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苍黄八十载。它呈现的是一段跌宕起伏的中国历史；呈现的是一个普通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历程。

　　战火纷飞中颠沛流离的少年时代；热血投身革命事业的青年时代；在一次又一次“运动”与“斗争”中饱尝辛酸的中年时代；年届50毅然投身法学，大胆突破禁区，不断提出创新理论，为提升“幼稚”的中国法学水平，廓清蒙昧的法治观念而大胆立言。

　　敢说真话，敢说朴素的真理，一头白发的郭道晖在法学界始终硬骨铮铮，也正因此，他与江平、李步云并称为中国“法治三老”。

　　如今，84岁的郭道晖更加活跃于公共知识领域，执着地同那些法学谬论抗争，以人民权利积极倡导者、宪政理念鼎力推进者之姿态立于中国当今思想界。

　　2012年早春，财新《中国改革》记者走进郭道晖的书斋，仔细聆听他的人生故事，感受其间云谲波诡的历史沉浮，纵目法学风云。

流亡与革命

想告别革命可以，力求不通过暴力手段改变社会也可以，但是，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革命真的来了，谁又能制止得了呢？

　　财新《中国改革》：“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湖南“世代书香”的家族背景，给你整个人生刻上了怎样的烙印？

　　郭道晖：要说影响还要追溯到我父亲郭德垂的祖辈，其祖父郭仑焘与大哥郭嵩焘、二哥郭昆焘，并称“湘阴郭氏三杰”。

　　其中，郭嵩焘被评价为中国“睁眼看世界”的思想先驱中第一位亲身考察西方政治社会制度、民情风物的人物。他是晚清的进士、近代中国派驻英国和法国的首任公使，积极倡导学习西方政治法律制度，但也因此备受当朝保守人士的攻讦。郭嵩焘认为只有“经世务实”才是当务之急，所以自父亲郭德垂一辈起，子孙大多是工科出身。

　　我父亲是湖南著名的化学教师。记得他给毕业生纪念册的题字总是“工业救国”四个大字，这对我影响很大，我虽自幼喜好文思，但还是坚持学习理工。

　　独立思考的个性，追求正义的精神，是家族留给我最宝贵的财富。

　　财新《中国改革》：你的幼年至青年时代，整个中国战乱频仍，这段历程对你的人生观有着怎样的影响？

　　郭道晖：从上小学起，为躲避战乱，我就随家不停搬迁。最难忘的是1944年夏，我和弟弟逃难到广西，考进桂林国立汉民中学，刚读了一个月，日寇进逼，桂林大疏散。父母和妹妹逃往贵阳，我和弟弟则随学校去广西百寿，一家人在火车站挥泪告别，各奔生路。

　　记得那时桂林火车站人山人海，我和弟弟只抢到车顶的一块地方，为防止打瞌睡掉下火车，只能在眼睛上擦“万金油”。火车走走停停，不到50里就抛锚了，全体同学只好步行到百寿。可是，刚露天上了几周课，日本鬼子又追来了。全校师生徒步600多里，迁校贵州榕江。不过是十五六岁的少年，我们却要背负四五十斤的行李，在湘桂黔边境跋山涉水。

　　从湖南到重庆，流亡数千里，我亲眼目睹老百姓的苦难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生活、思想都受到很大磨砺，立志要拯人民于水火，希望见到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

　　财新《中国改革》：你这一生似乎总爱说些当权者不太喜欢的话，难道天生便有“硬骨”？

　　郭道晖：“多言”“直言”是我此生许多磨难的源头，但生性如此，似也难改。

　　1943年，我初中毕业，名列前茅，本可保送高中，但管训育的考官因我平时对“三青团”反感，又爱批评时政校政、骂奸商，毕业时给我的评语竟是“学行优异，唯体弱多言”。“多言”成了罪状，因此不予保送。

　　中学时代我主编壁报，常常抨击时局，揭露社会丑恶，17岁开始以“斗非”（与“道晖”谐音）为笔名，给报纸写些杂文和政论，如“谈内战”“谈穿衣”等，抨击时事，呼唤光明。即使在“逃难”期间，我也撰写了长达16万字的报告文学《流亡两年》。

　　财新《中国改革》：尽管在战乱中求生求学，你还是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清华大学。

　　郭道晖：1947年7月，我迎来了“高考”，那时的“高考”是向各个大学分别报名和考试。大热天，我在武汉一连考了四所大学，筋疲力尽，大病一场，结果被三校同时录取。

　　最后，我选择了清华大学电机系，一是因为怀揣“工业报国”之理想，二是仰慕清华的民主自由风气，抱着投身到反蒋学生运动中去的志向。

　　财新《中国改革》：可是，进入清华后，你的“工业救国”理想很快就被“革命”思想所替代，为什么？

　　郭道晖：初入清华，严谨认真的学风叫人不敢怠慢，可是，随着内战趋紧，学生运动一个接一个，我的心不再能平静。

　　此时，我意识到，工业救国的幻想在风雨飘摇的时刻已不可能，只有革命才能救国。我上课听讲的位子一步步往后移，最后躲在一个角落里，一边似听非听地听老师讲课，一边却在偷看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等马克思主义原著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

　　财新《中国改革》：前国务院总理朱�F基曾经对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说：“我参加争取和保障人权运动的历史，比你早得多。”作为朱�F基的同班同学、他的入党介绍人，你正是这一段历史的参与者。

