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崇德：1929年生，上海青浦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博士学位点建立人。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北京市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原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

与宪法结下不解之缘

　　许崇德家境清寒，出生后仅六个月父亲就去世了，孤儿寡母在旧社会常受欺凌，苦苦熬于烽火连天、岁乱年荒的时代。少年时期曾亲眼目睹日军侵华，烧杀掳掠，无恶不作，而最后远东军事法庭有中国的法官参与审判日本战犯，大快人心，因而他深感法律工作的崇高，十分向往。1947年许崇德高中毕业，报考大学时他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复旦大学法律系。

　　复旦法律系开设的课程很多。其中，宪法课由著名的民主教授张志让先生登台讲授。张先生一上课，大教室里总是挤得满满的。这也是许崇德最喜爱的一门课。这固然同张先生分析透彻、谆谆善诱有关，更重要的是许崇德生逢乱世，深觉政治腐败导致民穷国弱之痛，所以一接触宪法学，初识国家根本制度和根本大法的重要性，就萌生了探索民主宪政的求知欲，学习兴趣自然也随之提高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许崇德对于《共同纲领》等“三大宪章”的学习十分认真，认为那是任何一部旧中国的宪法都不能比拟的。1951年夏，许崇德大学毕业后，离沪赴京，进中国人民大学当研究生。那时入学不需考试，而是由组织部门挑选输送。至于学什么专业，也须服从组织分配，因为这是“参加革命”。许崇德被分配的是宪法专业（当时称“国家法”），这倒恰恰符合他本人志趣，许崇德后来笑谓之为“命中注定”。

　　学校的主管同志告诉大家：人民大学是党创办的新中国第一所新型大学，需要引进一批知识青年培养为掌握马列主义的教师。许崇德当即被分配到国家法教研室，向多位前苏联专家学习各门基础理论课以及苏联国家法、人民民主国家法、资产阶级国家法等专业课。“国家法”就是宪法学，因为莫斯科大学不称宪法课，而叫做国家法。

　　这样，教师就成了许崇德的终生职业，宪法学就是他终生从事的专业了。自进入人大时算起，迄今不觉已经56年过去了。

梅花香自苦寒来

　　在研究生阶段，许崇德向多位前苏联专家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等政治理论课以及苏联国家法、人民民主国家法、资产阶级国家法、行政法、财政法等专业课。课程之多，压力之大，令人喘不过气来。尤其是指定的必读书都是马列经典原著，例如《资本论》等，书既厚重，种类又多，摞起来比人还要高。加之当年的翻译水平，译得佶屈聱牙，甚难读懂。许崇德每天焚膏继晷，熬红双眼，才勉强完成任务。

　　昔日在上海读书时，许崇德课余还经常拉二胡、弹吉他。可是来到人大后，紧张的学习使他废琴绝弦，再也无暇顾及了。除了上述课程外，还须学俄语，这也要花费不少时间。许崇德口袋里总是装着好几叠写满俄文单词或短句的小卡片，在去课堂或饭厅的路上边走边背诵。当年学校为了鼓励学习，对俄文考试成绩优秀者给予奖励。有一次许崇德得到奖金之后，高高兴兴地买了两双溜冰鞋，到晚间功课完了时约上女友陈雍（现在的夫人），双双往学校的冰场活动一番。

　　研究生毕业后，许崇德留校任教。人民大学早期只招收参加工作满5年的干部，这些学生的社会经验比较丰富，岁数也普遍比教师大些，他们对讲授内容往往提出特殊的要求和问题。这对初登讲台的年轻教师来说，压力颇大。为此，许崇德认真备课，力臻完美，博得学生一致好评。

　　早先的教材都是套用前苏联的，怎样才能编写出我们自己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教材呢？这成了摆在许崇德面前的严峻课题。经过多年努力，不断摸索，凝聚了许崇德和同事们无数心血的中国宪法学体系终于创立起来了。

