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潘恩的《常识》到梁氏《常识》
从潘恩的《常识》到梁氏《常识》
――刘苏里访梁文道谈《常识》
刘苏里，万圣书园总经理。
梁文道，作家、活动家、媒体人，1970年12月26日出生香港，家贫，4个月“移民”、“留学”台湾，中学三年级被赶出校门，被迫回到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毕业。自称是“受党国骗、上政府当”的一代，17岁开始投稿生涯，为文22年，有多部文集出版，因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文道非常道”，为大陆读者、观众熟知，现主持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为多家媒体撰写专栏，同时出任多家NGO董事、理事。
潘恩说：“我将仅仅提供一些简单的事实、明显的论据和常识。”
潘恩表达得最好了，小册子就是这样写的，它不会去写一些很深奥，宏大的理论。
它就是很简单的东西，并且最适宜谈论公共事务。
刘按：无人不晓美国独立战争。但知道潘恩的人可能不多。知道他写的鼓动北美独立的小册子《常识》的人，可能更少。小册子翻译成中文，满打满算才55个页码，3.7万字。可就是这不足四万字的小册子，吹响了北美独立战争的第一声号角，成为美利坚合众国诞生的助产士，影响了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为新生的美国制订宪法，打下第一道尖桩。
独立战争前夕，北美大陆13个殖民地，总人口才二百来万，据说《常识》发行了15万。那时没有汽车、火车，没有报纸、电报，只靠马车传递信件和书籍，小册子竟然发行了15万！天文数字。也佐证了它非凡的影响力。
《常识》作者潘恩，其实是个英国人。北美13个殖民地，是英国人的殖民地。北美独立，是独立于大英帝国。英国人潘恩，跑到自己国家殖民地鼓动独立，是有超越性的，虽然形迹可疑，有叛国嫌疑。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有超越性的不止潘恩。他的母国在形迫势紧之下，也具有了某种超越性。否则潘恩回到母国，不受绞刑，恐怕也难逃监狱伺候。他后来确实吃官司坐牢，但是在法国，―因为支持吉伦特派，被囚巴黎的卢森堡监狱。被营救出狱后，暂居法国，后又回到美国，又去了法国，又回美国，反对当政者政策，在独立战争开战后的第34年，客死纽约。
《常识》发表于1776年1月，至今233年。我手上的《常识》，是收在《潘恩选集》中的版本，198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印了四千五百册，是当年发行量的三十三分之一，而1981年中国人口是10亿左右，是美国1776年人口总数的（约）500倍。你可以说，这些比较数字没多大意义，证明不了什么。可绕到数字背后，局面可能便不一样。
我更想强调的，是潘恩及其《常识》的核心价值：政治是分正义和非正义的，良好的政治具有坚实的道德基础。正是这一点，使得英国公民潘恩，不怕被扣上“叛国”、“英奸”的帽子，毅然跑到北美鼓吹独立。也是这一点，催促他“闹”完北美，“闹”法国，―参加法国大革命，之后，回到美国批评当国者政策，而不致穷困潦倒，甚或坐牢。
其实，潘恩的《常识》，讲的都是大白话，一言以蔽之，批驳所有怀疑、反对北美独立的论调，指出大英帝国统治北美的丑陋与不义，坚决主张北美殖民地人民起来自己管理自己，按照自己期望的样式生活。大白话，讲常识，使其成为美国立国文献中的不朽者。
今年年初，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同名《常识》的书，作者梁文道，大陆读者、观众熟知的作家、媒体人。首印的三万册，元月10日左右上市，虽隔了个春节，出版社却在2月中旬脱销。不可谓不惊人。全文108篇，像是108条好汉，分上下篇排了座次，曰“理解当代中国的七十张关键切片”和“窥视世界的局部角度”。
刘苏里（以下简称刘）：你的《常识》，我在新书发布现场翻阅，回家又接着看，让我一下子有了当年读潘恩《常识》的那种感觉。
梁文道（以下简称梁）：噢？