　　郭道晖：游行、发传单，在国民党军警的坦克车和机关枪威吓面前，无所畏惧地爬上西四牌楼，用油墨写反美蒋的标语，这些经历迄今记忆犹新。

　　1948年4月，北平掀起“反饥饿、反迫害”的“四月学运”风暴。清华和北大等校师生员工举行了连续半个月的罢课。为保护校园，清华同学组织了护校纠察队，我和朱基都是纠察队员。我们轮流值班，我有时拿着棍棒半夜值班归来，就叫起朱基接替。

　　这年7月，我加入了中共领导的地下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电机系“新青联”分部书记。当时，上级指示将工作重点转移向班级，于是我和其他同志一起，发动班上同学参加学生运动。我们约集电机系湖南籍同学十人同居一室（明斋117），组成“共产主义生活小组”，学习马列主义和办地下油印小报《晓露》，在家乡青年学生中散发，引起较大反响。

　　1948年冬，我代表组织介绍朱基加入“新青联”，他欣然同意，1949年10月又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财新《中国改革》：这是一段惊心动魄的革命历程，联系到现代，你又如何看待革命与改良的关系？

　　郭道晖：去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革命”的话题说得比较热。当年李泽厚说要“告别革命”，最近韩寒的三篇文章《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也引发热议。

　　为什么要告别革命，倡导者的逻辑是“暴力革命导致暴力统治”，此说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他们或未体会过我们所经历过的动荡，或者忘记了。原来我也想改良，从父辈们所主张的“工业救国”，到内战时期幻想尽量避免流血，都体现了这种倾向。但是，当时的国民党真是太腐败了！不采取革命的手段，国民党不会主动下台。

　　其实，历史上的革命事件，包括法国大革命，也不是主观发动的。所以，你想告别革命可以，力求不通过暴力手段改变社会可以，但是，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统治者不明智，不愿改良，把革命逼出来了，谁又能制止得了呢？

运动与浩劫

“文化大革命”，是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也是迄今仍然坚持极左思想，甚至企图复辟“文革”的左派人士难以逾越的底线

　　财新《中国改革》：从打倒皇帝到再喊“万岁”，新中国的成立带给你怎样的感受？

　　郭道晖：1948年12月15日，清华园先于北平城一个半月宣告解放。我们从地下走到地上，个人追求的目标――建立新中国初步实现，欣喜之情自然比一般百姓更甚。 然而，当十三兵团文工团来清华演出，带领师生在大学堂里第一次喊出“毛主席万岁”，多数群众还是有迟疑的。受过民主自由教育的师生，对这种带封建性的口号心存疑虑，也不习惯，有的私下还嘀咕，“这不是帝王思想吗？”后来经过学习和潜移默化，才慢慢习惯起来。

　　1950年《人民日报》发布经中央主要领导人审定的“五一”节口号里，就赫然写上了 “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那时正式公布的口号具有政策性。当时，中共是以政策治国的（而非以法治国，而且多数情况下政策高于法律），所以，包括“万岁”口号，具有事实上的法律效力，意味着全国人民都必须遵循。

　　那时，我们显然不会料到，“天亮”后，太阳出来了，但并非一直是晴空万里，反而常有乌云压顶。

　　财新《中国改革》：你所说的乌云，是指一浪又一浪来袭的各种政治运动吧？

　　郭道晖：我经历的最早一拨运动是1951年―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1951年春，我已担任清华党委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还在电机系毕业班读书，被党委要求提前毕业，调到全校教师学习委员会，担任学习组长（相当于教学组）。起初只是就马列主义ABC、社会发展史编写学习、讨论提纲和学习书目文件，组织各系教师讨论，还找了中宣部理论局的著名历史学家黎澍同志做我们的顾问。开始时只是坐而论道，比较平静。可是，到1952年5月，教师的理论学习转变为“思想改造”运动。凡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教授，人人“洗澡”，即作自我检讨，清理旧思想。以后运动就由校党委和各系党总支领导。在清华，学生对老师开展起群众性的严厉批评，老师们说“洗澡水是滚烫的”。

　　记得数学系教授华罗庚刚回国不久，检讨老过不了关，硬说他回国是投机。当时的党委书记何东昌找了数学系党支部书记，批评了他们，才让华罗庚过了关。

　　清华民盟支部主任委员潘光旦教授就没这么幸运了。他是费孝通的老师，是中国社会学的开山祖师，但因为他是民盟中央常委，和罗隆基关系密切，都被看做“英美派”，因此被视为异己势力，成为“洗澡”的重点。

　　当时批判潘光旦是由北京市委统战部直接领导，统战部一位干部后来对我说“这是中央直接掌握的，就是要敲打一下民盟的右翼，担心他们挑战共产党的领导权”。借批潘光旦，敲打罗隆基，这为后来1957年“反右派”斗争整民盟埋下了伏笔。

　　总体说，教师思想改造运动还算是平稳，但发动学生群众去批判老师，有悖师道尊严；运动中对隐私权、名誉权的侵犯，有违法治精神；同时也开创了解放后以群众运动方式“解决”思想问题和批判知识分子的先例。

　　财新《中国改革》：后面的运动如何到了愈演愈烈的地步？

　　郭道晖：与教师思想改造运动同时并行的是“三反”“五反”运动，在机关学校重点是“打老虎”。所谓“老虎”，就是1万元（相当于后来的100元）以上的贪污犯。也是采取“大张旗鼓、雷厉风行”的群众运动方式进行的。党委的另一些干部被调去“打老虎”。

