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心路历程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心路历程
――《两岸行政程序法制之比较研究》自序
万分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教授为这本书的出版题词，也谢谢我的博士指导老师 许崇德教授为本书作序。这本书是在我
祖国大陆的朋友都很好奇，何以我年过半百，会放下一切去读书，更何况去了北京，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所为何来?我的答案是:那是价值观的问题，是一个不放弃自我实现的问题。我生长在一个普通公务员的家庭，父亲朱龙�Q先生，同时也是一位业余知名的书画古琴家，曾是杭州西泠书画社的社友，雅好琴棋书画。他对我的教导极为严谨，期望尤深。他是一个本职工作并不如意顺遂的人，当然也寄希望于儿子能有所作为。然而，扪心自问，年少的我，上进有心，努力不足，更少了一份脚踏实地、坚苦卓绝的毅力。因此对读书用功总少了份决心，对人际的交往周旋却多了份所好。大学毕业后更无继续深造的具体努力，实在有负父亲的期许。1968年7月与9月间父亲先后两封家书中都训示着:
目下情势所趋，若仅大学毕业欲有作为实不多见，又况吾家寒素，人事因缘不广，故欲奋志有为必须再求深造，在学问上多建基础为今后之大目标，汝其力自奋勉，莫负老亲的期望。
中国自汉以来取录人才最重资格，期间虽多幸进之辈，但选拔人才多从此资格着手，尔宜力自争取博士学位，不可稍忽为要。
父亲于1975年因病去世。三十二年后的今日，我重读此信，实感惭愧。我1969年（26岁）进入青年救国团工作，正式踏入社会，自30岁那年起真正自觉性地喜欢上阅读，第一部下定决心圈点精读的是文言版的资治通鉴，而后汉书、史记、韩非子、孙子等古典书籍也列入必读之谱。工作与阅读竟然成为我日后常年来生活的模式。虽然父亲去世多年，但我经常翻阅重读父亲写给我的二百六十三封家书，父亲的慈祥与严肃，疼爱与训诫无时不浮现脑际，身为他承先启后的孤子，我不愿负其所望，在有生之年我一定要肯定自我。于是攻读硕博士的念头，油然而起。
惜因当时身负主管职务工作忙碌，一时也无法如愿。1981年（38岁）3月我奉中国国民党中央之征调出任基隆市党部主任委员一职，自此转入党务系统工作，而后累迁至桃园县、台北县党部主委、台湾省党部副主委、台北市党部书记长、副主委、主委、中央组织工作会副主任、社会工作会主任等职位。
1992年我趁时任台北市党部书记长，系幕僚长而非单位负责主管之便，乘机读一个硕士学位（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而后又兼任教职讲授两岸关系、中国大陆法律制度、宪法，以及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变迁于朝阳科技大学、东吴大学、世新大学。2000年我积极找寻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以圆一梦。当时的设想是去美国或中国大陆。唯我认为在台湾留美博士何其多，而两岸关系、民族情怀是永远无法分割的，况且自年少以来，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的崛起，是我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挥之不去的情怀。政治的现实甚至残酷，往往使得两岸在宣传的手段上，抹杀了、扭曲了历史的事实，要真心了解个中堂奥，只有深入其境，于是我选择了前往大陆。上海是个经济重心，北京是个政治重心，于是我又选择北京作为我攻读博士的设想点。
依大陆的学制惯例，考博之前先要有位博士生导师愿收你为徒，以便将来入学之后有所师承，但我在大陆举目无亲，一无相识，更遑论去拜名师了。天助有心人，透过辗转介绍，结识一位未曾谋面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郭震远教授，就是他的延引，托人向许崇德教授推荐，问他可愿收我这一位台湾学生?为此，我向单位请了几天假前往北京，专程拜访素昧平生的许教授。
此行是我第一趟去北京，一则以拜望许教授，二则自我推荐，让许教授评估我这未曾谋面的人，他可愿收我为弟子?
