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学的新衣
三国时，汉献帝将皇帝之位禅让给魏王曹丕，也算中国政治史上的大事件了。据《三国志》载，献帝的诏册有“昔者帝尧禅位于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德有归”之类的话；而据《三国志》裴注引袁宏《汉纪》，献帝另一种诏书又有“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故唐尧不私于厥子，而名播于无穷。朕羡而慕焉，今其追踵尧典，禅位于魏王”之类的话。当然，这些都是表面文章而已。值得重视的倒是裴注所引《魏氏春秋》记载的“花边新闻”：曹丕登坛完成礼仪（或即“开国大典”也）之后，得志之余，说了一句大实话：“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曹丕的意思是：舜接受尧的禅让、禹授受舜的禅让，也不过像他这样吧！“不要羡慕哥，哥只是个传说”，他是从虚有其表的仪典中看透了政治的本质，等于是破除了儒家的上古政治神话，用韦伯的话说，就是“祛魅”。而且，按照现代知识标准，他的质疑在历史学上也是足以成立的，在政治学上则是很难驳倒的。
曹丕之后，禅让的戏剧表演了很多次。而在近一千七百年后，又上演了一次新式禅让――之所以说它是新式的，是因为这一次的主权转让，其名义不是从皇帝到皇帝，而是从皇帝到人民。当时清廷以隆裕太后为代表颁布了三百多字的《清帝逊位诏书》，里面说道：“人心所向，天命可知……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总期人民安堵，海宇�V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就是这几句冠冕堂皇的话――不过将“尧舜禅让”的故事改为“共和立宪”的说辞，就让高全喜先生如获至宝，专门写出一部《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高先生以为：“它是一份蕴含着现代中国宪法之精义的逊位诏书”，“它彻底打破了古代千年盛行的王朝帝制之循环更替传统，实现了中国政治的古今之变，促使中国从王朝专制统治转变为一个现代的立宪共和国”，“这份诏书不仅仅是单方面的被迫退位，而是一份双方都接受并具有约束力的建国契约，具有宪法性法律的意义，即通过这份诏书，一举证成了基于民心的人民共和国之宪法性的根基”，甚至断言：“以《逊位诏书》这份契约性文件所规定的清帝逊位，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标志着中国历史的古今之变以一种中国版的‘光荣革命’形式完成了承上启下的历史性转型，这份诏书因此具有宪法性的法律意义和地位。”
乖乖，就这一篇清王朝为了换得下台后优待条件而作的官样文章，竟然有如此吓人的历史意义？这真是惊人的书生之见。
如果说曹丕的话是对上古圣王的一种“祛魅”，那么，高全喜的思路则恰恰相反，他似乎是为末代皇帝编织了一件“宪政学的新衣”。
“中国版的‘光荣革命’”，这种历史比拟确实是炫人眼目的。但何为“光荣革命”？是英国人以兵不血刃的方式推翻英王詹姆斯二世，使继位的威廉三世接受议会提出的《权利法案》，自此确立了议会高于王权的原则，给君主制加上了宪法的紧箍咒（即所谓“驯化君主”）。就是说，人家的“光荣革命”仍然延续着君主制度，但我们的君主在哪里呢？辛亥之后，国体已改，中心已移，皇室靠边站了，谈什么“光荣革命”呢？（假如袁世凯或张勋复辟成功，那跟“光荣革命”倒有一点可比性。）人家是立宪成功了，但我们的宪政又在哪里呢？高先生自己也极力论证，从1912年革命派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到北洋政府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华民国约法》、《中华民国宪法》，都只是“一纸具文”，既然宪政是失败的，又哪里谈得上什么“立宪时刻”呢？说到底，在君主制已成流水落花的情势之下，逊位诏书表示欢迎“共和立宪国体”，无非是保留一点颜面，用俗话说，就是要“死得体面些”罢了！