　　正当宪法学的发展臻于成熟，教学规律已被认识并较熟练地掌握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接着，人民大学被撤销停办，全校教职工被下放江西从事体力劳动。说起这段艰难的岁月，许崇德最感遗憾的是，多年积累的资料，包括完整无缺的几种期刊、满箱的卡片，顷刻之间全部都须挥泪丢弃。那可是他长年累月伏案抄录的读书笔记、名言、语录、索引等珍贵手迹啊！

　　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许崇德返校重执教鞭。但由于校园大部分被其他单位所占，办学非常艰难。许崇德全家五口挤住在一间低矮的平房里，唯一的桌子除用膳外，还得让给子女学习使用。许崇德只好在一张破旧的扶手椅上铺了块小木板，局促弯腰地写字。就在这块小木板上，一篇篇学术著作相继问世。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已无可奈何逝去，为了夺回虚度的光阴，许崇德争分夺秒。迄今他共发表文章305篇，其中除了7篇发表于1978年之前，其余的都是近二三十年来的作品。他出版的图书大体上也是这个比例。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许崇德常说，搞学问全靠韧劲，要不怕艰难。有一次雪后冰冻，他在路上摔了一跤，右臂骨折。医生给他裹上绷带，挂在胸前。但第二天他就强忍着痛练习左手执笔，弯弯扭扭地又写起文章来。还有一次，大概是1985年11月，许崇德因患眼底出血症，一目失明，住了个把月医院。期间他实在放不下手里的工作，于是背着医护人员，全凭一只眼睛，偷偷地阅改文稿9万余字，并为《天津法制报》撰文一篇。

社会是个更大的课堂

　　许崇德有句口头禅：“社会是个更大的课堂。”他觉得，做学问一定要坚持知行合一，理论联系实际。在学术生涯中，许崇德也曾不断地深入社会，了解社会，亲身从事一定的实际工作。

　　1952年冬，党中央公布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提纲，当时还是研究生的许崇德就参加了中央组织的工作队，赴河北农村，在农民的炕头上宣讲“一化三改”总路线总政策，并挨家挨户做工作，动员农民把余粮卖给国家。同时，许崇德还抓紧时间学习了列宁的《论粮食税》和其他关于苏俄当年实行新经济政策方面的著作。

　　1953年夏，许崇德参加内务部工作组赴山东农村，进行全国第一次基层普选的试点工作。他同工作组其他同志一道帮助当地的乡政府，经历了从选民登记一直到召开第一次乡人民代表大会的全过程。许崇德一边学习选举法和邓小平的选举法起草报告以及有关的中央文件，一边操作、实验选举制度的每一个环节，收获很大。

　　1954年初，许崇德被借调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住进中南海，从事秘书处的工作。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许崇德亲历其境，熟悉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从起草到出台的整个过程。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工作结束后，9月中，许崇德又转到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秘书处工作，见证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人大的召开。时至今日，许崇德依然清晰记得代表们全体起立、热烈鼓掌并欢呼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胜利通过的动人场面。

　　从1958―1971年期间，许崇德几度下放农村，接受劳动锻炼。

　　改革开放以来，让许崇德觉得受益极深的是1980―1982年底，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成员，在彭真直接带领下参加了现行宪法的草拟，对宪法的每字每句都曾反复斟酌。这次长达两年多的紧张工作，对许崇德而言，无论在专业的提高、政策的掌握或是国情的了解、社会知识的拓展方面，都具有深刻的意义。

　　1985年，许崇德受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88年，又被任命为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从1985―1993年期间，许崇德参与完成了港、澳两部基本法的起草工作。1996年、1998年，许崇德又先后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在此期间，许崇德参与完成了大量有关两个特别行政区建立的规范性文件的起草工作。基本法和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问题，都属宪法学的主要内容。许崇德参与的这一系列实际工作，不仅是为祖国统一大业出了力，对于我国宪法学的发展也是十分有益的。