　　当时，清华大学校内一下子“老虎成群”，不经公安机关就自行集中关押了好多“老虎”，日夜疲劳审讯，变相逼供。

　　这个运动开创了在运动中主观规定数字指标的恶例，也是建国后在机关内部搞“群众专政”的开端。

　　20世纪50年代还有轰动全国的两大冤案，即“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和“潘汉年、杨帆反革命案”。其中，胡风案严重侵犯公民的学术研究与文化创作自由和言论自由，以及通讯自由与通讯秘密的宪法权利。

　　这些大批判大运动都是以党的名义由毛泽东个人发动，没有经过人大审议通过或其他法律程序，无论实体上和程序上都有违1954年宪法。

　　财新《中国改革》：虽然你是电机系毕业的，似乎并没有从事本行。

　　郭道晖：我主要是搞党的宣传工作和教本科生、研究生的哲学。只在1953年带领电机系学生去东北抚顺发电厂实习过一次。1953年，蒋南翔任清华校长，派我创办校报《新清华》。1953年至1957年，我兼任该报第一任总编辑。1956年，清华第一次党代会上，我当选为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长。

　　财新《中国改革》：可是，随后而来的1957年就成为包括你在内的大批中国知识分子遭遇最大打击和挫折的灾年。你现在怎么看当时反右运动的演变？

　　郭道晖：1957年的“反右”运动，我认为毛泽东的本意还是要整风的。他作为农民革命家，有一种“李自成情结”。他在延安就让干部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担心党员干部掌权后会腐败，像李自成那样断送江山，也总想靠群众运动来改变。

　　1957年初，我听过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原始讲话录音，称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今后是人民内部矛盾为主。

　　5月，我曾代表清华党委，参加过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和副书记刘仁召开的一次北京市各工厂、高校负责人会议，布置党内整风。彭真说：“不整就会亡党亡国。”

　　当时一位工厂党委书记对群众的批评有抵触，彭真在会上狠狠地批评了他。彭真还说，“有的高校领导摆官架子，居然给教授下命令，末了还来一个‘此令’，你为什么不说‘此致敬礼’！”

　　如果这时真有所谓“阳谋”，彭真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应当是知道的，可是，会上并没有透露也看不出任何要“引蛇出洞”的意思。即使到5月11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来清华，同我们党委常委座谈时，还问蒋南翔为什么不发展钱伟长教授入党，也没有要整知识分子的意思。这时，离5月15日毛泽东发表《事情正在起变化》提出反右“阳谋”只有四天。

　　财新《中国改革》：你认为“反右”并非出于“阳谋”，那又是什么促成了事态的最终走向？

　　郭道晖：诚然，毛泽东要打击民主党派中的某些“右翼”人士是早有预谋的（如1947年就致信斯大林要抛弃民主党派；又如1952年批潘光旦、敲打罗隆基）。至于整广大知识分子“右派”的所谓“阳谋”，是毛泽东在撰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和据此写的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说的，我看未必早有洞见和预谋。

　　更直接的原因恐怕倒是对党群关系存在的严重问题估计不足。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偏差伤害了不少人，特别是1954至1955年，批胡风、搞肃反，严重违反法治，造成许多冤案，在群众中积压了一些矛盾和不满，一旦以群众运动形式来整风，就释放或爆发出来。其无序的状态，不完全为领导人的主观意志所能控制。

　　而一些党员干部一向以“打天下者坐天下”的心态，凌驾于群众之上，我就常常听到有的高层干部说，知识分子是“吃我们共产党的饭”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也是个知识分子，老实说，对此我当时就很反感。如今高高在上的领导人、基层干部受到群众前所未有的这么厉害的批评、冲击，便承受不住。据传不少省委给毛泽东发来电报，认为党组织受攻击，快抵挡不住了。

　　毛泽东看到这种形势，一则群众鸣放中批判的矛头并非针对他原来想排除的与他的左倾路线持异议的高层人物，反而针对他自己；再则为了安抚党内干部和推卸自己发动鸣放的责任，怕有损他“一贯英明正确”的形象，于是他就说自己早有“阳谋”，是故意要把“牛鬼蛇神”放出来好抓。

　　财新《中国改革》：你本人被定为“右派”，罪名是什么？

　　郭道晖：我的罪名，据当时党委的决议，第一条是“坚决抗拒中央暴露右派的方针”。当时，我的确有抵触情绪，反对利用鸣放，在校报上摘其所要刊载偏激言论以设置陷阱、故入人罪的做法。

　　第二条罪状是说我“顽固坚持反党的右派立场”，这是指开展反右运动前一天，蒋南翔校长（兼党委书记）和五位党委副书记找我谈话，因为第二天《人民日报》就要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号召“展开反右派的大斗争”。他们要求我负责的校报立即转入对“右派”的反击。我却坚持认为不能把群众帮党整风中提出的意见和批评，当做“阶级斗争”“敌我矛盾”对待，明确声明，对开展“反右”斗争和把有些教授划为“右派”持保留意见。

