环保的特殊的热情，也被该书称为“环境歇斯底里症”。近年来，“德国病”有增无减，呈加重的趋势，2005年亚洲禽流感蔓延到欧洲，德国人异常恐慌，一时间争相注射疫苗，1600万支疫苗被抢购一空，而这个数字本来是为了应对2005―2006年度流感爆发而贮备的总数。当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时，科隆市则发生了一件可以载入该城史册的事件：科隆人因为过度恐惧，居然忍痛割爱，取消了每年一度雷打不动的狂欢节游行。而在精神卫生方面的状况同样堪忧：德国人现在每年要消费2000万盒抗抑郁药物，这个数字是10年前的两倍。在社会层面上，十几年来，德国社会各界早已认识到德国社会必须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如劳动力市场、养老金、教育制度等方面的改革都已刻不容缓。但是在改革面前德国人却犹豫不决，改革迟迟难以大刀阔斧地推进，而真正进行改革的政治人物则遭遇了大选失败的命运。无论是当年推行新东方政策的勃兰特，还是力主欧洲统一的科尔，或是实行社会改革的施罗德，他们的大选失败都与改革有关。德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不禁扪心自问：为什么同样的情形在世界各地都上演，而其他国家的反应都比较沉稳，却唯独在德国引发了如此巨大的恐惧？结论是清楚的，正是因为“德国人的恐惧”在作祟，这个概念也充分体现了德国特色，故德语的“Angst”（恐惧／害怕）一词承载了其特殊的德国特性，无法恰当地译成英语，故这个词不得不作为外来词被收入英语。
所谓“德国人的恐惧”最早是被美英的学者、新闻评论员在德国的经济生活中诊断出来的。其后，有关“德国病”的讨论被炒得沸沸扬扬，各种说法不绝于耳，其中2006年出版的一本探讨“德国人的恐惧”的著作引起了德国媒体和社会的关注，这就是萨宾娜・伯德的《德国病――德国人的恐惧》。
萨宾娜・伯德是记者、媒体评论员出身，她把心理分析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以新闻记者特有的职业敏感从心理分析、精神病学的视角出发，来审视战后的德国社会，特别是德国人的心态，得出了颇有说服力的结论。她的方法是对德国政界和人文科学界的名流、大脑研究专家、心理治疗专家、作家、批评家、金融界巨头等各阶层代表人物进行一系列访谈，对访谈的结果加以分析和评论，最终形成了这部受到广泛关注的著作。她在书中得出的结论是：“德国人的恐惧”不是生理的，而是心理的，或者确切地说，是由心理到生理，最终成了一种病，其病原体在于历史，其根本原因是二战的惨痛经历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尤其是德国人没有能够卸载大屠杀给德国人造成的道德重负。正是因为这个历史问题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给德国人造成了强大的心理压力，德国人内心产生了一种超强的安全感需求，致使德国人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处处畏首畏尾，行动迟缓。而且更加让人感到不安的是，这种恐惧感不但使经历过战争和战后匮乏时期的德国人身染“德国病”，而且这种恐惧感早已传给了后代，使没有经历过战争和战后匮乏的后代也身陷沉疴，不能自拔。既然研究“德国人的恐惧”，那么就要首先弄清德国人究竟怕什么？伯德列举了战争刚结束时德国人最大的恐惧：
对于饥饿和贫困的恐惧／对于朋友、亲属和家人死亡的恐惧／对于纳粹恐怖统治可能卷土重来的恐惧／对于遭受侵略的民族和国家实施报复的恐惧／而最深层的恐惧，则是对于虚无的恐惧／等等。
时过境迁，现在的德国经济繁荣、政治稳定，早已跻身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行列，但是德国人的恐惧却挥之不去，当今德国人最害怕的仍旧有：
对于失业的恐惧／对于恐怖主义的恐惧／对于战争的恐惧／等等。
其实这些恐惧远远不是全部。除了上述的种种恐惧之外，在德国媒体的讨论中有更多的恐惧浮出水面。德国《明镜》周刊于2006年35期刊登标题文章《生存感：恐惧》一文，列举了德国人更多的恐惧：
生活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里的恐惧／对于在一个劳动分工精细的世界里未曾体验过的生活的恐惧／对于自身死亡的恐惧／对于自己的自由被滥用的恐惧／对于在一个高流动性的社会里丧失故乡的恐惧／对于技术控制人的恐惧／对于技术和经济全球化的世界里一切事物越来越复杂化的恐惧／对于职业生涯中遭受失败的恐惧。