学术创新 硕果累累

　　许崇德在科研领域里勤奋耕耘，硕果累累，迄今发表学术性文章302篇，出版著述及参与编写学术性书籍75种。主要著作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港澳基本法教程》、《宪法与民主制度》、《分权学说》、《中国宪法学》、《国家元首》；主编《宪法》（21世纪法学教材）、《宪法学（中国部分）》、《宪法学（外国部分）》、《各国地方制度》、《中国宪法》（全国高校文科统编教材）、《中国宪法教学大纲》等。代表性论文有：《略论我国地方制度的特点》（载《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我国宪法与宪法的实施》（载《法学家》1998年第6 期，《新华文摘》1999年第4期全文转载）、《邓小平理论 永放光芒》（2004年3月1日新华社统一发稿，载《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及香港各报）、《与时俱进 治国安邦》（载《求是》杂志2004年第6期）、《〈反分裂国家法〉的立法依据和性质探析》（载《中州学刊》2005年第3期，《新华文摘》2005年第15期全文转载）、《以科学发展观学习宪法》（《新华文摘》2006年第23期）等。

　　许崇德的作品中，较有创新价值的理论观点主要是：1. 民主作为国家形态，是历史的范畴，随着国家的产生、发展、消亡而产生、发展和消亡。中世纪以来的近代民主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社会主义民主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二者在本质上根本不同，但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至于民主作为一种作风，则未必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

　　2. 宪法对国家政权有两个方面的作用：其一是巩固和规范的作用，也就是保障权力的合宪性，并使权力在宪法铺设的轨道上通畅运行，提高统治效能，从而得到巩固；其二，使权力不超越宪法设置的轨道，避免权力滥用以保障人民权利。这两方面是统一的。有人只强调“限制权力”，这是片面的。

　　3. 宪政是依据宪法实行的民主政治。没有宪法，民主政治就无法可依；反之，如果没有宪政，则宪法将成为一纸空文。同时，还应以发展的观点看宪政。资本主义宪政必然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宪政去。那种只承认资本主义宪政而不承认社会主义宪政的观点，是不符合客观历史发展规律的。

　　4. 通常说1982年草拟现行宪法的总的指导思想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客观形势在不断地迅猛地发展，尤其是现行宪法经历了几次部分内容的修正，通过了多个宪法修正案，从而使宪法本身获得了新的素质。因此，宪法总的指导思想应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它不仅是制宪和修宪的总的指导思想，也应该是实施宪法、遵守宪法的总的指导思想。

　　5. 依法治国，首先应该是依宪治国。我国的法律成千上百，每一个法的地位和作用并非全都一样，而治国最直接、最根本的应当首推宪法。宪法是母法，有了宪法并保持宪法的最高权威，才派生出其他的法律，才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奠定基础。作为根本法，宪法所确认并巩固的是国家的根本制度。如果治国不以宪法为基础，那就不啻于丢掉了立国的根本。同时，要做到依宪治国，还必须使宪法充分实施，发挥其衡量和裁决重大是非的标尺作用。

　　6.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政权的组织形式，不是指某个特定的国家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概念应包含四个环节：（1）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2）人民在民主普选的基础上选派代表，组成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3）其他国家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受它监督，向它负责；（4）人大常委会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人民代表大会向人民负责。把以上四个环节总合起来，才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整表述。

　　7. 设国家主席是中国政治体制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表现之一。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不设国家主席，并不适当。许崇德在1977―1980年期间，曾多次撰文呼吁恢复国家主席的设置。2003年，鉴于我国元首外交的活跃开展，成效显著，许崇德向当局建议应给予此类活动提供宪法基础。后来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第二十八条，规定主席代表国家“进行国事活动”。修正后的宪法增强了主席的地位与作用，这让许崇德十分欣慰。

　　许崇德读书，擅采百家之长。但他绝不止于咀嚼前人的精华，而是在吸收他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发展了的实际情况，不断创新，不断地把学科推向前进。

广泛宣讲宪法

　　作为宪法学教师，讲解宪法是许崇德的本职工作。早期，许崇德在人民大学法律系为本科学生授课。此外，他也曾为工农速成中学讲授宪法，还曾为本校的档案专修科讲授宪法。作为人民大学的硕士生导师和中国政法大学的宪法学研究生导师组组长，他共培养了约10届硕士毕业生。从1987年起，许崇德开始招收宪法学博士研究生。迄今为止，先后培养50名博士（其中6人在读）。

