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世界正上演着奇怪的剧目。2008年伊始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还在持续上演的欧债危机，都是过去30年间兴起的弱管控金融资本主义模式的产物。尽管面向华尔街的救市政策搞得群情激愤，却并没有见到高涨的美国左翼平民主义回应这股潮流。占领华尔街运动魅力的升温固然在我们的意料之中，但时至今日，近年来最有生命力的平民主义运动竟然是力主保护平民免受金融投机者们觊觎的茶党（Tea Party）运动。欧洲的处境也是如出一辙，那里的左翼政治黯然无光，而右翼民粹党派却大行其道。

左翼政治动员无力症的病因有好几个，但首先是观念领域的枯竭。过去这一代之间，经济议题上意识形态的有利地位被自由主义右派牢牢掌控。除了退缩到旧式社会民主主义一种无法兑现的形态外，左派已经无力为自己的政治计划提供表面依据。鉴于竞争就像有益于经济活动一般有益于理智争论，这种能够讲得通的革新性反对表述的缺失有伤社会健全。而且，由于全球化资本主义正不断侵蚀着自由民主制度赖以栖息的中产阶级社会根基，严肃的理智争论更为我们所迫切需要了。

民主制的浪潮

正如马克思一度所主张的，仅凭社会力量与社会环境，本身不足以“决定”观念意识形态，但一种观念，除非回答了广大普通民众的顾虑，否则就不可能成气候。自由民主制是当今世界大部分地区的默认意识形态，这部分是由于它响应并且得益于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这些社会经济结构的变更或许会导致意识形态上的后果，就好像意识形态上的变更也可能导致社会经济上的后果。

除了一枝独秀的中国儒家思想外，过去300年以前的几乎所有曾经塑造过人类社会的有力观念，在本质上都是宗教性的。第一个登台亮相并持续改造着世界的主要世俗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思想，它和17世纪欧洲特定地区先商业而后工业化的中产阶级兴起紧密相关（我用“中产阶级”指用收入衡量，既不在社会顶层也不在社会底层的人群；他们至少接受过中等教育，而且拥有不动产或耐用品、自主产业）。

像诸如洛克、孟德斯鸠、穆勒等古典理论家所澄清的，自由主义思想认为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源自国家保护黎民百姓个体权益的能力，而且国家的权能必须为对法律原则的坚持所制衡。私有财产权为获保障的诸根本权益之一；1688至1689年间发生的英国光荣革命对现代自由主义的推进至关重要，它首次创立了“国家若未获公民准许，不得向公民征税”的宪政原则。

起初，自由主义并非必然意味着民主制度。支持1689年宪法确议的辉格党人（The Whigs）常常是英格兰富甲一方的财主，而当时的议会席位又仅代表不到全国百分之十的人口。包括穆勒在内，很多古典自由主义者对民主制的优越性都深表疑虑：他们相信负责任的政治参与的前提是受过教育以及与社会的休戚与共――即对财产的占有。及至19世纪末叶，几乎整个欧洲地区的选举权均被财产和教育门槛所限制。因此，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在1828年得以入选美国总统，以及他随即对投票权中财产门槛的废除，标志着一个更为坚实的民主原则的早期胜利。

在欧洲，在政治权利上将广大民众拒之门外的事实，以及一个工业化工人阶级的兴起，使马克思主义的问世水到渠成。《共产党宣言》发表的1848年，适逢革命的火焰蔓及除英国以外的所有欧洲国家。由此展开了一场争夺民主主义运动领导权的拉锯战，参战双方分别为：共产主义者，他们宁愿放弃程序民主制（多党竞选）而偏好他们所认为的实质民主制（经济再分配）；以及自由民主派，他们相信在扩大政治参与度的同时，仍可以维持一个保全了包括财产权在内的个体权益的法治社会。

双方争夺的阵地是新兴的工业化工人阶级的效忠。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自己单凭数量优势就可以稳操胜券：紧随19世纪末选举权的扩大，诸如英国工党（Labour Party）及德国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的众党派一路高歌猛进扩张势力，对保守派以及传统自由派的霸主地位构成了威胁。工人阶级的崛起通常以非民主手段被残酷镇压；无产主义者和众多社会主义者放弃了形式民主并转而醉心于政权的直接夺取。