尽管“德国人的恐惧”“千姿百态”，但归结起来，可以概括为一个，即“害怕失去既得利益的恐惧”（Verlustangst），而且是生活越好，恐惧越强。
面对这个现象，伯德走的是精神分析的路数，即心理问题的产生是由于不幸的往事淤积在心中未能被言说出来，给当事人造成了种种精神重负，导致当事人在各种事物中失去自信，终呈病态。所以在她看来，二战的惨痛经历之所以未能消除，关键在于战后的德国人对于往事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因为发动战争和种族灭绝的双重罪行犹如一个沉重的道德十字架，压在德国人的心头，致使德国人失去自信，故而“胆小如兔”。顺着这条思路，伯德从两个方面分析了历史问题对于德国人心态的影响：一是历史问题对于战后德国人的影响，二是这种影响如何被传给了未体验过战争和战后匮乏的后人的影响。在这个分析的基础上，作者开出了治疗“德国病”的药方。
因为年龄的不同，人们遭受战争影响的程度亦不同。伯德在其著作里把战后德国人分为几个不同的年龄段，一个是直接受战争影响的一代，即“士兵一代”；一个是20世纪30―40年代出生的人，即“战争儿童”（Kriegskinder）；接下来是战争结束前后出生的人，即“废墟儿童”（Trümmerkinder）；然后是未受战争和战后匮乏摧残的后辈。不同年龄段的人，有着不同的气质和心态，但其中“战争儿童”一代人的心态对战后德国人的心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德国人的恐惧”作为一个集体特征，其最重要的载体是“战争儿童”，因为这些人在战后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的行为和心态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最大。此外，这些人对战争有着特殊的恐惧，正是他们把这种恐惧传给了其后代，使得“德国人的恐惧”终于成了“德国病”。
这场战争早已过去，但却未成为过眼云烟。为什么这场战争及大屠杀在战后会给德国人造成如此大的心理负担，为何战争的后遗症至今仍挥之不去？关于这个问题，作者从战后德国的政治文化入手，细致地分析了战后德国政治文化对于德国人集体记忆的影响。
战后德国在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上堪称典范，但是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从战争结束到“68运动”前，由于种种原因，其中特别是冷战的影响，德国的政治文化异常复杂，左、中、右三种观点分歧极大，而总的政治文化趋于保守。许多纳粹的骨干重新踏入政坛，保守的右翼人士力图淡化德国的罪责，认为历史问题不可一概而论，需要“讨论”；一部分对于“大德意志”恋恋不舍的右翼人士还力图掩盖德国的罪行。一时间，“被驱逐者文学”的作品一版再版，这些作品极力突出“德国也是受害者”的形象，以此来淡化德国的罪责。而更多的、普通的德国人则无法面对史无前例的人道主义罪行，他们的态度是消极的回避和排挤（verdr�|ngen）历史，缄口不谈往事，造成历史性的集体失语症，“德国病”的病因正是这个集体失语症。在整个“经济奇迹”时期，德国人埋头工作，拼命挣钱，不谈政治和历史问题，便是这种回避态度的一个佐证。从这个角度看，战后德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倒正是这种政治冷淡症的副产品，这种现象被作家拉尔夫・乔达诺称为“第二次罪行”。正是这种回避，延误了德国人对于往事的反省和清算，使巨大的心理负担长期压在德意志民族的心头，造成全民性的心理压抑，其结果必然是“德国人的恐惧”。直到叛逆的“68一代”忍无可忍，奋起质问其父辈时，这种“捂盖子”的情况才开始改变。“68一代”在媒体、学校和学术研究中广泛探讨历史问题，反省父辈们的作为，纪念在战争和大屠杀中被杀害的人们，催生了一个独特的“纪念文化”（Gedenkkultur），极大地改善了德国的国际形象。但是尽管如此，就连这些反叛的一代也未能摆脱一种集体的羞耻感，对身为德国人感到耻辱。在这种政治文化中，德国人的民族和国家认同遭遇了极大的危机，受访者、1968年出生的作家汤雅・迪克尔说：“如果一个国家曾经如此地蹂躏过其他国家，那么事后就不能抱怨其后代们对其祖国不可能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
