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碧昆，男，1927年7月出生，湖南宁乡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首届毕业生，并参加该校国家法教师进修班学习，是新中国首部宪法的起草者之一，曾两次参与我国宪法的制定工作，是我国宪法学界的泰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顾问，湖北省法学会常务理事兼宪法学研究会会长，湘潭大学兼职教授，武汉冶金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湖北省诗词学会理事，青松诗社社长，书协会员，美国芝加哥文艺诗社永久顾问。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名词简说》、《环境保护讲话》、《中国近代宪政宪法史略》等学术专著；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简明教程》、《中国宪法新论》、《宪法学》（1995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2002年、2007年再版，即将再次修订）等法学教材；发表《中国宪法原则探要》（此文发表于《政治与法律》，日本早稻田大学学报曾有专文评述）、《中国宪法是马列理论的发展》、《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义务之种类及相互关系》等学术论文，多次获湖北省社科联及法学会的表彰，多篇论文被转载。诗词书法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发表、获奖、馆藏，有《壮美旅游诗词书法》、《山水情》和《再越重洋》等作品集在海内外问世。

五年人大求学经历，奠定一生辉煌基础

        我是人民大学法律系的第一届本科毕业生，是人大的老学生了，我在人民大学一共读了五年书，我至今仍然记得人民大学对我的培养和教导。

        1949年解放以后，由于我跟刘少奇同志是同乡，又是至亲，因为我的夫人是刘少奇同志的外甥女，我当时非常喜欢读书，于是便想去北京谋求读书的机会。到了北京之后，刘少奇同志接待了我们几个年轻人，肯定了我们积极求学的愿望，但却表示，想要学习，必须按照程序参加考试，不能给予特别的照顾。王光美同志也说：“你们不要上革命大学，最好考取正规大学。北京马上要成立人民大学，你们就考取这个学校吧”。因此，我便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参加了考试，考取了人民大学。就这样，我在人民大学度过了四年的学生生活。那么，为什么我一共读了五年书呢？因为，按照当时的政策，在就读人民大学之前，必须去其前身“华北大学”接受半年的思想改造，学习革命历史和思想理论。所以，在正式就读本科之前，我先读了半年的预科。1954年，本科毕业后，我依组织的安排分配到了中南政法学院（现在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从事宪法学的教研，为了培养自己的教学能力，我又回到人民大学教师班进修，那时候正好赶上中央提出制定宪法草案，我就去中南海参加宪法起草工作。因此算下来，又在人大学习了半年时间。这前后加起来，我在人大总共待了五年的时间。在人大学习的五年，我受益匪浅，这五年对我以后的工作与学习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与启发。

艰苦学习生活条件，不失学者乐观本色

        1949年人民大学刚开始建校的时候，我们住在铁狮子胡同一号，就是在段祺瑞执政府所在地上课。那时学校很小，也很吵闹，上课很不方便。后来谋到新的校址，在西郊路，但却是一片高粱地，经过大家的努力，建起了四层的教学大楼，这在当时已经算是非常高的房子了。我们上学时常有国家领导人和专家学者来开讲座，但是，当时的讲座都是室外的，我们都是在露天广场上听报告。不像现在学校都有专门的报告厅，可以说，我们当时的条件跟现在的比起来真是天壤之别啊。

        回忆当时的求学条件，确实是很艰苦的，但是大家的学习氛围丝毫不减。由于当时我国的审判模式不承认国民党政府的法律程序，不承认资产阶级那一套，而是全面学习苏联的法律制度，用的教材也都是苏联翻译过来的苏联课本。因此，诸如法理课等学科，主要讲授苏联法的内容，偶有介绍西方法学的课程，比如由佟柔老师讲的民法学，也只能讲的比较粗略。当时的宪法课叫国家法，但包括了行政法和财政法，内容多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等粗略部分。而且，当时所谓的外文，仅限于学习俄文，同时也开设了历史课、人文课，但也不能讲资产阶级的内容。我1954年毕业时，国家还没有宪法，还处于共同纲领的时代。现在回过头来看，法学教育既要学苏联的，又不承认一切资产阶级的，事实上很不成系统。