贯穿20世纪上半叶，进步左派有一个强烈的共鸣，他们同意某种形态的社会主义（为确保平均主义的财富分配而采取的对经济制高点的政治控制）为一切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类似的言论甚至还见于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humpeter）这样的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的笔端。在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他写道：社会主义看来胜利在望，正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在文化上自毁长城。社会主义被视为代表着现代社会中广大民众的意志与利益。

然而，正当20世纪伟大的意识形态冲突在政治与军事舞台上上演时，社会舞台上却酝酿着动摇马克思主义局势的重大变革。首先，工业化工人阶级的实际生活水准正日益攀升，以致很多工人及其子女得以进入中产阶级。其次，工人阶级的相对容积停止了增长，并进而开始衰减，这个现象20世纪后半叶尤其明显，这期间服务行业在所谓“后工业”时代经济中开始取代制造业。最后，一个新生的低于工业化工人阶级水平的贫困与弱势群体正慢慢长成――这是一个由少数民族、少数种族、新近移民，以及诸如女性、同性恋者、残障人士等被社会忽视群体所构成的异质杂糅体。于是势所必然的是，旧日的工人阶级已然蜕变为又一个内部利益集团，一个动员工会的政治力量，以图守住昔日苦战来之不易的战利品的利益集团。

再者，经济阶级的大旗，也没能在发达工业化国家募集到政治行动之师。第二国际在1914年被一阵粗鲁的起床号唤醒，他们起而发现欧洲的工人阶级在阶级斗争的号召声中竟丢盔弃甲，整齐列队在宣讲民族主义口号的保守主义领袖身后，而且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今天。据学者厄内斯特•格尔纳（Ernest Gellner）称，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曾以他所戏称的“误寄理论”试图为上述窘境做出解释：

正像极端什叶派穆斯林认定大天使加百列误将传报给阿里的天音传报给了穆罕默德，马克思主义者们也大多乐于认为“历史精神”或“人类意识”犯了弥天大过。觉醒的音信本应送交给阶级，却拜邮局的玩忽职守所赐，而不幸落入到民族国家的手中。

格尔纳继而说明当今中东地区的宗教与民族主义殊途同归：它因为拥有阶级意识所欠缺的精神和情感实质而感召民心。就像欧洲民族主义，是被19世纪末欧洲人从乡村到城镇的迁移所鼓动一样，伊斯兰教便是对当今中东社会上演的城市化与大迁徙的回应。马克思的书信或许永远无缘被投递至“阶级”的地址。

马克思认为中产阶级，或至少是他称作“布尔乔亚”的其中那一小部分资本持有者，将始终保持为现代社会中那个享有特权的极少数派。而实情却是，布尔乔亚及中产阶级终究以海纳百川之势吞噬了发达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口，使社会主义面临窘境。自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以降，思想家便相信稳固的民主政制端赖于一个广泛的中产阶级，而贫富悬殊的社会则会使寡头政府的支配势力或民粹主义的革命行为乘虚而入。当大多发达国家完成了中产阶级社会的孕育，马克思主义便魅力丧尽了。左派激进主义仍旧所向披靡的地区唯独见于世界上财富高度不均等的地域，如拉丁美洲部分地区、尼泊尔、东印度的赤贫地域。

被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誉为的全球民主化的“第三次浪潮”，在1970年代肇始于南欧，并在1989年东欧共产主义的衰亡中达致巅峰。它将全球选举民主制政体的数量由1970年的大约45个，增长至1990年代的多于120个。经济增长导致巴西、印度、印尼、南非、土耳其等国家的新生资产阶级兴起。像经济学家摩西•纳伊姆（Moisés Naím）所指出的，这些中产阶级相对而言受过良好教育，拥有财产，而且与外部世界在科技上联通。他们对自己的政府苛求有加，而且由于占有科技，所以易于被政治动员。无怪乎“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各起义的首倡者是受益于良好教育的突尼斯与埃及国民，而他们对职业与政治参与的期冀，却因加之于他们的独裁统治而屡遭打击。

中产阶级者未必皆出于原则而拥护民主制度：与众人一样，他们的行为也都出于守财自保的自利主义目的。在中国、泰国等国家，诸多中产者深感来自贫困人口对财富再分配的诉求的威胁，所以纷纷选择维护其阶级利益的专制政府。民主体制也未必能让它的中产阶级感到尽如人意，每当事与愿违，中产阶级便可能不再安分守己了。