从“68一代”开始，德国展开了持续不断的关于历史问题的讨论和争论。但是在伯德看来，这些讨论和争论并未解决问题，关键在于这其中有几个要害问题未能得到解决，这就是本书的关键所在：从1968年前后开始的对罪责问题的反省和清算，都停留在精神和意识的层面，虽然“68一代”表现出了令人肃然起敬的道德勇气，但是历史的反省未能直捣德国人的心灵深处，即这些讨论都缺乏“对自我的同情”（Mitgefühl mit sich selbst）。“同情自己”并非像某些极右分子那样，高调强调“德国人也是受害者”，而是强调，如果探讨历史问题只是停留在道德层面上而缺乏情感的投入，不涉及深层意识和心理层面，仅靠认知和理智无法实现被压抑情感的宣泄。而每一个个体内心被压抑的恐惧和不良情绪得不到释放，德国人心中的道德重负就无法卸载。换言之，如果不把德国人积压在内心深处的痛苦拿出来放到公共领域去讨论，深藏在德国人心灵中的恐惧感是无法消除的。
基于这个考量，作者在访谈中着重探讨了战后五六十年代的“家长”们“捂盖子”和“68运动”中后辈们“揭盖子”的过程。如前所述，身陷历史重负无力自拔的德国年长一代人，面对历史问题时极其无奈。面对子女们的“你们在纳粹时代干了些什么？”、“你们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你们为什么认为安娜・弗兰克的日记是假造出来的？”的质问时无言以对，只能含糊不清地以“什么也不知道”，或是“我们只是奉命行事而已”搪塞过去，或者干脆就拒绝回答。但是他们面对历史不但感到愧疚，而且极其无奈和恐惧，他们常说的话是：“再也不要……”（Nie wieder）。由于战争后遗症和人道主义罪行的双重压迫，无论是“当兵的一代”，还是“战争儿童”一代、“废墟儿童”一代，都不愿意向子女讲述当年的事情，所谓“家庭故事”（Familiengeschichte）缺席，“叙述传统”断裂，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概括地说：无论直接还是间接经受过战争摧残的人，内心都留下了精神创伤，即所谓“Trauma”。
进入20世纪80年代，精神/心理创伤研究（Traumaforschung）在德国立足，逐渐开始有人用精神创伤的方法来研究“德国病”，得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意义的成果。曾经受过精神创伤的人遇到问题时倾向于采取回避的策略，不敢正视真正的问题所在，而是通过过度反应或是淡化问题来回避问题本身；每当手足无措时，他们便找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来转移注意力，如养花种草、玩填字游戏等等，德国各种杂志上的填字游戏极受欢迎，与这种心态有莫大的关系。受访者、精神创伤专家路易斯・雷德曼认为，精神创伤后遗症的症状首先是对任何事物都保持疑虑、缺乏信任感，他们内心充满怀疑和不信任（Misstrauen）；其次是安全感丧失，缺乏决策能力，遇事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受访者、克林顿政府驻德国大使约翰・科恩布卢姆对于德国公共领域里喋喋不休地争论历史问题的现象感到迷惑不解，孜孜不倦地力图弄清这个现象。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思考，他得出的结论是：“人们至少可以暂时得出结论，认为这个国家仍然遭受着相当严重的精神创伤的折磨”，在他看来，所谓“德国病”便是这种“精神创伤后遗症”的明显症状。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德国人的集体“精神创伤”呢？
第一个原因是战争本身。在战场上作战的人所经历的惨烈场面无疑最容易造成精神创伤。关于这一点，伯德在书中作了生动、详尽的描述。
第二个原因是纳粹时代及战后时期的“压制式教育”（repressive Erziehung）。纳粹时期颇为流行的一本育儿手册、医生约翰娜・哈勒撰写的《德意志的母亲与其第一个孩子》给母亲们制定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强人”。哈勒警告母亲们在育儿时不要给予婴儿与幼儿“太多的温存”，相反可以对孩子实行体罚，为的是要让孩子长大后对自己和他人都成为“硬汉”，随时做好奉献和牺牲的准备。这种被称为“黑色教育学”的理念在德国根基深厚，影响亦深远，哈勒的书自1934年出版后售出了70万册，“黑色教育”的后果是阻碍了儿童的人际关系及爱的能力的发展。即便战争结束后，德国的家庭教育中暴力依然司空见惯，“暴力是很平常的事”，一如作家乌韦・梯姆所说。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体罚已经减少，但是经历过精神创伤的长辈们有意无意地对其子女提及战争和匮乏的恐怖，使儿童们也被其父母实施了一次精神创伤，其最著名的例子便是海湾战争爆发时德国的“中小学生反战游行”，让人迷惑不解的不是游行示威的动机和规模，而是参加游行的人中有大量的12―17岁的中小学生。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是在上午的上课时间参加游行的，也就是说，他们的行为得到了学校领导的默许甚至是支持。