　　当天我和六位领导人从上午10时到下午14时，连午饭都没吃，整整辩论了四个钟头，真有点“舌战群儒”的味道。

　　但是，从此我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打入另册，沦为“贱民”。当时我年仅28岁。

　　财新《中国改革》：在“反右”中，法律界、法学界也是一个重灾区。

　　郭道晖：“反右”是对法文化和法学者的一次大扫荡。当时，政法干部与法学者中被打成右派的比例是惊人的。司法界、法学界几乎一半以上被打成右派，律师几乎全军覆没。

　　政法界、法学界的“右派言论”实际上是针对执政党轻视和践踏人权、民主和法制而发出的法治呼吁和启蒙，却因“早说了40年”而横遭摧残。比如1954年宪法确认的“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也被批判为“敌我不分”。“法院独立审判”被批判为“同党闹独立”。主张法有继承性，则是“为反动法律招魂”。主张尊重法律的科学性，就是“反对法律为革命的政治服务”。主张完善人大制度，就是“吹捧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主张实行法治，不能以党代政，反对“以政策代法律”，竟然被批为“企图篡夺党对国家的领导”。难怪现今一些青年人看到这些言论后说：“如果共产党当年按照这些右派言论去做，我们早就建成法治国家了！”

　　财新《中国改革》：从宪政的角度你如何看待这场“反右运动”？

　　郭道晖：整风和“反右”应当区别评价。1957年的整风运动，是由党中央发动的；后来毛泽东却转而大搞“反右”，是历次党内外残酷斗争传统的继续，特别是歧视、恐惧和整肃知识分子的继续。

　　从人民立场和民主的宪政思想来审视和评价，1957年的“大鸣大放”，应当说是知识分子精英的一次民主宪政的诉求，是多年受到党权至上、舆论一律、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压抑后，人们初次思想解放的尝试，是人民行使对执政党的监督权和言论自由、批评建议权利的一次群众性民主运动，是知识分子企图摆脱臣民依附地位，走向公民意识的觉醒。

　　财新《中国改革》：“反右”也仅仅是“文化大革命”的序曲，“文革”时期你的境遇如何？

　　郭道晖：“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浩劫，我再次被当做“牛鬼蛇神”“摘帽右派”被专政，受“二茬罪”。当时，清华两派武斗步步升级，由长矛石块到真枪实弹，造反派不时到教职员工住宿区抄家、打砸、持矛抓人，有一晚还包围了我们的住房。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人性丑恶大暴露的运动。在“极左”路线高压下，有的人为讨好“工作组”“工宣队”，或为自保，几次把我抛出来实行“专政”、挂黑牌。我的老伴受到株连；两个年幼女儿作为所谓“黑五类子女”也受到歧视。

　　1969年5月，我随清华许多老师下放江西南昌鲤鱼洲劳动。这里本是一个劳改农场，后来因为血吸虫肆虐，劳改犯迁走了，却把清华、北大的教师“下放”此地。我们住在自己砌的茅草屋里，在南方酷热的夏季，搞所谓“双抢”，有时连续干36小时不休息。不过，我因有逃难吃苦的锻炼，所以对这种境遇尚能应付。

　　财新《中国改革》：听说你的整个家族在此过程中也遭受灭顶之灾。

　　郭道晖：在我被划为“右派”的同时，我父亲在湖南师范学院（现为湖南师范大学）也被打成“右派”（他原是接受地下党领导的民主人士，他的家就是地下党的联络点）。我弟弟郭道尧原是湖南解放时派去接管衡阳市的地下党员之一，却在1959年-1960年湖南“反右倾”整风运动中被迫害致全家自杀。我哥哥郭道西是1947年“五二○”南京中央大学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组织者之一，“文革”中却被当做“走资派”和“特务”，被红卫兵绑在树上打断几根肋骨，九死一生。

　　其他四姐妹，解放初期都已入党入团，参军参干，此时也莫不株连。1957年前，我们全家被称为“红色家庭”，到“文革”时期，则被污蔑为“牛鬼蛇神窝”。历史颠倒竟至如此。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我们一家也可算是一个缩影。

　　财新《中国改革》：“文革”无论是对你，还是对整个中华民族都有着难以磨灭的影响，需要不断地反思。是否正因如此，你2010年发表了《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

　　郭道晖：1980年10月，我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公检法机关党员领导人小组秘书的身份，亲历了四千高级干部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大讨论。

　　这是党内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大解放，确认“‘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决议》批判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从而为彻底否定“文革”和实现党的执政方向上的拨乱反正提供了理论和政治策略根据。这也是迄今仍然坚持极“左”思想、企图复辟“文革”的左派人士难以逾越的底线。

　　在事过30年后的今天，基于一个暮年老人对党对历史的责任感、使命感，为避免我所知悉的一些党史情况泯灭，才择要公示于众。

　　财新《中国改革》：以史为镜，你提出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重点要做“三个开放”？

　　郭道晖：是的，我们需要开放建国以来以及建国前的历史档案，包括涉及毛泽东的有关档案和1980年四千老干部讨论决议草案的简报；开放对建国后的前30年的党史问题和全面评价毛泽东的大讨论；开放对执政党自身改革的大讨论。而且，这些开放的成果应当吸纳和体现于十八大的政治报告中。

发起争鸣、突破禁区

抵制以“左”批“右”思潮，为法治与法学的正常发展遮风挡雨；开展学术争鸣，争民主、论人权、议党权，挑战敏感禁区

　　财新《中国改革》：“文革”结束后，你转入法学，为何有如此大的跨界？

　　郭道晖：1979年4月，我的错划“右派”问题得到改正。

　　有意思的是，对错划“右派”不说平反，而称“改正”，这也是一大发明。

　　是“右派”改邪归正了呢，还是党改正了错误？不过，我总算成为堂堂正正的公民，党籍也予以恢复。

　　1979年4月，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刚建立，彭真复出，任法委会主任，急需干部。