最小恶的替代性选择？

今日世界，自由民主制至少在原则上被广泛认可。引用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的表述：“虽然民主制尚未能够被普遍施行，也远没能被以统一面貌采信，然而在世界舆论的总体氛围中，民主政制已经被视为大体正确。”在物质繁盛水平已达到足够使本国大多数公民自视为中产阶级的众国家中，民主制最为广泛采信，这便是为什么高度的发展与稳固的民主制息息相关。

诸如伊朗、沙特阿拉伯等国家拒绝自由民主制，却醉心于某种形态的伊斯兰教神权政治。然而，这些政权脚踩大片油田而正坐吃山空，实则走在发展的亡途上。阿拉伯世界曾一度绝缘于第三次浪潮，但“阿拉伯之春”则昭示着阿拉伯公众的反独裁动员能力绝不亚于东欧与拉美诸国。这固然并非意味着突尼斯、埃及或利比亚正走在通往良好民主制的坦途之上，却也暗示着政治自由及政治参与绝非欧美文化的独特癖好。

当今世界对自由民主制的最严重挑战被中国独占鳌头，这个国家混合着权威政府与半市场化经济。中国自豪地承袭了一个横贯两千年的优质官僚政治传统，其政治领袖们设法应对千头万绪的复杂情况，出色地完成了一个由苏式中央计划经济向生机勃勃的开放性经济的转轨过程――比近年来美国领袖们在他们的宏观经济政策管理中表现得要出色得多。现在很多人羡慕中国，不仅由于其经济成就，而且在于过去数年来令欧美痛苦不堪的政策瘫痪，与中国做出复杂而重大决策所表现出的迅捷高效相形见绌。尤其自最近的金融危机以后，中国人便开始吹嘘“中国模式”可取民主制度而代之。

然而在东亚以外的地域，这种模式却很难引以为鉴。首先，它与特定的文化相辅相成：中国政府奠基于一个具有精英雇用制、公务员考试、高度强调教育，以及对技术官僚政权的尊奉等特征的长久传统。很少有发展中国家可以寄望于仿效这种模式；曾经仿效过的新加坡、韩国（至少在其早期阶段）等国，则都在中国文化熏染中浸润已久。即便中国人自己也对这种模式的输出深表疑虑；所谓的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也只是西方而非中国的建构。

同时，并不明朗的是这个模式的持久度，有赖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和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都不足以永结善果。

最后，中国还将面临它严重脆弱的伦理道德。中国政府无法迫使其官员尊重百姓的基本尊严。每一周都屡屡上演着新的针对土地强征、环境危害或某些官员的恶性腐败的抗议活动。时值国家飞速发展之际，这些职权的滥用尚还可以隐而不彰，但如果飞速增长难以永久持续，届时政府将为积郁已久的群愤付出代价。

可见，中国体系的稳固绝非理固宜然。中国政府辩称自己百姓的文化差异将使他们总是偏爱一个仁政并且促进经济增长的威权政府，而不是一个危及社会安定的紊乱的民主制。但难以想见，一个不断扩张的中国中产阶级的行为，会与世界其他地区中产阶级的行为大为不同。其他威权政府即使正在试图仿效中国的成就，但距今50年后世界大部分地区会与当今中国类似的图景，却也很难实现。

民主制的未来

今日世界，经济增长、社会变革与自由民主制意识形态的支配力量大致互为表里。而且，在此刻，尚未有讲得通的意识形态浮现，足堪与民主思想相匹敌。但若令一些令人十分不安的经济社会趋势放任自流，则将会危及当代自由民主政制的稳固，并使我们所崇信的民主制意识形态付诸东流。

社会学家巴灵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曾言简意赅地断定：“没有布尔乔亚，便没有民主制。”共产乌托邦难以实现，是因为成熟资本主义所孕育的是中产阶级社会而并不是工人阶级社会。但倘若科技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正逐渐从内部掏空着中产阶级，进而使得发达社会中的中产阶级只能维持在少数群体中，则又该当如何呢？

这样一种发展阶段的开始已经屡现端倪。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人的中位数收入按实值（译按：指扣去通胀等非实值因素影响）计算一直停滞不前。这种停滞所产生的经济影响，由于美国家庭在过去一代人之间每户的收入源由一人增至两人而得到某种程度的减弱。而且，正如经济学家拉古兰•拉詹（Raghuram Rajan）的有力论证，由于美国人不甘于采取资源再分配的直接方式，美国在过去一代之间，转而尝试一种通过向低收入户口投放抵押贷款津贴的高危低效的再分配样式。辅之以由中国及其他国家纷至沓来的巨额流动资产，以上的倾向使许多普通美国人错以为过去十年间自己的生活水平都在稳步提升。如此看来，2008―2009年间的房产泡沫的破裂，只不过是平均数回归原则的残酷演绎。现在的美国人自喜于便宜的手机、廉价的服饰和Facebook社交网站提供的好处，但支付自己的房产、医疗保险，以及退休后拿到富裕的养老金等，却愈发可望而不可及了。