第三个原因是遗传。美国的精神创伤专家蕾切尔・耶胡达指出，如果父母中有一方患有精神创伤后遗症，则其子女中患精神创伤症的几率高达50％，如果父母双方均患有精神创伤后遗症，则后代患此种病的几率高达80％。最新研究结果表明，心理负担也会遗传，而且遗传在母腹中便已开始，美国“9・11”事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当然，不同的人对于精神创伤的承受力是不同的，而且创伤的程度和方式对于后遗症的影响亦不同。
战争是由德国发动的，但是德国受到战争影响的程度也异乎寻常地大，战争结束后，德国的人口受损情况是极其惨重的。它不但直接给战后德国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给德国人的心灵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梦魇，而且留下了顽固的后遗症。
后遗症之一，是影响了出生率。两德统一前，西德和东德的出生率均属东西方阵营的最低，而现在德国的生育率亦居全球最低，这个现象与“没有爸爸”的现象所引发的后果关系甚大。2005年，《南德意志报》曾刊登一篇题为“德国人的恐惧使人不孕”文章，详尽地说明“没有爸爸”如何会降低孤儿或单亲家庭子女的受孕率以及出生率，所以“没有爸爸”又间接造成了“没有子女”（Kinderlosigkeit）的现象。此外，“没有爸爸”还造成了许多奇特的社会现象。譬如，正是这一个年龄段里的许多德国男人惧怕成功的女人，因为在这个年龄段里，大量的男童是在母亲的抚养下长大的，而这些母亲又因为没有丈夫的支持而不得不独立持家，故而必须付出更多的精力，表现出更强的生存意志，使得儿子辈一方面失去了父亲的关照和榜样，另一方面使之充分领教了女性强悍的一面，从而对于成功女性产生畏惧心理。除此之外，“没有爸爸”的状况对家庭、婚姻、青年人的“社会化”都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如上所述，精神创伤对于战后德国人的影响不可忽视。但是精神创伤学的研究成果也表明，受过精神创伤的人当中，只有5%―30％的人会终身无法摆脱精神创伤的影响，而70％的人会逐渐痊愈。那么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既然已经摆脱了精神创伤，为什么如此多的德国人不愿谈及往事？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就从心理层面转移到历史层面，涉及战后德国对于历史的看法和处理。本来已经摆脱梦魇的德国人，在战争和人道主义双重罪行的重负下，无法面对历史问题，从而无法对于德国或德意志民族保持一种平常的心态，在国家和民族的认同上出现两极分化的倾向，他们或者是厌恶这个曾经产生希特勒的民族，淡化自己的德国身份，或是反之走向另一极，过分强调自己对于德意志民族的认同，因此产生了一个世界上少有的国家认同的危机。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的研究证实，如果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人口中不愿意认同于自己的民族或国家的人数较多，这个国家或民族就缺乏凝聚力，而缺乏凝聚力的国家或民族就会缺乏自信，面临危机或问题时就会畏首畏尾，变得“胆小如兔”。
在这种氛围中，相当多的人遇到问题时缺乏乐观情绪，永远做好最坏的打算，不相信事情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即所谓“悲观看问题”（Schwarzseherei），这就催生了“问题导向”的思维：一遇到问题，“我们立刻就倾向于认为，没有任何人的处境比我们的更坏……我们看到的是问题而不是问题的解决”。在这种思维的导向下，人们缺乏冒险精神，总是感到自己成为了牺牲品，无助感特别强烈。