许教授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温文儒雅，颇有长者之风。只可惜那时他不巧因病住院，病房不宜久留以免妨碍患者的休息。经过一番恳谈，临别时，我握着许老师的手，轻声道:“许老师，我是专程来看您的。”他微笑颔首称是。步出病房之际，我直觉到许老师在望着我离去的背影，我回头一望，当四目交会的刹那，我察觉到许老师很喜欢我，或许，我真的成为他唯一的一位台湾学生。当下会心的喜悦，伴随我离去的身影，时间伫留在
入学报到后，我被分配在研究生第三宿舍（品园三号楼）531室。当日傍晚，许老师和师母带了水蜜桃、苹果、热水瓶、烧开水的电热水器来宿舍看我，一则看我的住校环境，二则再三叮咛“生活上有什么不便处，随时告诉我”。同时交代了几位他的内地学生就近招呼我。面对许老师与师母的慰问探访，一个曾在外面有过事业，曾在诡谲的政治圈中游走过的我，竟也像个无助的游子，在他乡遇故知似地感动不已。我和许老师的师生缘从此开始。
开学之始，许老师开列了一系列书目多达二十余种，嘱我自行阅读。自此后，未再主动提示什么。不禁自问，他是“无为而治”吗?不是。
他认为一个博士生，理当自知为何而学?如何去学?所谓师父引进门，修行在自己。两年相处，我体会到他的方式是，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因势利导。不论是宪政法治、历史典故乃至于山川文物、人情世故，只要你能提问，他就能不愠不火，徐徐道来，聆听其言，如沐春风。我经常在晚上去向许老师请益，坐到夜晚九时许，觉得不宜再久留，以免妨碍老师休息而打算告辞。他总是亲切地说:“再坐会，再坐会。”于是又开始了另一个话题。告辞时，早已是一个小时过后了。
更记得有一个寒冬的夜晚九时许，临时心血来潮想去看看许老师，信步走至静园五号楼他的住处。他住一楼傍着绿荫夹道的小径。我走近他的书房窗外，只见他伏案写作，满室书籍，看似杂乱，却是乱中有序。案头淡黄柔和的灯光，烘托着这位满头银发的知名学者，专心着他的学问。这幅画面，美极了，是静也是动，不由令我肃然起敬。许老师居陋室而怡然自得，生活虽不富裕，内心却丝毫不匮乏。他老人家勤奋好学，博学多闻，实事求是，造就了今日的他，成为中国宪法学界的泰斗，桃李满天下。由于时间已晚，我不想再打扰他，便独自悄悄地离开，走回宿舍去了。
第二天，向老师提及此事，他笑着说:“你太拘谨了，我家任何时间都欢迎你来。”事后我知道，当时许老师伏案整理的大作正是他日后2007年获得“吴玉章学术特别奖”的得奖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此一全国性的最高学术奖，每隔五年才颁赠一次，每次仅两位得奖者能获此殊荣，我身为他唯一的台湾学生，真是与有荣焉。
我也接受了许老师的建议，不能只关在书房内，假日得便各地走走，以增广见闻。我到过云南、山西、湖南、浙江、福建、辽宁、天津、上海，浏览名山大川，培育自己的气度。人只有居高临下，沉浸于壮丽河山，俯视大地，觉地面人物之渺小来策励自己善养浩然之气，并将历史、地理、人文、时事融会为一，始能得其中道，不是吗?
