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宪法实践：与改革开放同步
30年宪法实践：与改革开放同步
―――访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韩大元
王新友
2008年，对于中国宪法学界来说，是特别值得纪念的一年：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颁布100周年、在拨乱反正中诞生的1978年宪法颁布30周年、改革开放30周年。在“全国法制宣传日”之际，就中国宪法30年实践和未来走向等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韩大元。
30年宪法历程：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2008年，中国宪法走过了百年历程。近30年是中国重新确立宪法秩序的30年。30年来，我国先后颁布了1978年宪法、1982年宪法，并在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四次修改宪法。以宪法为基础，中国基本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逐步确立了人权观念，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中国宪法学的恢复和发展与30年的改革开放是同步进行的，改革开放最初的合法性基础源于1978年宪法，改革的一些制度和措施获得了以1978年宪法为基础建立的法律体系支撑。”
韩大元认为，1978年宪法的颁布使社会生活重新进入由宪法规范调整的“宪法秩序”，并为国家体制完善、法律体系建立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在学者和公众的期待与呼吁下，1978年宪法恢复了被取消的检察机关，进一步完善了国家体制。中国宪法秩序的建立，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奠定了基础。
1982年，随着改革开放的迅速推进，中国发生了深刻变化，1978年宪法的局限性凸显出来，许多内容已经不适应当时的需要。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大通过新的宪法，这部宪法一直沿用至今。
此后的四次修宪，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韩大元介绍，1988年修宪，为“私营经济”正名。1993年修宪，可以说是为“富强”奋斗。明确表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变革进一步深化。1999年修宪，“依法治国”入宪，“法治”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标志。2004年修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被写入宪法。
30年宪法实践: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
在30年的改革开放中，宪法制度不仅承担了为社会转型提供合法性、正当性基础的使命，同时也在通过宪法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更好地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使人成为具有尊严的个体。
韩大元认为，文革的惨痛教训，赋予了中国宪法制度深深的“人性关怀”的印记，使得宪法发展的进程凸显了深厚的人权价值。
韩大元介绍，1982年宪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人格尊严”条款被载入宪法。此后四次修宪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如何保护公民的权利，实现公民更大的自由。
“四次修宪，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是2004年修宪突出了‘以人为本’，使人权保障观念深入人心。此次修宪，‘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这是中华民族文明史和中国人权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韩大元教授分析认为，2004年人权条款入宪，长期沉寂在文本的基本权利开始走向实践形态，对我国的价值取向和人权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依宪治国理念逐渐成为社会共识。
宪法实践的迫切诉求:建立宪法监督委员会
30年来，宪政、宪法、人权、自由、权利等词汇成为大众化话语，宪法开始进入公民的生活。面对中国宪法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客观的反思或许更为重要。反思中孕育着中国宪法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更孕育着国人对于宪政的热切期盼。
韩大元认为，在30年宪法实践中，中国宪法正视中国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较好地消解了社会转型期出现的各种矛盾。
“遗憾的是，制度创新付出了很高的代价，甚至是血的代价，如在孙志刚事件中，付出了个体生命消失的代价。如何让公民不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过上更有尊严和体面的生活，这是我们后30年继续努力的方向。”韩大元认为，制度应该先行作出合理安排，避免此类鲜血和生命损失的悲剧一再上演。
“当前，在宪法实践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是进一步完善违宪审查制度。”韩大元提出，通过违宪审查制度，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预防和解决各种法律规范性文件之间出现的冲突，保证国家政权的稳定，同时有效地保护公民权利。
“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已经初步建立，但没有能够有效地运行起来，仍缺乏实效性。”韩大元建议，在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各种方案中比较可行的途径是，全国人大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专司宪法监督，积极开展违宪审查。检察机关在完善违宪审查制度方面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韩大元认为，在学习与贯彻科学发展观的今天，完善违宪审查制度，对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本文载《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