　　时任法委办公室主任的王汉斌在我的“改正”决定尚未下达和有关政策尚未完全落实以前，就急于把我调去法委工作。

　　这时，我已年届半百，改行学法，可谓“老年出家”。法学上的权利、权力，同电机学上的电压、电流，相去十万八千里。

　　但是，我对中国缺民主、无法治，有切身的感受，也想借此实地体察一下国家权力的运行情况。

　　在法委，我历任理论组处长、国家法民法室处长、研究室副主任。1987年9月转到中国法学会，任研究部主任。1989年离休后，返聘为《中国法学》杂志社总编辑，又干了九年，1998年年届七十才离任。

　　这20年中，出版了个人专著七本，著述有300多万字。

　　财新《中国改革》：中国法学界、法律界一直是“极左”的重灾区，经受过比其他学界更多的折腾与磨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有一场大风潮席卷而来？

　　郭道晖：1989年2月，我从中国法学会研究部主任岗位上离休，返聘担任《中国法学》编委会副主任，不久，接任总编一职。

　　这一年，正逢那场惊心动魄的政治风波。

　　当时法学界一些风云人物提出的口号是要“正本清源”，对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言论加以清理。

　　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以“左”批“右”的情况。（我当时在《中国法学》上有意把“右”字也加上引号，中国法学会原会长王仲方同志注意到这一点，还特别打电话表示赞许。）

　　比如1990年2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法学界一位教授的文章《谈谈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几个问题》，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再提“争民主”的口号就是“搞资本主义复辟”。

　　又如某权威部门审定的“全国‘二五’普法统一干部读本”中，提出“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将始终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其中，把司法机关一概称作“专政机关”，是“国家对敌暴力镇压机器”。

　　财新《中国改革》：作为一个有全国乃至国际影响的刊物，此时你们的立场与观点至关重要。你们如何把握了舆论的导向？

　　郭道晖：我们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恰当估计中国法学界的思想动向与情势。

　　当时，政法界就有领导人在讲话与文章中表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法学领域“严重泛滥”，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和“触目惊心的危害”。

　　我对这种说法有保留。在当时一次由中国法学会主办的“坚持四基原则与繁荣法学”研讨会上，当有人强调对法学界存在的“自由化思潮决不能低估”时，我立刻反驳以“也决不能高估”！

　　与此同时，在1989年第5期（9月出版）《中国法学》，由我执笔的“本刊评论员文章”《正本清源 繁荣法学》，对法学界形势的估计就同政法部门的一些领导人不同。

　　评论特别指出，“正本清源也不是要重新回到‘左’的僵化思想的老路上去。”

　　财新《中国改革》：当时，你们能够发出这样的声音，需要相当大的胆识。

　　郭道晖：在那个特殊时期，法学界一度相当沉闷。一些学者对还会不会继续坚持“双百”方针，还是否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心存疑虑，法学界很难听到新的观点与声音。

　　对此，1990年第3期，我发表《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一文，反对教条理解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并以此为“大棒”打人。

　　同时，为在法学界切实贯彻“双百”方针，我又发表了另一篇本刊评论员文章《继续贯彻“双百”方针，繁荣马克思主义法学》，提出要“区别对待政治是非与学术是非问题”，不要轻下政治结论，乱扣政治帽子。

　　财新《中国改革》：有人称，这些评论搬掉了法学前进道路上的大石头。而与这些“安定法学界浮动人心”的评论一起，《中国法学》杂志还展开过几场有名的学术争鸣，均涉及当时极为敏感的一些话题。

　　郭道晖：第一场是关于“争民主”的口号之争。

　　1990年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吉林大学法学教授张光博的署名文章《谈谈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几个问题》，其中将1989年政治风波中提出的“争民主、争人权”口号，上升到理论层面论证其反动性，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再提出为争取民主而斗争的口号，是“搞资本主义复辟”。

　　这篇文章由于所发表媒体的特殊性，引起人们的关注。

　　这时，中国人民大学一位资深法理学教授对这个观点提出了商榷，不同意在人民取得政权后，就没有“争民主”或建设、发展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任务。我把他的论文在《中国法学》发表。

　　随后，为了体现学术争鸣的民主精神，1991年第1期《中国法学》特辟“争鸣”栏目，刊登了那位吉大教授的反批评，并编发了编者按，指出“提倡在学术问题上进行不同观点的论战，既允许学术批评，也允许反批评”。

　　这是本刊首次开展这样的批评与争鸣。

　　在反批评中，这位吉大教授说，“争民主实际上是一种动乱口号，1989年的风波就是明证。”

　　随后，我又请宁夏大学一位资深宪法学教授参与讨论，他的文章虽也认可不应在“争政权”的意义上去“争民主”，但更不同意把“争民主”上纲为“复辟资本主义”，指出人民要争取真正享有各项民主权利，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

　　此外，还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子青的来稿《分歧何在》，认为不能把“争民主”不加区别地说成是要夺权，搞资本主义复辟。