辛亥革命以清室逊位的方式结束，不战而胜，和平过渡，付出了尽可能少的血的代价，使得中国在形式上转向共和政体，确实具有重要的政治和历史意义，是值得表彰的。（高先生认同这一点，同情清王朝和立宪派，质疑革命史观，作为一种政治立场是可取的，但作为一种学术观点却并无新意。）但我们要搞清楚，清室逊位的意义，就在于作为行动的逊位本身，而不在于作为文本的逊位诏书；同时，逊位作为一种决断，一种选择，只有政治意义，不存在宪政意义。而高先生不仅将逊位的意义完全归诸那一纸诏书，并且偷换概念，将逊位的政治意义扭曲为诏书的宪政意义，以虚文为实事，捡芝麻丢西瓜，夸大其辞，无限上纲，这种学术逻辑，未免显得迂阔了。
再者，清室逊位的历史意义，也绝没有高先生想象的那么伟大。很显然，清室绝不是自愿退出历史舞台，而是迫于形势，不得不接受妥协，逊位只是清室、袁世凯与南方革命派三方博弈的结果。当其时，清廷乃至全国的军政重心已归袁世凯一方，与革命派是战是和，不取决于清，而取决于袁；故论南北和解（高先生借用西方学术概念，称之为“革命的反革命”）的首功，也不在于清，而在于袁。换句话说，在当时真正作出施密特所谓“政治决断”的，不可能是清室，而只能是袁世凯。你可以说袁是为了一己的权力欲，才迫使清室逊位，但就事论事，结果却能化流血的革命为不流血的革命，完成“国体”的转移，这就是历史的“理性的狡诈”吧！――试以辛亥革命与明治维新稍作比较，就能更清楚地看到，清室逊位所作的政治牺牲，远比不上德川幕府的“大政奉还”：在幕末时代，德川幕府作为统治日本近三百年的国家机器，虽不敌倒幕派而势力仍存，但幕府将军德川庆喜终于选择妥协，将主权“归还”天皇，不仅在个人是明智的，在国家更是幸运的；相比之下，在辛亥前后，清廷的军政实力太半已为袁世凯一系把持，外有民军造势，内有重臣逼宫，孤儿寡母，除了选择和平逊位，还能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而且，就此后的历史来看，清室逊位至多只是暂时解决了中国的“国体”问题（帝制还是共和），而根本没有解决“政体”问题（专制还是立宪）。至于那一份文绉绉的诏书，在风雷激荡的现实之中，又算得了什么呢？
在辛亥以前，清廷早就发布过《预备立宪大纲》、《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之类的宪法性文本；而这份《清帝逊位诏书》，据说又出自立宪派的张謇之手。那么，诏书中带有呼吁立宪的色彩，表露出一点晚清立宪运动的观念和精神，本是情理之中的。但也仅此而已。它是一个结束，而不是另一个开始。将逊位诏书看成是中华民国宪政的通行证，显然是牵强附会；如果说它是大清王朝专制的墓志铭，倒是恰如其分的。
《立宪时刻》一书将宪法学的概念和方法引入历史领域，有可能加深对历史理解的深度，作为一种尝试是可喜的；但就具体内容而论，我以为在观念上过于教条，在解释上过于生硬，充满了泛宪政的偏见，可以说是一种极端的宪法决定论。仿佛只因有了一份《清帝逊位诏书》，辛亥革命才会成功，中华民国才会建立；仿佛若有一部好的《中华民国宪法》，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就不会陷入后来的腥风血雨。
行文上的重复、缠绕，也就罢了，在逻辑上也多有自相矛盾之处。他指出清末民初草拟的几部成文宪法或准宪法都称不上真正的宪法：清廷颁布的《预备立宪大纲》“具有非常专制的性质”，《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最终仍是一纸具文”，民国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有“宪法短板”，《中华民国宪法》“其实质却是一具空文”。既然如此，为什么偏偏《清帝逊位诏书》那几句立宪词藻反倒是“具有宪法性的法律意义和地位”的“建国契约”呢？在金庸的小说《鹿鼎记》里，神龙教有胖、瘦头陀两位师兄弟，因为吃了洪教主的“豹胎易筋丸”，胖头陀成了瘦子，瘦头陀成了胖子；高先生将正式的成文宪法贬入了地，却将诏书中那三百来字捧上了天，真有“豹胎易筋丸”一般厉害的手段。
此外，将逊位诏书视为所谓“中国版的‘光荣革命’”，本来只是他个人提出的假设，是他需要在著作中证明给我们看的；可是，在书中，我们不仅没有看到他作出真正的证明，反倒看到他这样批评近代日本政治学家有贺长雄：“他对于这个未来的‘共和立宪国体’之超越南北两个政府以及他们的政治主张的深层宪制意义，还没有恰切的理解……忽视了逊位诏书以及其所表征的中国版的‘光荣革命’之宪法价值……”在这里，似乎“中国版的‘光荣革命’”这一“非常异议可怪之论”，已经成了众所认同的“共识”一般，这岂不是把未曾证明的假设作为论证的前提了吗？
