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寻常的春日午后步入韩大元教授的书房,又在中央的圆桌边围着韩大元教授落座,看到阳光浸染这方书室,一排排书脊与相框闪烁着宁静而内敛的光辉,恰似我们面前的这位学者。
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
“我应该算是有两个书房,学校里有一个,家里面还有一个。”韩大元教授主动向我们全面介绍。在规划学校里书房的陈设时,相比于法学院统一提供的带有玻璃柜门的书柜,他更倾向于自己定做的木质开放式书架。这些书架不仅占满了从门到窗的两侧墙面,最高一层与天花板之间更是几近毫厘。即使这样,书桌与中央的圆桌上仍然有书籍高高摞起。
面对我们惊叹的目光,韩大元教授详细地向我们解释,“我希望尽可能地利用空间,没有柜门则是考虑到拿取资料更为方便。我家里的书房也是这样的书架,不过家里的书比这里还要更多,每一个研究领域的相关资料会放在一起。当然,研究中涉及的一手档案一般放在家里,主要是为了更好地保存。”在韩大元教授看来,自己的两间书房虽然看上去都有些乱,但乱中有序。“所以我太太在家一般不动我的书,学生在办公室也不动我的书。”韩大元教授笑道:“我自己是能准确地找到需要的资料和书的。”
“而且,相比于电子书,我更喜欢纸质书,用你们年轻人的话说,就是和纸质书‘来电’,和电子书‘不来电’。”韩大元教授幽默地形容,“当然,不同学者的习惯不同,我自己的习惯是有纸质版的就买下来。”
书籍之侧,书房亦仿似偌大的记忆储藏室,书架间散布的相框定格了许多韩大元教授学术生涯中珍贵的瞬间。“我其实没有特意选择,很多时候是收到寄来的照片,就摆出来。”韩大元教授向我们解释,“其实我的书房还不算相片很多的,但是每一张都很有纪念意义。”的确如此,获得挪威卑尔根大学荣誉博士学位时与院长的握手、参与学术会议的发言和讲座的掠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师们的“全家福”、与自己指导的博士生们毕业时的合照……新旧相映的一张张相片被妥善收藏,串联起时间的流逝也见证着学者的成熟,方寸之地因而容纳了无数的人们与无尽的远方。
书房对学者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恐怕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答案。对韩大元教授来说,书房是自由研究的空间、学术传承的载体,也是思想对话的港湾。
“进到书房,我首先会想到这是一个可以探求自己感兴趣学术话题的自由空间。同时还会感受到一种历史的沉淀,因为满架的书都是前辈学人为我们留下的珍贵遗产。”韩大元教授神色坚定,“我们所做的学术是在老先生们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我常有一种写书的责任感,也能在书房里感受到这份使命的传承。”
当然,“看书未必是为了写东西。”通过自由地翻书思考以穿越时空,与百年甚至千年前的大师们进行“对话”也是韩大元教授极为享受的学术生活。“看起来是一种重复,实则每次都能收获新意。”由此,古今对谈与唱和也就日复一日地在这方斗室中默默发生。
博观约取,开卷有益
《清末�I�淞���n案史料》是韩大元教授作为法学生购入的第一本专业著作。与韩大元教授一起翻阅这本旧书,当年的灰草纸与现在的便利贴在书页间交相辉映。彼时本科一年级的韩大元教授刚在课堂上了解到1949年以前中国宪法的发展历史,便在某日跑步途中经过的一家旧书店与之邂逅,并从本不富裕的生活费中挤出一些将其买下。有趣的是,这段奇妙的缘分似乎潜移默化地塑造着韩大元教授的学术旨趣,“我今天对新中国宪法史与清末立宪主义的研究,应该说受到了这本书的很大影响。”