　　财新《中国改革》：把“争民主”等同于搞资本主义复辟，这种思想贻害不浅。

　　郭道晖：同一期还发表了我撰写的《关于稳定的辩证思考――略论稳定及其与改革、民主和法制的关系》，其中也着重论述了稳定与民主的关系。

　　文章指出，我们所要的稳定不应只是求社会安宁，而在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相互适应和协调发展的全面的持久的稳定。

　　文章强调，不能以为稳定必然要牺牲民主，相反，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才会有真正的社会稳定。

　　财新《中国改革》：这些观点即使放在当下“维稳压倒一切”的情势下也相当适用。

　　郭道晖：我记得有报刊特别摘录了这样一段：维护稳定，要克服消极的防民思想。

　　政治风波之后产生的余悸，在某些同志身上容易引起防民思想的滋长，对公民的言行只是采取消极的防范态度。

　　可是，维护稳定，有赖于全党全民群策群力，这就必须更加注意广泛吸引人民群众以主人翁姿态参政议政。

　　小平同志讲的“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实在是至理名言。

　　财新《中国改革》：争民主，就是争权利。《中国法学》关于法“权利本位”的争论，也可谓影响深远。

　　郭道晖：1988年6月的长春会议上，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光博、张文显领头提出了“权利义务是法的核心”，倡导“以权利义务为法的基本范畴，重构法学理论”。

　　随后，一些法学期刊开始陆续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然而，1989年之后，“权利本位说”被一些人通过权威刊物说成是“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从法学方面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一时间，法学界主张“权利本位”的学者人人自危，也有人（包括那位张老教授）反戈一击，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成为从政治上批“权利本位”的旗手。

　　1990年8月，《中国法学》第4期在“法学争鸣”栏目发表了他的学生张文显教授的文章，对批评“权利本位”的各种论点进行了反驳。

　　财新《中国改革》：当时法学界的人看到这篇文章，大呼“《中国法学》救活了一个学术观点”。

　　郭道晖：以后每期我们都有计划地发表持不同观点的学者文章，对此问题的讨论延续了一整年，主张权利本位、义务本位、权利义务相统一等各种论点都有反映。

　　此后，《中国法学》又转入到了下一个重要的主题――人权的讨论。

　　财新《中国改革》：人权问题，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理论界、法学界的禁区，你们如何突破限制，使之成为热门话题？

　　郭道晖：1991年第3期，我在《中国法学》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深入开展人权与法制的理论研究》，这是那场政治风波后发表的第四篇重要评论，也是法学界在人权问题一度成为禁区后，首先以评论来开路的重要动作。这篇评论首次提出了“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人权旗帜”的命题，这是长期以来把人权当做资产阶级口号的一个反叛。

　　应当说，人权问题的解冻是从1990年11月有关部门召开的一次有关人权问题的小型专家座谈会开始的。会议的主题原是要针对外国宣扬的“人权无国界论”发表批判性的意见。

　　财新《中国改革》：可后来怎么从“批判”转为了“建设”？

　　郭道晖：坦率地说，会上来自政法实际部门的同志在发言中比较谨慎。来自学界理论界的学者因为是初次试探，也有点欲言又止。

　　为此，我作了一个系统发言，总的倾向表达了要认真开展人权研究的强烈要求，与“批判”人权的意图大异其趣。

　　1991年3月2日，有关部门再次召开人权问题小型座谈会，缘由是美国肯尼迪人权中心给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一封信，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央相关部门要求“认真对付”。

　　会上，大家表示，对人权问题不能再采取回避态度，要开展深入的讨论，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人权的状况与问题。

　　会上拟就了八个研究课题，当场确定了负责主持研究的单位，编写一套“人权研究资料丛书”，为今后深入研究打下基础。

　　财新《中国改革》：这为打破人权禁区开了个头。

　　郭道晖：是的，闸门一旦打开，就非原始意图所能局限。

　　在以后蓬勃开展的人权讨论中，已不限于只是对付国外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挑战，而是对人权理论与实际问题展开全面探讨了。

　　这个座谈会后，《中国法学》编辑部和中国法学会研究部立即于3月12日联合召开了名为“如何开展人权与法制问题的理论研究”的座谈会。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研究人权问题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消除不必要的思想顾虑。

　　这次会后，北京一个接一个地召开人权座谈会、讨论会，这些会我都基本参加了。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也都召开了相关座谈会，真可谓“京城无处不飞花，争谈人权热门话”。《中国法学》还开辟了“人权与法制研究”专栏，对人权的各种观点开展了连续一年多的讨论。

　　财新《中国改革》：对于禁区的突破，还有你在1994年《法学研究》第1期发表的文章《权威、权利还是权力――党与人大的关系的法理思考》，这被认为是法学界第一篇敢于突破“党与权”的禁区，直言不讳地阐释党的领导权的性质，剖析以党代政谬误的好文章。这篇文章在海外也引起了极大关注，因而给你带来一些麻烦。

　　郭道晖：国内有些人有一种传统的习惯思维，就是以外人的舆论来判断自己人的是非，所谓“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应当反对。”

　　这篇文章是应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之约，为该室1993年10月召开的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研讨会”而撰写的论文，后来在《法学研究》刊出，当时是一片赞扬之声。

　　直到1994年4月14日，台湾《联合报》以大号标题发表一篇关于此文的摘要报道，而且用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大陆法学界挑战以党领政思想》。