回忆住校这两年，我将自己完全放空，回归一个单纯的学生本色，吃学生食堂（每餐四到五块人民币），洗公共澡堂，福利社理发，自己洗衣服，在校内则安步当车，外出则能搭公交车绝不搭的士。这本不足为道之事，但忆过往，自我三十四岁担任主管职务至退休止，几乎无一日没有专用座车与驾驶，家居生活更少自洗衣衫，做饭。而今在人大重返学生生活，我能甘之如饴，乐在其中，不以为不习惯，对此，我自己都很佩服我自己。人只有放下一切，返璞归真，才可能去思考生命的价值，再创未来的生命力。
在学期间，我从不缺课，除本专业行政法学与宪法学外，并旁听其他史学、哲学、国际关系之类的课程。诸多老师中，除博导许老师外，其余皆较我年轻，但我信奉韩愈所言:“圣人无常师”、“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因此对老师们必执弟子之礼，虚心请益，切磋问答。其实，中国人民大学给我的启示，不仅在于各门学问的本身，更在于整 体显现出来的精神与态度。兹记数则以为印证。
其一，人大在纪宝成校长领导下，为迈向世界一流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大学所投入的心血与努力，有目共睹。学校硬件建筑二十四小时开工，其变化之大，速度之快，有如鬼斧神工。学院科系的开拓与国际学术交流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人大的上课从未见有教授迟到早退，堂中绝无空话闲聊，授课认真，态度专一。
其二，我经常无预告地至研究室造访杨建顺、胡锦光两位教授，每一次所见他们都是在电脑键盘上勤写学术论著。我在人大养成了每日清早在校园打拳锻炼的习惯，犹记得某日清早七时左右，见杨建顺教授骑单车自法学院出来，顺着校园的道路而行，我问:“杨老师，怎么这么早就出门?”杨教授的回答令我惊讶不已:“一晚写文章没睡，现在才要回家。”我也曾于晚上突然造访胡锦光老师家，但见满客厅硕博士学生齐坐，交相讨论辩难行政法专业问题。
其三，韩大元教授身为法学院常务副院长、全国宪法学会会长，莫于川教授系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行政法研究所所长，他们行政工作极忙，对于写作却始终勤奋不懈。课堂上启迪学生问答，严谨深入。莫教授更对于我个人请求课后的专门指导从不拒绝。
其四，在人大我亲眼见到图书馆、自修教室、学生各宿舍的自习室，不论寒暑，不论平时与假期，不论早上或晚间，都坐满好学的学子。他们给我的共同答复是:“没办法，大陆竞争性太强了!”我也看到清晨、黄昏的校园内，很多学生旁若无人地高声朗诵外文的景象。也曾在食堂餐桌上听到本科大学生的交谈，为了英文托福考试仅得600分未达满分，而引以为耻。凡此，说明了一个国家重点大学的学生心态:只有努力读书上进，才能创造光明的前途。我为他们鼓掌!
其实，以上所记的景象又岂仅人民大学有，北大、清华亦是如此。两年间我曾趁受邀于厦门大学、湖南大学、湘潭大学、山西大学前去做学术演讲交流之便，住在各校招待所，所见各校的情景，大体类同。让我深深地感觉到，如果说知识分子是一个国家社会的领航者，属于精英分子的一群，是国家未来的希望。那么，今天我所看到的现象就是中国崛起的推动力。固然，改革开放以来也带来许多矛盾与负面现象，但就总体的向上发展而言，已是瑕不掩瑜;中国的和平崛起，指日可待。
2004年12月，我终于圆了我的博士梦，回台北前夕向许老师辞行。临别，他亲送我到家的大门口，离情依依，我们又相携散步在校园中。许老师低语道:“你毕业了，以后就是人大的校友，希望能常回来。”又说:“这一别，以后见面的机会就不多了。”不舍之情，溢于言表。我向他鞠躬辞行，印证了一句心里的向往，一个真正的教育家是不必多言的，当他站在你的前面，他就是一种典范。
我圆这场读书梦，不为什么，只为了自我肯定，只为了报答已故父母亲的养育与期望。或有人说:台湾当局目前并不承认大陆学籍（学历），你读了知名大学的博士学位有何用?我的大陆求学之旅，有人赞赏，有人不以为然，其实对我而言，早已不在意。正是任人评笑说优劣，不求人赏自求欢。
人生的价值不在有形的取得，不靠别人的施舍，而在自我的肯定。往往从政者如果没有文史哲学的涵养蕴底，充其极只是个官僚政客，一行俗吏。而纯粹的学者，有时不免不切实际，少了人情练达。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平衡，热衷与淡泊之间的和谐，是最难的抉择。孟子曾言:“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保持儒素，做一个有价值观的读书人。这是我在博士学位基点上的再出发，以此明志，并作为本序的结语。
朱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