著名社会学家拉尔来・达伦多夫对此曾有一个形象而精辟的论述。2005年，他曾在《法兰克福汇报》上撰文，问道：“德国人怎么啦？”熟谙英国国情的达伦多夫说：“我向您保证，在英国，诸如‘哈尔茨改革方案Ⅳ’或‘一欧元工作’之类的概念连一天也熬不过去。”德国人说“改革”，托尼・布莱尔则说：“现代化”，德国人说：“重新调整”，布莱尔则会说：“更好地调整”。德国总统科勒尔在2005年大选前的一次电视讲话里论述重新大选的必要性时，对德国的形势作了一番令人沮丧的描述：“我们的国家面临着艰巨的任务，我们的以及我们孩子们的前途岌岌可危。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没有工作，许多人常年失业。联邦和各州的财政都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困境。目前存在的联邦制已经过时。我们的孩子人数太少，我们的社会越来越老龄化，而我们还必须在全球性的激烈竞争中立足。”达伦多夫对此作了思考，他假设如果是英国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来作这样一个演讲，她将如何措辞。在达伦多夫看来，伊丽莎白女王大概会这样说：“我们的国家面临艰巨的任务。我们的以及我们孩子们的前途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劳动市场里的变化在挑战我们的想象力。政府有能力、也将会给那些自己无力帮助自己的人提供帮助。但是我们将不会为了我们自己的舒适而用沉重的债务来压垮我们的孩子们。在政治当中，首要的任务在于，在凡是有人生活的地方，即使在边缘地区，也要作出决断。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使我们的联邦制更加现代。我们的社会虽然越来越老龄化，但是却有其公民丰富的经验可资借鉴；当然，这个社会知道，促进家庭的发展特别得重要。对于我们来说，全球性的竞争乃是创新和发挥主动性的动力。”
不管是否承认德国目前的状况是“德国病”，这个现象已经引起了德国社会的广泛关注，因为德国社会的发展已经受到其严重的制约。应对“德国病”，德国人将何去何从？本书作者伯德援引大脑研究专家许特的话说，人应对不幸的过去的方法归根结底就是一个：“这就是相信最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信念。”具体而言，树立信念的渠道有三：一是家庭，二是对上帝的信仰，三是一个秩序井然的共同体，即民族，而德国社会在上述三个方面所拥有的资源均属匮乏。所以伯德号召通过传说、习俗等方式把传统注入儿童的心中，例如讲述家庭的故事、童话故事、《圣经》故事，以此来树立幼童的信心。童话故事无论如何恐怖，最终都是皆大欢喜，这就给儿童树立一种乐观的心态基调。另外更重要的，是在讨论历史问题时，不能仅仅停留在理性探讨的层面上，而需要注入情感，在无意识的层面上消除现代德国人心中的病根。需要做的是，一是感知自己的痛苦，把自己曾经受过的苦难道出来；二是设身处地地感受别人的痛苦，感受受害国人民的苦难，即所谓“同感”（Mitgefühl）。
但是无论如何，德国社会现在的第一要务就是言说，要“说出来”，也就是“讲故事”。鉴于家庭故事的讲述有神奇的功效，因此“讲故事”的作用是巨大的。“讲故事”承担着延续传统，树立信心的任务，而当前德国所面临的恰恰是传统的断裂，所缺少的恰恰是信心的树立，而传统是公民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源泉。这里指的当然是在正视德国历史、不回避历史问题和民族责任的基础上延续德国“善”的传统。而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德国社会在历史问题上的集体失语症，使得“讲故事”的传统中断了，这一中断后果极其严重。
除了德国人应当正视“德国病”、 恢复信心之外，伯德还着力强调媒体的责任，指出目前以盈利为导向的媒体对于“德国病”的产生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一种产业，媒体为了盈利，不惜夸大灾难，制造卖点以提高销量，这在客观上迎合了本来就缺乏乐观态度的德国媒体受众，使本来就受着“精神创伤后遗症”折磨的德国人更加丧失信心。所以媒体应该正视自己的责任，不应助长德国人的“问题导向”思维。
其实，所谓“德国病”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正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要根除“德国病”，也并非可以一蹴而就，还要不断地努力。疾病尚未根除，德国仍须努力。
注释:德国病――德国人的恐惧,（Die deutsche Krankheit��German Angst）
萨宾娜・伯德(Sabine Bode)著,Klett-Cotta, Stuttgart, 2006 作者简介：李伯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文章来源：《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