　　法学界个别人并未弄清事情原委，立即撰文“商榷”，还是那位张教授，居然把我的论点同蒋介石挂上钩，说我把“人民主权”同“治权”分开，原是孙中山的错误理论，后来被蒋介石利用。还特别提醒“特别是关于这种执政党的理论受到台湾电台的赞赏时，应当引起我们的警觉。”

　　财新《中国改革》：这又是把学术问题上纲为政治问题。

　　郭道晖：后来，这位教授的硕士生，在《求是》的《内部文稿》（1995年第5期）上又发表一篇题为《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商榷文章，题目就上升到了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

　　执政党是在人民之中，作为人民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决不能把执政党凌驾于人民主权之上。而他们却总是力图使党权高于政权与民权，似乎只有这样才算是坚持了党的领导地位，看来立场坚定，实则是帮倒忙。

　　1997年《当代法学》上一篇署名“李驰”的文章，用“全国人大比作火车头，共产党是火车司机”的比喻，来批判我讲的党的领导权不能高于人民主权。

　　可是，说司机是“第一推动力”，而把由全体人民通过直接或间接选举出来的人大，比作是靠司机一手操纵的机器，这置全国人大这个人民最高权力机关和近3000名人大代表于何地？

　　力图把党的领导权、执政权，说成是高于人大、高于人民主权，这同邓小平同志早在1941年《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批评过的“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的错误观念极为相似。

　　财新《中国改革》：说到此，今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可是，在1995年8月，《中国法学》在特殊的背景下，刊发了一位教授的长文，对邓小平南方谈话以来法学界提出的许多新观点一一进行了政治性的批判，从而挑起了一场局部的争论。

　　郭道晖：当时邓小平的谈话确实刺痛了某些人的心，他们并不愿就此退出历史舞台。有的人写出“万言书”，历数改革开放的“消极面”，来反对党的十四大的决策和邓小平理论，甚至说“1992年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已占上风”。港刊发表此文时评论说这实际上是一篇“讨邓檄文”，意味着“邓之后的斗争”已经开始。

　　你提到的教授长文，编辑部是在1994年11月21日收到的，觉得涉及那么多观点和学者，应当审慎。法学会党组以及各编委传阅后，认为该文不宜原文刊登，我也登门请教，向作者转达了党组有关领导的意见，建议他集中几个问题加以学术论证，去掉那些有扣帽子之嫌的什么“论”。

　　财新《中国改革》：结果怎么样呢？

　　郭道晖：可他一听马上就顶了回来，说“我早料到你们不会登，只是试探一下。我自己有刊物，不一定非在你那儿登。”

　　后来，他却直接给中国法学会会长写了一封信，说我盗用党组名义，拒登他的文章，并要求在《中国法学》上发表这篇文章。最后在对个别显眼的词句作了删削后，文章还是全文刊登了。

　　财新《中国改革》：不过，这场论战确实是局部的，并没有扩大。

　　郭道晖：当时刊发了山东大学对此文持批评态度的陈祯教授的来稿，题目是《是“引导”还是“误导”》，此外，还登了一篇西北政法学院教授刘作翔的商榷文章，此后就再也没有发表文章了。至少在我们这里结束了这场看似“无谓的争论”。

大胆立言 创新理论

信奉新社会主义，倡言新宪政主义，主张“以社会权力制衡国家权力”，它是社会主义应有之义，也是新宪政论的基本立足点

　　财新《中国改革》：这种种争鸣涉及大是大非，今天看来有些已经是常识性问题，但在当时却往往要历经周折才能达成共识。比如，今天我们常用的“法治”概念。正是你较早地指出了“法制”与“法治”的区别，并首创了“刀制”与“水治”的概念，引发一场争论。

　　郭道晖：将这两个同音词之争比喻为所谓“刀制”与“水治”之争，是我考虑到研讨时二词同音，不好辨别；而法制（legal system 法律制度）与法治（rule of law法的统治）是两个有实质区别的概念。

　　法制的制字是立刀旁，我就称它为“刀制”；“法治”的治字是水旁，我就称之为“水治”。法制是个中性词，任何国家都要有法律制度，它可以同专制结合；中国长期以来，是把法只当“刀把子”、当统治工具或阶级斗争工具；而“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所以“水治”也可以标示为“人民之治”，即民主政治或民治。

　　这两个词义之争，反映了工具论与价值论的分歧，也是长期以来中国革新与保守的法律观的分歧。

　　1988年，在诠释“依法治国”与“以法治国”两个不同命题时，我就主张用“依法治国”，因为它同其对立面“依人治国”即人治划清了界限。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开始，法学界提出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并得到政法界的普遍认同时，我又进一步提出：市场经济应是“法治经济”，不仅要以法制规范市场秩序，更要制约行政权力对市场经济主体的权利的非法或不当干预，这是“法治”的任务。

　　我逮着机会就讲，不仅自己讲，还组织同仁在《中国法学》上一起讲。在法学界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党的十五大将建设“法制”国家改为“法治”国家。

　　财新《中国改革》：时光荏苒，你的法学研究也不断跟进，人们评价说，你的研究总是紧跟时代需求，挺进在最前沿的领域。近几年来，你的研究越来越聚焦于“宪政社会主义”，这一理论体系构架是怎样的？