刘：处在急剧转变时代的很多中国人，包括多数知识精英，都比较迷茫。虽然有人觉得他自己是某种什么主义者……但中国变化之快、之复杂，吊诡的事情、非想象能力所能及的事情之多，会让大多数人感觉很糊涂。这时候，有一个厕身于外，有距离但又不太远，眼睛和内心都非常关注这些事件的“边缘人”，―他比较清醒，既有国外、港台的资讯，学理训练有素，能对中国现实问题和各种不可思议的事件保持敏锐，贴近“常识”谈问题，便非常难得。你和你的《常识》就是很好的范例。而且我发现，你的中文表述很贴近大陆读者的口味。此外，不论是你的引证，还是对问题事件、对过程的事实把握，包括你观察问题的角度，都有不同于大陆知识人的新意。一个问题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的，即使讲常识，可以讲这个常识也可以讲那个常识，比如你看泰国政局和他信倒台等，……你常给我的感觉，是和大陆人谈这些件事情的角度不一样。
梁：谢谢，谢谢！
刘：姑且将你的《常识》称作“梁氏《常识》”好啦。短则七八百，长的三几千字，读起来，几分钟、十几分钟一篇。这点很重要。读完全书，我更想知道的就是，无论你平时写作，还是这次结集，你要表达的与潘恩的“常识”之间，是否有某种文本或精神上的联系？
梁：一定有，当然有。其实这个书名起得是很意外的。当广西师大社把编完的稿子让我再看一遍时，他们说就差一个名了。我回到酒店认真翻了两天，当他们再找我的时候，我就说这本书还是别出算了。他们就问怎么不出了，我说写得不好。他们说怎么不好？我说实际上不值得出，因为，我突然冒出“常识”这两个字。因为我写的都是常识！没什么了不起。虽然这是意外得到的书名，但是我必须说我在精神上一直很认同潘恩的那种传统。
什么传统呢？从两个意义上讲：第一，小册子作家的传统，其实是16世纪在欧洲开始的一种写作方法。我后来才发现小册子这个东西，联合国居然还有官方定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基金会的网页上面说：小册子就是一本印刷品，它不能少于5页，也不能多于48页。很搞笑吧。它有很悠久的传统，就在报刊还没有出现，还没有普及的时候，小册子是一些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表达意见时的方法，要特别轻、薄、浅、短，让人易读。潘恩说：“我将仅仅提供一些简单的事实、明显的论据和常识”。小册子就是这样写的，它不会去写一些很深奥，宏大的理论，它就是很简单的东西，并且最适宜谈论公共事务。
刘：单刀直入，都是谈具体问题。
梁：对。而且小册子有一个目的：“把真相、真理交给公众”。后来潘恩跟伯克（EdmundBurke）关于法国大革命有一场很有名的辩论。那场辩论里面双方都在打这种角色之战。双方的支持者、反对者聚集了150多本同类小册子在流传。虽然后来很多学者都认为伯克比较有深度，伯克胜了，但这是后来的讲法。以当时的情况来看，绝大部分的小册子作者都支持潘恩。而且潘恩书的销量也比伯克的高。他们两个的辩论就是一种典范：把真理交给公众。这里面的意思并不是说知识分子高高在上，从上往下传播理论，而是我相信我的读者们有理性，能判断是非，懂逻辑，我们就来写东西，谁是谁非，真理是什么，然后交给公众判断。另一个有趣的地方是小册子这种形式虽然出现于报章没有普及的年代，但即使在报章普及得不得了的时候，它仍然存在，一直到现在都还有人在写。像布厄迪尔（PierreBourdieu）在法国就写过小册子。赖特·米尔斯(CharlesWrightMills)也写过相当多的小册子，只不过现在大家不认为它们是正经的学术著作就没怎么翻译。为什么有了报纸还要写册子呢？就是作者觉得有些东西必须超过一般报章篇幅才能说清，但它又不是一种论着。我非常认同这个传统，认同这种写作的方式和体裁，我觉得我要把自己归为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传统底下，我不是一个坐在庙堂里的人，我是一个要用简单的语言，直接的论证，乃至是谈论常识的态度来跟我的读者说话，让他们去判断这个事到底是不是这样。
第二，从学术上来讲，今天一般人都觉得潘恩不是一个大思想家，他很多想法其实是总结了前人的东西，他受洛克（JohnLocke）影响很深。整个辉格党的传统在他身上影响很深。他是一个能把以前的诸多理论、哲学用很简单的方法表述出来的人。这也是我所认同的。
当然，最后还有一点，“常识”这个名字本来不是他取的，而是他朋友建议的。我们来想一个问题，当时《常识》在北美卖到特别好，整个北美洲加起来才200多万人，它就卖了15万册。特别恐怖，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也非常恐怖。二十分之一，几乎20人中就有一本。