在专业书籍稀少的求学阶段,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作和一些历史类的书籍也让韩大元教授获益匪浅。“除此之外,我那个时候还特别爱看马克思给自己妻子写的情书。”韩大元教授浮现出笑意,“能从其中看到一个伟大人物的精神世界、精神生活。”而随着法学书籍出版的增多,进入博士阶段的韩大元教授便开始根据自己研究的方向阅读相关的参考书籍。厚积薄发,过程中记录的大量笔记,都成为他后续学术研究与授课的宝贵积累。
在韩大元教授看来,法律只是世界的一部分,“老师们布置的专业书籍当然是积累知识的根本,但仅看专业书籍和教科书是不够的。”通过阅读各类书籍了解社会后,对法律背后事实和价值的认识才能更加深刻。
“对于本科一、二年级的同学,我很希望你们能认真阅读学习中国与西方的法律思想史与制度史。因为缺乏历史的感觉和背景,便难以理解现实制度的形成过程。”韩大元教授循循善诱,“也可以看看亚里士多德、傅雷的著作,感受哲理与人情,以及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未来简史》《今日简史》三部曲,从中感知历史、现代、未来的连接。”
恒者行远,思者常新
四十余年间,从才思敏捷的少年成长为学识渊博的长者,韩大元教授在宪法学的诸多领域著书立说,硕果累累。在我们的追问下,韩大元教授缓缓回忆起自己不同研究旨趣的形成与每个阶段研究重点的转变……
以史为基治学问
硕士毕业后,韩大元教授前往日本京都大学、美国哈佛大学、法国马赛大学等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留学、访学,在韩大元教授看来,宪法文化的背后是支撑这种文化的本国人民所选择的宪法生活。
“那时候我就逐渐感觉到,我们虽然学习西方的宪法,但每个国家或民族都有其自豪与独特的历史,最终孕育出的宪法自然有所不同。因此,我从写作博士论文开始就比较关注非西方国家的宪法生活,尤其是亚洲国家宪法的产生逻辑与亚洲人独特的宪法观念。”其博士论文《亚洲立宪主义研究》就此诞生。继而,韩大元教授的研究兴趣便自然而然聚焦到了作为亚洲大国的中国的宪法历史文化,当然,这也受到他的导师许崇德老先生对中国宪法史关注的影响。因此,韩大元教授一直主张学习宪法要持有价值相对主义立场,承认和尊重不同宪法文化。
韩大元教授在美国访学时,费城宪法纪念馆带给他的不仅是震撼,还有“伟大的宪法值得有一个纪念馆,我们中国也应该有一个”的想法。在推动五四宪法纪念馆在杭州建成落地的同时,韩大元教授开展了数十年对五四宪法制定过程的系统整理研究。“历史脉络对作为宪法学者的我一直非常有吸引力。”韩大元教授目光炯炯,“因此在这之后,我开始关注1949年建国到五四宪法颁布前这五年中国人民的宪法生活。”就这样,《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与《1949年共同纲领制定过程》接连出版。
在韩大元教授看来,新中国的制宪历史鲜明地体现了中国特色。“一般的西方的逻辑是,国家诞生的同时,作为一个国家的身份证,证明政权合法性的宪法同时诞生。”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尚未具备制定正式宪法的条件,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创造性开展工作,组织各阶级各阶层人士协商制定共同纲领这一临时宪法。民主协商、共同建国的理念也为世界制宪理念理论做出了原创性贡献。
宪法文本重千钧
或许是对宪法文本中每个字词承载的历史和意义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韩大元教授一直认为,“凝聚了共和国基本价值观和社会共同体理想的宪法应当受到认真对待。尽管时代发展等原因导致文本与现实产生了距离,但法律人仍然应当尊重文本。”正是基于这一立场,韩大元教授提出“认真对待宪法文本”,并开始关注宪法解释学,希望通过这一方法来完成宪法适应时代发展的任务。