　　许崇德除了在学校讲授宪法课外，还常为工厂、企业、乡镇基层、社会团体、部队的干部和群众宣讲宪法。在1982年全国讨论宪法草案期间，除北京外，许崇德还到天津、上海、郑州、洛阳、沈阳、旅顺、石家庄、保定、长沙、杭州、合肥、昆明、西安、武汉等地宣讲宪法草案的精神与主要内容，每场的听众差不多俱在千人以上。20世纪后期，许崇德还曾应邀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耶鲁大学，韩国汉城大学、中央大学，日本立命馆大学，香港树仁大学、浸会大学、城市大学，澳门大学等处讲学。

　　199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织学习，邀请许崇德上第一课，讲解宪法。这次讲座后来在李鹏所著人大日记《立法与监督》一书中有记载。李鹏写道：“六月十六日星期二，晴。下午，主持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法制讲座，各位副委员长、专门委员会正副主任委员、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听讲。中国人民大学许崇德教授讲《我国宪法与宪法的实施》。讲后，我提了几个问题。我问，宪法序言是否和条文具有同样法律效力。他认为有同样法律效力。厉以宁委员问，现行宪法是否有修改的必要。他认为社会在发展，法律总是会跟不上形势变化，因此需要修改……许崇德在授课中还对法律是1/2多数通过，宪法是2/3多数通过，是否有不协调之处的问题，做了回答。许崇德不赞成在修宪中把私有财产写为‘神圣不可侵犯’。”

　　2002年12月26日，许崇德应邀为第十六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学习会讲解宪法。这次是许崇德同另一位教授合讲的。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发表系统讲话，显示了中央对宪法的重视。

坚决护法，维护统一

　　1985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立。1986年2月，中央有关部门决定派5名内地委员赴香港实地考察，许崇德便是其中之一。但那时他因眼底大面积出血已住院治疗近两个月，医生不同意他远行。许崇德经过努力争取，结果还是带了大批针药毅然上路了。他写了首诗：“带病从公万里程，胸存国祚敢滞行？百年读史千般恨，浩气今朝达海瀛！”许崇德认为，这是实现祖国统一、洗雪百年国耻的大事，纵使浪高水险，也应顶风而上。

　　起草香港基本法用了五年时间，后来起草澳门基本法同样花了五年时间。贯彻“一国两制”制定基本法，是史无前例的创举，难度极大。但上靠中央政策，下靠群众支持，大家团结合作，艰苦战斗，最后还是胜利完成了任务。1986―1990年期间，许崇德同其他起草委员三次受到邓小平亲切会见，面聆教谕，受益极深。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许崇德分别在香港及澳门出席了中英、中葡关于港澳的交接仪式，并分别出席两个特别行政区的成立大会。身历如此庄重、如此震动世界的时刻，许崇德百感交集，禁不住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港澳回归之后，日子并不平静。1997、1998年，有大批在内地出生的港人子女从内地偷渡涌入香港。对此，香港修订《入境条例》加以遏制。但某些非法入境者以权利被剥夺为由，向特区法院状告香港政府，官司一直打到终审法院。1999年1月，终审法院作出判决，撤销对《入境条例》的修订，而且悍然宣布：香港终审法院有权审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行为。这不能不令人极度惊诧和愤慨。当时，许崇德同北京的另外三位法学家发表谈话，对香港法院提出严肃批评，由《人民日报》整版刊登，声势颇大，震动了香港。从此，许崇德等四人被香港人普遍称呼为“四大护法”。

　　香港有一股背景非常复杂的“民主派”势力，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些人就主张“民主拒共”、“民主抗共”，在香港回归之后，又不断裹挟群众游行示威。他们的政治意图是乱中夺权，在香港建立反共基地，进而以美式民主改造整个中国。