刘：几乎能识字的，包括那些军人。
梁：卖了15万册，但看的人不止吧，一本有几个人看。当年的《常识》几乎是人人看过。
问题就来了。我们今天谈潘恩的《常识》，却很少谈另一个问题，就是它为什么那么畅销？我觉得理由之一就在于：他说的话大家认同，他说出来的话大家都觉得对。有点像梁启超，我也很喜欢梁启超，梁启超说的话，让人觉得他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刘：潘恩在书当中也写到这样两种情况，一是有些人想说不会说，他说得好。还有些人想说不敢说，他敢说。
梁：没错，所以这个就是常识。其实他讲的那套东西是总结前人的思想，而前人那些想法已经片片断断的散布出去了，已经有这个气氛了。比如他开篇区分社会和政府：社会是出于人的需要；政府则为了惩罚和控制人而存在。这种区分不是他的原创，这种想法早就在了，北美洲的人都这么想。而且北美和英国还不一样，北美这个殖民地一开始就是自治状态，他们太了解什么叫社会是人自己创造的了。西部片里就有一个人随便说自己是警长，然后就担起了警长的职责。没有什么国家，就是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到一定程度之后，他们才觉得需要一个政府。所以北美人看了之后，觉得对啊，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啊。所以它畅销，因为它说出的是常识，这个常识一直存在，只是不知道为什么缺一张口，没有人说，现在终于被说出来了。
我很欣赏的就是我刚才讲的三条路线下来的潘恩。至于他是自由主义还是共和主义，我暂时先不谈。
当然我不是写小册子，我是在写报章评论，但我运用了这样一种体裁，我想表述的方法、理念、信念跟这个一致，所以我不觉得我写的是让人们大吃一惊的东西，其实很多读者跟我反映，说我的东西其实没什么了不起。我要的就是这种感觉：没什么了不起。
刘：说到小册子，去年年初，前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曾有一个想法，想做一个尝试，动员国内知识人，用小册子的方式，―短的3、4万字，长的可以6、7万字―就某一个题目―一个概念，一个人物，一个事件，对过去60年或90年做一个梳理。
梁：这想法简直太好了！
刘：但很快我们遇到困难，就是不容易找到合适的撰稿人―他善于用公众听得懂的语言、方式，谈他的研究心得。
我最近读徐贲的《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它其实就是一篇一篇的文章，写得极其精彩，但读起来有一定难度，―你要对雅斯贝尔斯、阿伦特的东西比较熟悉，甚至要对他谈论的，比如集权主义、共和主义、大屠杀等概念，有一定的知识背景，否则很难进入他的故事环境。
所以，梁氏《常识》生逢其时，冥冥之中好像撞到国人的神经。―很广泛的话题，并且用我们听得懂的方式??
梁：我觉得是这样，我们回看民国时代的文人，他们是会写这种东西的。
刘：王芸生写中国与日本，包括胡政之的评论，张季鸾的社评，等等。
梁：对，这个传统其实中国有，为什么后来断了？我扯远一些，我们都说时评是最近几年的现象，展江有一个说法，调查报道衰弱，时事评论兴盛。为什么评论是这几年才兴盛，表示我们的过去断了。评论在英文报纸里面叫opinion，意见版。意见这个东西，几十年来我们只习惯有一种意见，大家没有意见，不能有意见。我常常说中国科普书写不好。为什么呢？看欧美的一些大科学家，他们常常写小文，他习惯。他知道我做科学研究，研究达尔文，但我还要能够写小册子。这种需要或者机会也很多，甚至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责任。而我们是断了几十年。到了80年代的时候开始有一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80年代文化热的时候，大家都想宏大的东西，都谈大问题。不大喜欢去触摸小的、具体的事情。90年代之后，直到今天突然又发生了现在很出名的转化：学院化，就是从文化热回归到学术。
刘：所谓思想谈出，学术凸显。
梁：但我们谈文化其实谈的都是大东西，像兴盛与危机等等。所谓的把真理交给公众，还是空白。好象大家都不知道这个笔拿起来怎么写。比较起来，讲时评，台湾和香港一直有，比较发达。像南方朔、陈文茜、杨照和杨渡、龙应台与李敖更不用说了。这种传统一直有，我在这种背景下长大。反倒是大陆这边不见了。只有王小波的杂文或许有这种感觉。