在人大法学院几十年的本科生《宪法学》课堂上,韩大元教授始终鼓励学生尝试背诵我国《宪法》文本,并向完成者现场赠书奖励。“《宪法》文本中语言是简明扼要的,是有穿透力的。背下来后对其承载的历史和价值都能有更好的把握,也会帮助学生培养起法律解释学的理念,这会是中国未来法治成熟的标志。”韩大元教授语气坚定。
对宪法文本的内在坚守也外化于这间书房的收藏中。进门左手边的书架下层是韩大元教授收藏的各国宪法文本,不同语言的烫金书脊好像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我的很多朋友都知道,给韩教授最好的礼物,那就是宪法文本,”韩大元教授笑着为我们展示他的收藏,“之前我还曾在明法楼二楼办过世界宪法文本的展览,大家看到一个国家宪法文本就能体悟这个国家的文化。所以我的理想是收集全所有国家的宪法文本。”
秩序一统为人权
作为一名宪法学者,在宪法学与部门法学的互动中保障人权也是韩大元教授重要的研究方面。人大法学院的不少同学都在其他部门法的课堂上听授课教师谈到过韩大元教授对不同领域的广泛关注。“宪法要部门法化,部门法也要宪法化。宪法学者应当关注部门法中对于宪法原则、宪法规定和宪法价值问题的落实,而部门法学者也必须将研究的部分问题提升到宪法高度看待,两者共同构成统一的法秩序。毕竟所有的部门法都要体现宪法精神,而宪法精神的核心是人权保障。对宪法和部门法的研究,最终还是回到怎么样更好地保障人权。”
听到我们提起这一问题,韩大元教授兴致盎然地与我们分享着他的尝试。他不仅在二十年前就开始逐渐推动人大法学院中宪法与刑法、民法、诉讼法、国际法等部门法之间的学术对话,更密切关注着国家在对其他部门法进行立法修法时是否有对基本权利的侵犯,并及时发声。例如,针对刑法中“终身监禁”等与生命权相关的制度,韩大元教授会以宪法学者的视角考虑问题,“我始终希望在制度中能保留一个人对未来生活的合理期望。”韩大元教授温和的话语中充满希冀与包容。
重整河山待后生
面对我们希望韩大元教授为有志于或正在从事宪法学研究的学生和青年学者送上几句话的请求,他在短暂的沉思后才娓娓道来。“毕业后是走向法律实践还是学术研究,取决于同学们自己的兴趣。每个人应该坚守自己的职业规划,保持独特性,不要攀比。”他首先强调,“但如果你选择了成为一个研究者,我认为学者的使命是为中国法治发展提供理论支撑,要做基于未来的宪法学研究。应当坚持‘历史-文本-实践’三位一体,要从学习宪法历史出发,重视对文本的研究,关注现实的世界。法学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规范科学、文本科学,既要注意分析问题回归文本,也要意识到文本并非静态的教条而是面向实践的。因此,法学生也应当大量投身社会实践之中,体会立体的世界与生活。”
传道授业,济世安民
“从选择当老师开始,对我来说一个最大的、天大的事,那就是讲好一门课。”在韩大元教授看来,这既是职业道德,也是他自1987年留校至今一以贯之的理念。他对自身身份的认同,首先是教育者,其次才是研究者。“需要在一两个小时的有限时间内,把最新的理论与案例传递给学生,那么课下可能要用上几天甚至更久的时间来准备。当然,我只能说自己是用心了,但课究竟上得好不好,评价权应当交给学生。”韩大元教授边说边笑着看向一旁上过他《宪法学》课程的大一同学。
这样对课堂的尊重,传承自他的老师与前辈。韩大元教授深情回忆着高铭暄老先生、孙国华老先生等如何不厌其烦地准备手书讲稿,尽心讲好每一堂课的认真。“虽然讲了三十多年课了,不备课也能讲些东西,但是如果没有提前准备,站在讲台上看到学生们求知若渴的神情,是会感觉对不起学生的。”于是韩大元教授的课程中,既有经典理论,亦有针对时兴的科技伦理、残障人士保障等问题的内容。学生能沉浸式聆听大家之言,也有机会积极投入丰富有趣的课堂讨论之中。
课堂之外,作为导师,韩大元教授亦是学生们学术的引路人。能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为学生的创造性研究提供交流可能,对他而言既是责任也是一件幸事。
