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翻译家严复先生指出翻译要“信、达、雅”，“信”在第一位，它不仅要求在内容上准确传达作者想要表达的含义，也要求在形式上完整展现作品的外貌，这表明我们在移译西方经典著作的时候，不能忽略作者所展示的任何细节。然而，在《社会契约论》的诸多中译本中，一句原本不该忽略的引文却一直被忽略。

　　从1882年日本学者中江兆民(又译“中江笃介”)中译本《民约译解》到现在市面上近二十个中译本，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已与中国学界相交达130年，但诸多译者对卢梭著作的细节似乎依然不够重视。在这本著作的扉页甚至封面上，卢梭曾引用过一句拉丁文，foederis　aequas　Dicamus　leges。这是古罗马诗人维吉尔为古罗马人写的史诗《埃涅阿斯纪》中的一句话，翻译成中文是“让我们宣布一份契约的公平条款吧!”不知什么原因，这句引文几乎在所有中译本中都被“省略”了，包括影响最大的何兆武先生的译本，该译本前后重印近二十次，且在1980年2月和2003年3月修订第2版和第3版。从其修订的版本来看，何兆武先生不谓不严肃，但这句引言依然被“省略”了。2011年4月，李平沤先生所译的《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出版了，这是卢梭研究者的幸事。从七十年代末出版《爱弥儿》(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的中译本到今天出版《社会契约论》的中译本，三十多年里，李平沤先生对卢梭的研究与翻译保证了2011版《社会契约论》的水准，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上述提到的那句引文还是被忽略了。

　　这句引文虽然简短，其貌不扬，甚至易于遭到“省略”，但它与卢梭的思想联系紧密，直指其问题核心，这一点至少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予以思考。

　　其一，这句话出现在《埃涅阿斯纪》第十一卷，此处记载埃涅阿斯带着自己的族人到达意大利，打败拉丁姆人，准备建城。这暗示了卢梭《社会契约论》要解决的是“建国”，或者说是确立现代政制原则的问题。在《忏悔录》中，当忆及何以要进行政治研究，写作《社会契约论》时，卢梭说，他是为了找到适于造就最好的人民的政府。孟德斯鸠说，在社会制度刚刚产生出来时，共和国的首脑们就缔造了共和国的制度，而后来则是共和国的制度造成了共和国的首脑。从卢梭对于现代政制的影响来看，他就是那缔造现代政制的首脑。如此看来，研究现代政制的诸多问题还得回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其二，该引言出自记述古罗马人建城的史诗，它暗示了古罗马与卢梭思想之间的密切联系。在卢梭的思想历程中，古罗马如影随形，他时时引用塞尼卡、加图、西塞罗、奥维德、拜尔斯……，而此处论及的《社会契约论》第四卷简直就是一部简短的罗马盛衰史。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卢梭依然奉行孟德斯鸠的那个判断，“我们是离不开罗马人的”，现代政制的建构离不开对罗马政制的研究。

　　其三，卢梭在此引用的这句话并不是英雄的罗马人所说，而是被罗马人所打败的拉丁姆人所说，在《埃涅阿斯纪》中，引言所出之处，拉丁姆人的首领拉提努斯对罗马人有大段的溢美之词，并且最终同意接纳罗马人，“让我们把这地区，还有那覆盖着松林的高山地带，为了友谊，都让给特洛亚人，我们和他们订立一个平等的条约，请他们作为盟友，住进我们的王国来，如果他们非常乐意，就可以定居下来，建造城市。”(杨周翰译文)卢梭的引文是不是在告诉现代人，确立现代政制必须吸收古罗马人的某些优秀品质呢?如所周知，一开始，卢梭就展开了对启蒙思想的猛烈批判，在他看来，启蒙思想因为释放了人的欲望，私利成为人的行动目标，如此，这个以商业为原则的世界将因为对私利的追逐而变得冷漠，单子式的个体彼此争斗，一盘散沙。这样的人根本不具备建立政治共同体所需要的公民精神，而这种精神却在古罗马人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论科学与艺术》中，卢梭曾将加图视为公民的典范。

　　其实，卢梭一直非常注意其思想的表现方式，在致博尔德的信中，他这样说道:“我往往耗费许多心力，裨使一个句子、一段话、一个看似偶然拈来的词包含一连串反思所得出的结论，多数读者往往会认为我的话(讨论)联系松散，甚至完全缺乏连贯，因为他们看不见我仅仅向他们指出其枝叶的树干。但这对于善于理解者已经足够，我从来不曾想对其他人说些什么。”这说明，在著作的谋篇布局上，不管是内在内容还是外在表现，卢梭都异常严谨，所有细节都连着思想整体，任何细节都要关注，不能想当然将其省略，因为正是这些细节的东西很可能直指问题核心。

　　如此，我们期待一个更完整的译本。

文章来源：《法制日报•法学院》2012-11-07 发布时间：2012/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