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暖的冬日午后，我们走进位于世纪城许崇德老师的新居。满头银发、年逾古稀的许老精神矍铄，客厅那幅书法“墨翻衫袖吾方醉，腹有诗书气自华” 散发出清雅之气，几盆绿色藤萝植物透着勃勃生机，似乎是主人自强不息的生命写照。
第一次被称为“法学家”
他是一位桃李芬芳的师长，从教50多年，培养了博士生44名、硕士生10届以及众多的本科生；他是一位潜心耕耘的学者，独著、主编、参著的学术著作和教材共58种之多，发表了270多篇文章；他更是一位中国宪政建立、发展的参与者、见证者：参与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现行宪法以及香港、澳门基本法的起草……
“您将自己定位为法学家还是法学教育家？您是如何兼顾研究和教学工作的？”面对记者的问题，这位我国著名的宪法学家讲述了第一次被称为“法学家”的由来。
“过去是不能称名称家的”。许老告诉我们。1951年复旦大学法学院毕业后，许崇德老师进入人民大学读法学研究生，1953留校任教，一直被称为“教员”。 “文革”结束，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以后才被评为副教授，1980年评为教授、博导时，他已经快60岁了。许老回忆说：“那是1982年，起草宪法的后期，记得有一天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间新闻节目，节目中说‘《人民日报》今天发表著名法学家张友渔、许崇德合写的文章《新宪法草案的基本精神》。’这是平生第一次被戴上‘法学家’这样一个桂冠。”
许老笑眯眯地告诉记者，“其实终身当个教书育人的教授也是不错的，但光教学不搞研究，质量提不高。我们这个学科发展变化大，不搞研究，知识就会老化，所以教学、研究二者都不能偏废。”他说，“我的著作许多是教材，研究和教学是结合在一起的。”
深情忆往事 宪政见证人
许崇德老师曾接受4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任命书，参与多部重要法律的起草工作，他亲历的那些重要的历史镜头，真实地记录了新中国宪政的脚步。
“1982年在参加现行宪法的起草工作时，我给当时的人大副委员长彭真同志当助手，住在京西玉泉山，一般周日才放假回家。有一个周日我没有回家。晚上彭真来电话要我去他的住处。当时已经深夜了 ，我看到80高龄的彭真同志正拿着毛笔、带着老花镜修改宪法的序言草稿。周末大家都回家休息了，他老人家仍挑灯夜战，当时我特别感动，回家后便即兴写了首诗――《玉泉山之夜》：‘假日庭园寂，平楼卧室幽。逐行斟字句，对坐语喃啾。灯下词初定，纸间策已筹。宪章临十稿，尚欲益精求。’”
接着，许老又兴致盎然地回忆起另一件往事：“1990年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初步通过了基本法草案，并决定在4月初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最后审议通过。那次会议临结束时，邓小平会见了基本法起草委会委员，并讲话肯定了我们的工作。” 这时，许老起身在书柜里取出《邓小平文选》，并给我们轻声读了起来：“你们经过将近五年的辛勤劳动，写出了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 他说，那天回家后，他又写下了“五载辛劳起草完，回看白发照衣冠，邓公勉慰情真切，一夜心欢泪不干。”的诗句。这些饱含深情的诗句，正是这位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法学家情怀的写照。
坚韧大度 不屈不挠
与党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许崇德老师与那一代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坎坷的命运，无论是五十年代批“白专”受到歧视，还是“文革”中身处政治高压的环境，许老都能坦然处之，坚韧大度。“是什么精神动力使您始终保持乐观平和的心态？”
他说，“1969年人大解散下放到江西，当时上级要求我们要立志当一辈子农民，开荒、挖地、挑大粪，累了，塑料布一摊，睡地上。面对这样的政治环境，自己只是沧海一粟，无能为力。但是，我对宪法学研究和教学没有动摇过，我相信我们国家一定会走上法制的轨道。毕竟‘人心思法’，社会和民众需要法制，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许老的目光柔和而坚定。
“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坚韧大度”――“三中全会”以后，许老尤其珍惜来之不易的学术生命，并以此为座右铭，争分夺秒，默默耕耘。 1985年10月，许老因劳累过度眼底出血，一目失明而住院治疗。但他仍背着医师与护士，凭借一只眼睛的微光，修改了9万多字文稿，还为《天津法制报》完成一篇文章。还有一次， 1987年1月，许老因雪后路滑，不慎摔倒，右肘骨折，疼痛难忍。用石膏固定后，右手不能活动，但他锻炼用左手写字，终于完成了著作。
“我必须这样，否则我就愧对人生。”文质彬彬的许老说出话来出乎意料：“我觉得我不能倒下，说明我还是有点不屈不挠的精神。”
许老说，“自己是共产党员，对我来说，为党和人民工作就只有靠一支笔、一张纸，日积月累，搞好本职工作，这就是我的人生观和精神动力。”
立志不辍 壮心不已
许老说自己“拿得起放得下，不嫉妒，不眼红，从不高攀。看待得失方面，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气量比较大，喜欢从正面看待问题，所以能保持平和乐观的心态。但是我同时在学术上又不甘落人后，比较好强，比较勤奋。顺境也好，逆境也罢，都能执着于自己的理想。” 许老对自己的评价谦逊、朴实中透着自信。
许老曾在自选集《学而言宪》的《自序》里写道：“我只能实践古人所说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倘若幸而来日尚多，且能保持健康的话，我将继续奋力，攀登学术高峰，为我毕生从事的专业鞠躬尽瘁。”
许老曾在老干部学习班做辅导时畅谈自己的体会：“离退休只不过是一个组织手续，还可以老有所为，继续为党和国家服务。大家在离退休以后不要有失落感！”许老现身说法：“退了休，但是我的专业没有退，做学问没有退，还可以照样做许多工作。” 许老退休以后一面带博士生，一面写完78万字的《中国宪法史》(此书被评为北京市优秀科研成果特等奖)；他还给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政治局学习会讲解宪法；还担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法学课题组首席专家；去年，许老当选为“2004年全国法制人物”；在香港，许老被称为“四大护法神之一”，因为工作关系还要经常往返香港。他说，退休了，但工作担子并没有减轻。
闲时种花草 真情寄学子
提起业余爱好，许老似乎有点遗憾。“爱人常催促我出去走走，可是我总是舍不得时间，不敢走啊。”许老告诉记者，“2000年从北医三院住院回来后，我就知道这条命是捡回来的，时间对于我来说更加珍贵。” 说起养生之道，他说，“我不爱运动，但养心很重要，心理健康很重要。”闲时许老除了喜爱书法和古诗词外，还喜欢种花养草，原来住校园里，他在静园楼下种了好多月季，“开花的时节，好多老太太前来品头论足。”许老颇为得意。如今搬进新居，不管工作再累，许老都要亲自打理家里的花花草草。
最后，当记者恳请许老为年轻师生提一些建议时，他说，“我要说的是老话。有一点希望，做学问，应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多研究中国的实际。对西方的东西要有自己的主见，要立足本国，要有民族气节。小时候读历史，为鸦片战争的国耻感到痛苦，后来亲历日寇侵略，更留下切齿之恨。今天我们的青年更要居安思危，保持警觉。”他强调，“一定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做学问不要盲目崇拜西方。学问要宽，基础要厚，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还应该有文学修养，虽然不可能要求象我们小时那样练毛笔字，但祖国的传统文化不能丢……”
许老语重心长的话语令人久久回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