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入杨建顺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贤进楼的办公室，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他书桌右上方的几行字：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对此，他解释说，作为一个教师，学习应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花在对行政法的研究上的缘故了。

    杨建顺教授今年４０岁，行政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１９８０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１９８２年，因成绩优异，被教育部派去日本留学，先后在筑波大学和一桥大学学习经济法、贸易法和行政法，师从著名行政法学者南博方教授。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后于１９９３年回国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至今，著译有《日本行政法》、《行政法》、《日本行政法通论》等书，并在《法学前沿》、《法学家》、《中国法学》等杂志上发表论文百余篇。与此同时，他还担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立法研究组成员、北京市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委员。其成果多次获得国家教育部、司法部的各种奖项。

    杨建顺教授在对日本、欧美的行政法制度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比较新颖的观点，如“行政权力的运作与权利的保障”、“行政独立的原则”、“行政程序立法中应彻底而全面地贯彻正当程序的原则”等等。他指出，我们眼下的行政权力在理论及实践中存在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如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往往要向法院申请，司法权已经越俎代庖，这不利于行政法目的的实现。因此，行政权和司法权应有合理的分配领域，本属行政的权力应该还权于行政。

杨建顺教授说，他在国外学习期间，就经常将外国的行政法律制度与中国的法律制度相比较，思考如何完善我们自己的行政法治。当被问及在国外学习了１１年之久，为什么最后选择了回国的问题时，杨教授不假思索地回答：“我的事业在中国。”很朴素的一句话，但作出这种决定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在日本的１１年间，杨建顺教授经常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日本的发展比中国快？”在翻阅了大量的文献史籍及与日本学者交流、沟通后，杨教授发现，日本法治的发展得益于对欧美法制的借鉴。当然，我们的国情不允许我们走像日本那样的法制外国化的道路，但日本的这种“借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的做法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为什么对于学习如此之爱好，对于教师的职业如此之看重？”杨教授说，这与他的两位老师有关，一是他的中学语文老师刘忠胜先生，刘老师对工作的认真给了他爱岗就要敬业的启示；另一位是他在日本的南博方教授，南教授告诫他只有自己的祖国强大了，人民才有地位，对于自己学到的东西，如果对建设祖国有益，就应该贡献出来。在老师们的言传身教下，杨建顺教授在博士毕业后谢绝了日本校方的挽留，毅然回到了祖国，最终成了一名教师，他要在这个光荣的职业里以他的老师为榜样，发挥他的一份光和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