刘：所以他《沉默的大多数》出来之后，一时洛阳纸贵就是这个原因。
像你说的把真理交给大众或读者，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不是说你想为或不想为的问题，而是能为不能为的问题。难道我们这么多的写作者，都丧失了这种能力吗？看了梁氏《常识》，回头再读潘恩的《常识》，我就思考这个问题。好象还不能一棍子打下去。这里头一定隐藏着更大的限制性因素，使得大陆的写作者能为而不能为。这里有一个言论尺度问题，“莫谈国事”的阴影还在。
当然，首先是写作者自己的责任。你想对一个公共事务发言，最基本的你要有观察公共事务的心力，你要有法眼，还要有写作技巧，长期的读书积累，比如这次亚丁湾剿索马里海盗，如果你对国际贸易的均衡、贸易体系中物流系统的安全问题没有给与长期关注，你怎么写这件事情？
梁：我觉得约束除了莫谈国事或者是胆小与否的问题，还有一个约束：无论是做电视节目，写文章也好，我发现很多学者平时聊天很好，但他不会写这些东西，他做节目也不会这么讲，为什么？他除了怕政治问题，还有一些包袱。这个包袱包括你刚才讲
刘：可能就是这样，他这个怕是有道理的。
梁：一方面可能是知识结构的问题，可能他平常关心的范围不是很广阔，阅读范围很狭窄。因为现在还有很多学者是以不看电视，不读报为荣的嘛。我没有任何责怪，我觉得专心做学问是很好的事，但也不能全这样。
另外，你必须要想到我的读者是谁，我常常讲我的读者是一般大众。如果你怕人笑，是因为你写的时候心里面想着，比如我系里的同事怎么说，隔壁学校那个谁谁看了会怎样。你不是为这些人写的，你是为那些你不认识的，或者你认识的，比如楼下的一个给你打扫卫生的老太太，保安，或者饭馆里你邻桌上的人，你不用怕给人笑话。最近几年活跃写时评的人，除了部分学者，像萧瀚，贺卫方之外，更多是媒体人。今天我们很多记者大学之后马上进媒体工作，这些人他大学没有什么社会经历，读书也未必很多。他们最应该有的媒体人素质是什么呢？是要懂得怕，你刚20出头，刚读完书，没干过什么事，突然在这么重大的岗位当人民喉舌了，你怕不怕，该怕，你就要怕自己不行，没有能力，那你要拼命读书，拼命想啊。我写了20年的不同评论，我到今天还怕，每次写都怕，我觉得这个怕很重要，学者我会说你们不要怕那么多，媒体人我反而说你该怕。我们很多学者太怕了，我们很多媒体人则太胆大了……
刘：当年北美只有二三百万人，分在13块土地上，信息也不发达，只有邮局，没有报纸的时候还能够如此多的写作者蜂拥在小册子这样一种文本上。而我们现在这么多的受众，有这么多的问题，有多少写作者愿意为它效力？是时代倒退了，还是写作者退步了？
你刚才说的小册子传统，其实即使那个时候也有一个勇敢的问题。因为当时你主张美洲独立，虽然很多人的内心是这么想的，你要站出来，还需要勇气。当时有一派相对温和，说我们跟英国和解。他不仅反对反独立派，还要反对和解派，他与之战斗的对象不止是那些亲英分子，还有主张和解的力量。他就在这个背景下阐述为什么北美要独立。
我认为潘恩确实走出了这一步，站起出来了。
梁：今天大家没有意识他对美国的贡献，乃至于“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名字都是他发明的。但我们可别忘了他其实不是美国人，他是一个英国人，富兰克林请他去北美的。跑到美国去跟他们说你们该独立。然后他又跑到法国去，跟法国人说你们要闹革命。
刘：他在三个国家都很出名，最后跑法国还做了国民议会议员。
梁：对。在法国当国会议员。所以你看到他首先有地方去，他身体是自由的。让我联想起某种程度的民国时期也是这样，知识分子是有地方跑的。
第二，更妙的是其实他（潘恩）后来回去过英国，他跟伯克在辩论的时候人在英国。我们要注意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是他鼓励完美洲独立后，这是一个叛徒回国。所以你想象英国是什么样的。
刘：18世纪中叶过一点点，178几年。
梁：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这个勇气是有支持的。他是一个叛徒，一个鼓吹分裂的人从分裂了的地方回到首都来。他敢回去。虽然后来还是有事，但是一开始没大事。这个状态很特别。我们要考虑到当时的英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土壤？当时的英国虽然没有达到今天的民主程度，但是自由气氛的酝酿底下，这个东西匍匐前进，自己的一个国民公开宣布分裂国土，完了还回来呆着没事，还出书和人吵假。你能想象吗？