　　为了正本清源、教育群众，新华社于2004年2月19日重新发表了邓小平1984年关于《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谈话，受到广大人民和香港市民的拥护。但香港的少数顽固分子却说什么邓小平20年前讲的话今天已经过时了，妄图削弱邓小平光辉论述的影响。针对这种情况，许崇德撰写了题为《邓小平理论 永放光芒》的署名文章，由新华社统一发稿，《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各大报及一些地方报纸都在2月底同时发表，香港各报亦予登载。许崇德文章刊出，社会普遍反应很好，但却惹恼了香港的“民主派”。他们恶意攻击许崇德“破坏‘一国两制’”，而且组织一帮暴徒，举着许崇德的大幅复印照片，在上面打了叉（×），来到新华社香港分社“抗议”。他们扯起写着“许崇德含血喷人，恐吓民心可耻”的横幅，喊着侮辱、攻击邓小平的口号，并无理要求“新华社必须道歉”。之后，他们又把许崇德的相片扔在地上用脚踩烂。

　　此后不久，许崇德于3月12日到达香港，出席一个群众性会议。他在发表演讲时说：“民主嘛，是个动人的名词，但民主有真假之分。你们应该要真民主，不要假民主。你们可能听了不少民主的美妙词句，但还不晓得他们鼓吹的民主是什么味道哩！我可已经吃过一丁点苦头了。我只是发了篇短文呀，就触犯了这帮人，又是标语又是口号，斥我含血喷人，骂我可耻，还在我相片上打叉叉。”许崇德义正辞严地说：“这是民主吗？这是专政！他们不是口口声声讲人权吗？但我的人权何在？我被剥夺了言论自由、写作自由！连我的肖像权、人格权都被侵害了！”他继续说：“现在他们还没有掌权哩，已经这样欺压人。他们喊民主，喊普选，将来香港要是真由这帮人统治的话，那还有好日子吗？”霎时间，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热烈的气氛使许崇德深受感动。事实表明，绝大多数香港同胞对于许崇德爱祖国、爱香港的诚挚心情，是充分理解并支持的。

　　目前，许崇德还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的研究员，还对港澳事务的发展做一些跟踪研究。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许崇德的社会职务很多，历任中国法学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总干事、名誉会长，中国香港法律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联合国协会理事，中国政治学会常务理事、副会长、顾问，中国人民大学二分校校长、党委会委员，北京联合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委、文法学院院长，澳门发展策略研究中心名誉学术顾问，第七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特约研究员，北京市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特邀顾问，最高人民检察院谘询委员会委员等职。他还曾被聘任为中国政法大学、河南大学、河南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山西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清华大学、华侨大学、山东工商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校的兼职教授或者名誉教授。这些社会职务虽然多属虚职，但许崇德总是将其视为自己的承担和责任。每当有关单位提出要求，他都乐于践约或者参与活动。

　　著述等身的许崇德赢得了不少荣誉。例如，2000年元月，他荣获第一届“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2004年被中央电视台组织评选为全国“年度法治人物”；2005年9月，许崇德被授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称号。作为封面人物，他的慈容笑貌还曾出现在《中国人大》、《三月风》、《高校理论战线》等期刊的封面上。许崇德的专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于2004年获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2007年10月，该书又荣获第五届吴玉章奖特等奖。

　　闲看庭前花开花落，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许崇德淡泊名利，宠辱不惊。他以平常心看待得来的荣誉，却抱怨自己为人民做事太少。在2000年出版的《学而言宪》一书“自序”中，许崇德写道：“遗憾的是可利用作为学术研究的时光苦短，但过去的已不再可追。我只能实践古人所说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倘若幸而来日尚多，且能保持健康的话，我将继续奋力，攀登学术高峰，为我毕生从事的专业鞠躬尽瘁。”他对事业如此忠诚的赤心是感人的，亦是令人敬佩的。现在，许崇德虽已届耄耋之年，白发满头，但仍在毫不懈怠地为实践自己的诺言而扬鞭奋蹄。（牛文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