        最让大家兴奋的当属本科期间的实习，按照学校的规定，本科二年级和本科三年级都要分配到各地法院实习，我二年级时在天津高院实习、三年级在上海高院实习。在实习期间，学生的互助精神很好，互相讨论。按照延安精神、集体主义的精神，学习的目的不仅在于个人的提高，还要照顾所有同学的进步。那时一个班级只有40多人，而且女生只有两个人。法学当时有六个班，后来只有四个班，原因在于有些跟不上的同学需要调整、还有转系的以及专门挑人出来进入研究生班的。

两次亲历宪法修订，为宪政倾注毕生心血

        在人民大学建校之初，只设置了法律系，经济系、工程管理系等八个系，并且经济学科比较多，完全按照苏联模式设置。根据个人的喜好，我选择了就读法律专业。至于为何选择宪法专业？事实上，当时专业的安排主要靠组织决定，当然也会参考个人意见。在我毕业之后被分到中南政法学院时，按照组织的安排，我就一直从事宪法的教学和研究。当时宪法与民法是一个教研室，我是教研室主任，当时由于社会动乱，有人建议我转为研究民法，我短时间改为研究民法后，还是决定坚持研究宪法。

        1954年的暑假，我又回到人民大学进修，这时，我接到了一个任务，就是去宪法起草委员会当临时编辑。当时，我国宪法尚未出台，只有一部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宪法起草委员会由毛泽东亲自领导。1954年3月中共中央提出宪法草案初稿，经广泛讨论修改后，于1954年6月公布交付全国人民讨论。随后两个多月，我主要是负责收集整理全国各地意见。为此，我首先进行了系统的学习，整整学了14大本书。在工作中，我既要编辑整理意见和问题，又要对宪法草案进行讨论并提出自己的看法。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我在紫光阁小会议室听取了大会录音。9月20日，大会通过了宪法。宣布时，我们都非常激动！回到中南政法学院后，我成为宪法知识培训的骨干，为宣传讲解宪法，去过全省所有地区、绝大部分县市授课。1993年，我作为湖北省唯一一位专家，再次参与宪法修改。宪法无所不在，它既是我国治国的大政方针，也关系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我提出了“人权入宪”、“依法治国”等理念，这些已变成了现实；而当时，私有财产应予保护、如何进行维宪监督审查等，还有待进一步确认。1993年宪法修正案，是邓小平同志“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思想的阐述与延伸，我为再次见证了历史重大节点而自豪！现在，对于社会新闻，我还是非常地关注，生怕自己落后，活到老、学到老嘛。

寄语人大法学院，再创历史新辉煌

        现在的人大法学院人才辈出，像王利明、韩大元、吴汉东等等，都是杰出的法学家，我希望他们能够更上一层楼。对于年轻的法学学子，我建议你们，若想成功，首先要靠个人的努力，这是最关键的；同时，也须认识到，成才还要有社会的支持。所谓月光源于日照，一个人的成长主要靠自己，但是离不开国家、社会、家庭、师长的帮助和指导。但是，要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勇气，要有奉献精神，才能真正做成大事！

        最后，我想说，人大法学院是新中国法学教育的“工作母机”。六十年来，在党的教育和老师的教养下，广大的学生卓有成就，世人交口称赞。作为人大的老学生，深感荣幸，自觉贡献不多，退休之后，还在继续努力，支持母校建设！在母校六十年华诞之际，有感而生，在此表达对母校的感激之情、感恩之心！衷心希望母校继续发扬光大，仍然造就法学人才，在法治大道上继续前进，克服困难，勇攀高峰，携手并进！

 

采访时间：2010年8月4日下午3：00
采访地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丁字桥教师公寓
记    者：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博士研究生马利、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硕士研究生徐小奔
摄    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胡宏博、郑广东

载“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网”http://www.law.ruc.edu.cn/schoolfellow/ShowArticle.asp?ArticleID=26029

文章来源：中国宪政网 发布时间：201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