刘：这个传统怎么回事，应该是从文艺复兴以后就是这样。很多人，一弄就坐着马车跑到另外一个国家漫游去了，为了躲王室的……
梁：而且还有一点，当然欧洲这种背景很复杂，欧洲对于民主问题和国家问题的宽容有很多理由，一来当时民族国家的建立还不完备，它是一个刚刚从过去的家族王朝过渡的时期。第二，英国有一个相当浓厚的言论宽容传统，这个传统我觉得跟英国当年脱离天主教会有关。而且我觉得英国自由宽容的传统也建立在当时没有绝对王权，没有人能说了算。所以这依赖于国家的权力是不是一元化的。
第二，我最近看到法国的一个精神分析学家谈法国的批判知识分子的传统。今天我们讲法国知识分子，通常会想到从佐拉开始的那一种，萨特站在汽车厂的油桶上演讲；福柯的光头被警察棍打……都是对抗政府的场面。可是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法国知识分子在面对纳粹德军入侵时的表现。当时，纳粹德军入侵法国的时候，这些知识分子有多少人投笔从戎呀？像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布洛克，多英勇啊。布洛克是打过一次大战的，他是少尉。二战的时候他其实已54岁，是成名大学者，美国叫他走，他不去，他跑到里昂发传单，搞地下活动，后来被逮了。受了四个月的酷刑，拔指甲，泡冰桶，拿火烫，盖世太保最后还是要对他行刑。四个人一排站，站他旁边是一个16岁的小伙子，那小伙子年纪轻发抖，他问布洛克疼吗？布洛克说不疼，放心，一会就过去了。这就是这位史学大师的遗言。还有那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新小说大家克劳戴尔，也是搞地下军的。这些人是抗德英雄，爱国吧？问题来了，同一批人，在世的那一批人有一大部分战后不久就加入一场运动，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当时很多人就指责这帮卖国贼，说你们叛国，你们怎么能够支持殖民地独立？同一批人愿意为国捐躯，现在怎么那么叛国？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法国古典学大师让·皮埃尔·韦尔南的一段话：当年对我们这批人来讲，要让纳粹侵入我们的国土是不可能的事情，一定要奋战到底；同样的，你要把我们这种用生命捍卫的权利从阿尔及利亚手中夺走，也是不可能的，这是统一的，一贯的。人家访问他为什么那么英勇，勇气来自于什么。他说勇气不是来自于情绪性的主体，不是个别的主体。不是跟某个国家情绪的连接，也不是来自于一种地方身份。而是一种把自我完全脱落之后进入到普遍领域（普遍律则），那个普遍律则在某一霎那时机底下的爆发就叫做英勇。
刘：时空变了，但理念没有变，原则逻辑没有变。
梁：今天的中国不一样，我们把爱国知识分子跟公共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立起来的，觉得是两种不同的人，但刚刚那个例子他们却是同一种人。
而且爱国不能空洞的爱。当年那帮抗德的知识分子在后来仍然觉得他们是爱国的，就算他们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他们还是爱国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的是：国家是有理念的。这个理念是什么，他们就回溯到法国大革命，我们这个国家怎么建立起来，自由、平等、博爱。这是理念。基于相同的理念我们对抗纳粹，基于相同的理念我们支持阿尔及利亚，这是捍卫国家尊严。
刘：国家的建立应该有道德基础，政治也分正义与非正义，否则就走形，国家建立的基础就变成瓦解自己的毒素。不分是非地爱国，我只能说你是假的，伪的。
梁：对，他做这些行动的时候，他在用自己的身体、语言，文章示范什么叫法国。问题是今天中国是什么。你要爱国，但这个国家是什么？我怎么去描述这个国家，我们捍卫的这个理念是什么。我们想保护什么，我愿意为什么来牺牲？
刘：文道兄，今天我们先谈到这儿，谢谢你！
载《soho小报》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