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大元：追寻立宪踪迹

【韩大元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常务副院长 博士生导师】

采访时间：１１月１０日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

韩大元，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

找到了最有价值的讨论纪要

“第一部宪法往往是一个国家宪政发展的起点，研究宪法制度必须回到历史的原点。”韩大元对宪法学者的责任有自己的理解：要为以后学习宪法的人，收集和保留国家立宪的历史资料。为此，自１９９９年起，韩大元开始寻找１９５４年宪法的史料。

“最早找到的有价值的资料，是宪法起草委员会７次讨论的纪要。”在韩大元的书房里，一行一行手抄的文字，书写在中央档案馆的稿纸上，每张稿纸都盖着中央档案馆的公章。“原件在中央档案馆，按规定不能复印，那段时间，我和学生每天过去看档案，学生们一字一句抄下来。”

“这些资料透露了当时的制宪气氛，在讨论具体宪法草案条文时，有些民主党派人士说话‘很不客气’，直接说这样的规定‘不对’，在场的毛主席很开放、很大度地表示，那我们再讨论讨论。”通过分析历史资料，韩大元得出结论：１９５４年宪法的制宪过程和内容，体现了民主与科学的精神。

最想找到的两份史料

      韩大元最想找到的还有两样东西。一是１９５３年起草的宪法草案。“宪法原定于１９５３年制定，当年动笔拟到一半时，因自然灾害等接连发生，起草工作被迫推迟。”二是１９５４年由陈伯达起草的宪法草案。“毛主席去杭州起草宪法以前，委托陈伯达起草第一稿，到杭州后，对这一稿作了很大修改，但陈伯达这一稿（原稿）目前还没有找到。”韩大元所找到的最早的宪法草案稿是毛主席到杭州后，与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一起起草的第二稿。

“找到这两份初稿，才能知道最初的草稿参考了哪些国家的宪法。”韩大元说，“尤其是想找到陈伯达这一稿，因为由此才能分析毛主席主要作了哪些修改以及他的宪政理念。”

为了找到陈伯达的这一稿，韩大元找到了采访过陈伯达五十多次、写出《陈伯达传》的叶永烈。但是很遗憾，叶永烈回忆说，陈没有具体谈过１９５４年宪法的问题。而且，陈有一个习惯，起草中央文稿后一般不留底稿。“我下一步要和陈伯达的儿子联系。”韩大元不想放弃。

宪法起草小组回北京后，具体工作实际上主要由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承担，他参加过各种形式的宪法草案的讨论，而且直接参加修改工作。在宪法草案每一个条文的讨论中几乎都有田家英的发言。

董成美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老教授，他透露了一个重要内容：１９５４年６月，为了给草案的条文写一个解释性的材料，经毛主席同意，田家英带着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教师和其他同志到北戴河，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解释》，拟出文稿，陆续送毛主席审阅。但是，当写到一半时，起草小组成员们认为，正式的解释权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才有，因此向毛主席请示不再搞这个解释，得到毛主席的认可。“这个宪法解释原稿，目前也没有找到。”

正在推动拍摄纪录片

在２０年的宪法学教学与研究过程中，韩大元深深感到一个国家制宪史的重要性与它的学术魅力。“最好的结果，就是把这些资料都摆在纪念馆里面，当我们的后代想看看当初是怎么争论的时候，一查就什么都知道了。”

去国外进行学术交流，“他们的宪法纪念馆，他们对宪法发展史文献的整理和重视，我真的很羡慕。”韩大元建议国家设立一个纪念馆，把我国宪法发展的文献资料以最高规格收集和保管起来，“为我们的后代留下来”。

“我现在也在推动拍摄完整地记载１９５４年宪法制定过程的纪录片。”韩大元正在联系有关部门将计划付诸实践，希望在１９５４年宪法颁布５５周年（２００９年）时放映这部记载制宪历史的纪录片。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全民大讨论，有１．５亿人参加，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还在讨论。这些影像资料都是有的，可它们在沉睡，没有人把它们汇集起来。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都需要有这样一部片子。”

（本报记者王丽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