“我的研究是为教学服务的。”韩大元老师阐述着他对教学与研究关系的理解,“作为一线教师,不能说以‘对付’的态度进行教学,而为了写论文专门再做研究,要把研究转化成教学。”书房中央的圆桌上堆起高高一摞的是韩大元教授今年指导一篇博士论文从第一稿到第七稿的修订,这是对韩大元教授话语的最好印证。细细翻阅文本,从论文的结构安排到引用其他学者的观点是否准确,乃至专业词汇翻译的选择等各处细节都留有韩大元教授的批语。
“现在学生们都很厉害,”韩大元教授语气中带着笑意,“如果我没有知识积累和平时的研究,是没有办法跟学生对话的,没准学生心里想,你的研究还不如我呢。”幽默的话语让我们都笑了出来,但正是基于这份师者的责任,激励着韩大元教授不断进行学术观点的自我革新,成为被指导学生论文所写议题的“专家”,实现了真正的教学相长。
在韩大元教授看来,除了授课指导与学术研究,社会服务也是自己应尽的责任,如作为香港基本法委员会的委员参与香港事务的工作、参与国家和地方的立法与决策咨询等。当然,韩大元教授更希望把这份社会责任感传递给法学院的学生。他组织学生开展体验残障人士生活、参与临终关怀等活动;通过本科生科研项目,鼓励同学们对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开展研究;积极促成人大法学院与哈佛大学法学院就残障人士教育达成合作……他用人文主义之火,点燃无数法学学子心中指示人生价值的航灯,感召着青年将推动人权保障作为终生的事业。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在2013年法学院的开学典礼上,彼时作为人大法学院院长的韩大元教授曾作出承诺:“无论外面的世界怎么样,要让你们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法学楼里感受到最大的幸福与公平。”十二年倏忽而过,岁星一周为一纪。但在韩大元教授心中,“幸福”与“公平”两词所承载的分量丝毫未变。
“每年开学季,本科一年级的同学都刚刚离开父母,离开家,所以当时我作为一个管理者,希望从第一天开始,让你们每天在人大法学院的生活都能成为未来无法忘怀的美好回忆。所以老师们都应该时时微笑与你们交流,让你们感觉到在家一样。我们法学院本身就是一家子。”韩大元教授的语气中满是温情,阐述着他心中关于“幸福”的定义。正如韩大元教授书房中特意挂起来的甘地卷轴上“Every home is a university and the parents are the teachers”的话语。“我会这样理解这句话,每所大学也应该是温暖的家,我们老师应该像你们的父母一样。”
韩大元教授还支持学生谈恋爱,“即使没有走到最后,也是一段珍贵的人生经历,能在过程中懂得‘责任’,收获成长。”当然,如果两个同为法学院的同学能在毕业前走入婚姻的殿堂,他还坚持自掏腰包,在毕业典礼上送上结婚贺礼。“曾有一对毕业三年的学生联系我,说其他条件都符合,就是‘时效’已经过了,还能不能送礼物?我仍然按照当时的标准给他们送上了礼物,想到他们毕业这么久竟然还能想起这件事,就感到内心特别温暖。”
对于“公平”,韩大元教授则始终坚信:“大学是一个社会的良心。只有在学院的层次上建立公平、正义、透明的规则,学生在走出学校后才不会怀疑实现社会公平的可能性。”因此,不论是奖学金的评选、荣誉称号的推荐还是日常学习生活的各类活动,作为制定规则的管理者,韩大元教授时刻将“公平”二字放在心间。现实利益交缠错综复杂,而坚守价值标准的师者,仍以不断校准的制度砝码,证实初心可守、理想可达。韩大元教授期冀着,这份构筑公平环境的努力能成为人大法学院学子走出校园后改变社会不公的底气。
短短一个多小时内,伴着满室的书籍布置与韩大元教授温厚的话语,我们得以在这方不大的书斋里自由徜徉,思接千载、视通万物,漫步于他浩瀚而温暖的精神世界中,感受到的震撼与所获启迪无以复加。
打开书房门,韩大元教授与我们挥手道别,随后在门外等候指导的学生簇拥下再度回到书房。于是我们恍然,这不过是韩大元教授作为师者与学者最普通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