事实上，高先生并非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论证上的问题，他承认：“也许有人会说，那些只不过是你的演义和想当然，这份诏书并没有什么新东西，不过是清帝迫于形势违心地不得不接受而已，你这么说岂不是拔高了这份诏书的价值与意义？对此，我或许无可辩驳，但我想特别提醒的是，政治历史的研究，其精髓乃是能够把握活生生的历史生命，体察历史之精神，而不是面对死物给予解剖，我们要关注掩埋在历史陈迹之下的真实而富有生命的真相。就情势来看，清帝逊位无疑是被动被迫的，就字面来看，这份诏书的词句也是一些新旧常识，甚至完全是由他人代拟的，但这些是至关紧要的吗？历史的本质就只是情势论和动机论吗？要谨记，在情势和动机之外，还有更大、更为重要的历史事实，黑格尔曾经说过：‘同一句话由老人和儿童说出，其含义迥然不同。’”看到他引用黑格尔，我明白了，他所说的“历史的本质”，正像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的“世界精神”一样，他是想通过遁入黑格尔式历史哲学的方式，来逃避历史证据的批判。他是不愿，或不敢，杀到历史的前沿阵地，作硬碰硬的肉搏式“辩驳”，只想投下一颗宪政学炸弹，就飞回到形而上的理论云霄。云上的日子，是何等安全惬意啊。
读毕高先生此书，我还有一点引申的感想：或许在理论本位的学人看来，史料本位的历史领域是比较浅易的；但理论家若随意进入历史领域，实际上并不容易，反倒是危险的。论治学入门，恐怕理论性学问是比历史性学问要困难；但入门以后，历史性学问也有比理论性学问更困难的地方。从理论到理论，只要掌握了概念和框架，就尽可以在纸上翻筋斗，也相对容易自圆其说，即使大错特错，别人也不容易驳倒；而从史实到史实，或从理论到史实，则必须经受史料的严格考验，若论证不能落到实处，华丽的结论是很容易被坚硬的史料打碎的。高先生是治德国古典哲学出身的，近年转治政治哲学和法哲学，在方法上仍不离其宗，其无法摆脱“云中漫步”的思路，也就不足为奇了。
近年来，宪政问题已成为知识界的热点，在公共知识领域，这当然是值得提倡的风气；但在纯学术领域，不免有泛宪政主义的倾向，未能严格遵守必要的学术规范。高先生对宪政学充满了学术激情和现实关怀，在这一点，我们自当报以同情；但恰恰因为他充满了激情和关怀，反倒被自己的这些激情和关怀遮蔽了，按照佛教的说法，此谓之“所知障”。带着这种“所知障”研究历史，他看到的并不是客观的历史，只是主观“所知”在历史上的投影。在这方面，高先生跟近年的秋风先生正有得一拼：他们都是戴着宪政主义的有色眼镜看历史。秋风是以偏概全，将孔孟之道直接总结为“儒家宪政主义”；而高全喜则是指虚为实，将帝制的闭幕词当作现代国家的“立宪时刻”。“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段话，大家都是很熟悉的。鲁迅笔下的狂人在中国历史的字缝里，到处都看到“吃人”两个字；而秋风、高全喜们呢，则到处都看到“宪政”两个字。
最后，还是回到《清帝逊位诏书》吧。对于这份仪典性的文本，高先生认为具有巨大的“宪法性法律的意义”；而在我看来，如果非要说它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也跟高先生说的相反――它对“宪政性法律”恰恰具有一种反讽的“意义”：一个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政权，都可以利用立宪来粉饰自己，那还有什么政权不会利用宪政呢？三百多字煞有介事的古文辞，就算是“宪法性”的文献，那谁不会鼓捣出一部正义凛然的宪法呢？事实上，逊位诏书关于共和立宪的华丽词藻，正预示了此后中国政治史的命运，从民国，到党国，到真正的党国，宪法终究只是法律空文，或者是政治装饰而已！
经历了百年来的政治风云，作为后知后觉，我们至少应当有曹丕那样的政治洞察力。我想说的，也只是曹丕那样的话：“宪政之事，吾知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