　　郭道晖：我信奉的是新社会主义，所倡言的是新宪政主义。我的一贯主张是“以社会权力制衡国家权力”，它是社会主义应有之义，也是新宪政论的基本立足点。

　　我所说的新社会主义，简言之就是以社会至上为主义。社会至上也就是社会主体――人民至上。它的对立面是国家至上主义，而不一定是资本主义。

　　在宪政国家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应以社会为本位，以社会主体的权利和社会权力为本位，而不是以国家/政府的权力为本位。社会是“社会的社会”，而非“国家的社会”。

　　相反，国家倒是社会的国家（国家来源于社会，国家权力是社会/人民赋予的），社会要监督、管理国家，国家权力要为社会、为人民服务。

　　社会权力的载体是公民社会，离开公民社会及其社会权力对国家和社会日益增长的作用，侈谈实行宪政，是舍本逐末。实行宪政固然应当强调实现国家权力之间的分权与制衡；而没有公民社会的参与和支撑，就很难推行。

　　执政党强调“联系群众”，在当代，就应当着重于联系公民社会。

　　财新《中国改革》：提到社会权力，现在比较热的一个话题是“社会管理创新”。

　　郭道晖：我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但据我观察，现在各界关注和讨论的热点却似乎重在社会管理；而管理又重在政府对社会的单向控制；控制的目标则是“维稳”；维稳的指向又偏重于维护某地方、某部门的“政绩”，说到底是维护某些党政部门及其领导人的权位，而不是重在维护社会大众的公平正义、民生福祉。

　　还有些党政干部把“创新社会管理”的任务抹去了“创新”这个前提，消极地、片面地、墨守成规地理解为：以党和政府为单一主体，去单向“加强对社会的管理”；而不是依靠社会的自治和政府与社会的协同治理。而所谓“管理”，则将其等同于对社会的行政管制、政治控制；对社会矛盾冲突与社会危机不是着重疏导，而是围堵、遏制，甚至打压，以致维稳经费居高不下。

　　财新《中国改革》：结合你的宪政社会主义理论，你理解的社会管理创新应该是怎样？

　　郭道晖：社会管理不应当理解为主要是国家（执政党和政府）管理社会，更不能是国家单向控制、统制社会。

　　社会管理的主体首要应是社会自己，社会应当享有充分的社会自治权力以及民主参与和监督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的权利。社会管理的客体，应当是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和社会成员的物质与精神需求，而不是对公民的私人活动和社会上的思想、文化的多样性加以过度的控管。党和政府无权垄断经济和社会生活，更不应垄断思想文化。

　　近期发生的乌坎事件，就是公民运动的一次很好展示。

　　财新《中国改革》：历经多年的法学风云，“左”与“右”的论战始终未能停歇。如今，各方利益纠缠难清，中国改革处于胶着期。在此背景下，法学界的思想交锋有着怎样新的表现？

　　郭道晖：事实上，当今一个令人忧虑的问题正是说倒退的话，甚至做复旧的事。这在政法界表现尤其严重。譬如，有政法领导干部在某法学研讨会上作报告，居然说司法是“小技”，政治是“大道”，司法要服从政治这个“大道”；批评以公民权利为本位是个人主义……

　　当前“服务大局”也成为司法工作的大政方针，要求司法服从政治，服从维稳，而不是强调“服从法律”。这使人感到又回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政治挂帅”“突出政治”的年代。

　　还有政法领导干部说：“政法机关是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专门机关。”这又使人想起“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全面专政”时代。现今有些地方的司法机关的确也异化为一些贪官污吏、官僚权贵的家丁打手。现在以党权干预司法的现象，并不鲜见。有的地方大搞秘密抓捕、刑讯逼供，还搞什么罪犯公审大会，或押解妓女大游行；有的干警未经检察机关批准，半夜擅自闯入民宅抄家，或非法跨省抓捕公民……

　　这些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中无法无天的某些元素的复活。上面这些观点和做法，使人感到“似曾相识燕归来”，退回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某些观念和制度了。

　　财新《中国改革》：与之相对的是，近年来法学界关于党的领导与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宪政民主与公民社会的讨论已成为热点。你认为，当前中国走上宪政之路的核心在哪里？

　　郭道晖：从十七届四中全会作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决议以来，如何巩固执政地位，差不多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正如胡锦涛在2011年“七一讲话”中，提出党面临的四种考验（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和四种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指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这很有针对性，表明党的高层领导人已意识到危险临近的紧迫感。

　　法学界对这30多年来的解放思想有这样一个总结，第一次解放思想大讨论主要是围绕继续革命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次主要是围绕要不要搞市场经济；如今，第三次大的讨论已经开始，宪政成为焦点。这第三次思想解放的核心就是执政党自身的改革。其实，这没有什么新鲜的，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就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任务，可惜遇到政治风波而中止。

　　我认为，最迫切的任务是,执政党必须依宪执政，由搞阶级斗争的革命党，转型为现代的、实行宪政民主的执政党。近年的提法是“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但执政党仅是党的身份和地位的改变，而没有明确“执”掌的是什么性质和理念的“政”。不明乎此，就可能仍然沿袭革命党的思维和制度去执政。

　　为此，必须相应地实现党的现代化改革，革除许多与宪政国家不相适应的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才能真正提高党执政的合法性和执政能力。周瑞金同志的一段话让我记忆深刻：“中国现在已经坐在一个火药桶上，在缺乏法治和制度制约的今天，部分权力的堕落和百姓对腐败的愤怒，已经到了严重地步，社会矛盾一触即发，实行宪政社会主义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文章来源：《中国改革》2012年第4期、第5期 发布时间：201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