一个为风险资本家彼得•席尔（Peter Thiel）和经济学家泰勒•柯文（Tyler Cowen）所指认的更加令人不安的现象，乃是最近几次科技革新浪潮的利益都严重失衡地流入了社会中最有才能的与受过最好教育的人群手中。这个现象部分造成了过去一代之间美国不平等的大幅加剧。1974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分有GDP的9%；而截至2007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23.5%。

贸易与税收政策或许曾加速了这个趋势，但这里真正的元凶却是科学技术。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即纺织品、煤炭、钢铁及内燃机一统天下的时代，科技革新的利益几乎无一例外地借助社会雇佣方式而大面积流向社会的其他部分。然而这绝非理所当然。我们今日正存活于一个由学者肖珊娜•祖波芙（Shoshana Zuboff）所命名的“精明的机器时代”（the age of the smart machine），在这里，科技愈发能够胜任并且取代更多以及更高的人类职务。硅谷内的每次突飞猛进，都可能宣判着其他经济结构中一些低科技职业的死刑，而这种境况势将持续下去。

由于人类天赋与禀性的天然差异，不平等现象始终存在。然而今日的科技世界却极力扩大着这些差异。在19世纪的农业社会，数学技能的佼佼者没有机会使自己的才能化作资本，时至今日，他们则摇身一变，成为金融奇才或软件高工，侵吞财富的食欲与日俱增。

另一个蚕食着发达国家中产阶级收入的因素是全球化。随着交通与通讯开支的节省，以及发展中国家数以亿计的新劳工在全球劳动市场的登台亮相，发达国家年迈的中产阶级所从事的工种现在已经能在其他地区被更廉价地完成。在一个优先考虑收入总额最大化的经济模式下，就业的流失在劫难逃。

更高明的点子和政策倒是可以抑制损失。德国在保证其企业全球竞争力的同时，也成功坚守住了自己很大部分的制造业阵地与工业劳动力。英美两国则另辟蹊径，欣然迎接后工业化的服务产业经济的到来。将自由贸易视作理论还不如将其视作意识形态：当美国议会成员试图通过贸易制裁来报复中国对人民币汇率的压低时，却被愤慨地指责为贸易保护主义，仿佛游戏双方所展开的已经是一场公平比赛。一些乐观言论屡见不鲜，它们叙说着知识经济创造的奇迹，以及肮脏、危险的制造业工种将如何必然地被从事开创性和有趣工作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所取代。这些不过是蒙在去工业化时代种种残酷现实之上的一层遮羞纱布。而被忽视的却是如下事实：即新秩序之下的利益在一小撮金融与高科技领域的人物中比例失衡地积聚，而他们也备受媒体与公共政治会谈的宠爱。

缺席的左派

金融危机过后的世界最为令人不解的特征之一，在于目前为止的平民主义运动主要选择与右翼而非左翼为伍。

例如，在美国，尽管茶党擅长于反精英主义辞令，其成员倒是为保守主义的政客投票，这些政客恰恰效忠于他们扬言所鄙视的金融家与企业经营者的利益。针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众说纷纭，这其中包括与其结果均等，还不如机遇均等的根深蒂固的信念，以及诸如堕胎问题与持枪权利问题等文化议题会与经济议题互相纠缠盘绕的事实。

然而，具有广泛基础的平民主义左派未能成形的更深层原因却应当诉诸理智。近数十年来，左派思想一直后继乏人，他们未能明确地首先给出一个严谨的分析，说明当饱受经济变革之痛时，各先进社会的结构将何去何从，并继而提供一个有望保全中产阶级社会的切实可行的整治方案。

坦言之，过去两代之间的左翼思想的主要潮流，无论作为概念框架，还是作为政治动员工具，都可谓一败涂地。学院左派代之以后现代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女性主义、批判理论以及一众相对于经济而言倒更瞩目于文化的其他支离破碎的理论潮流。后现代主义在对于任何有关历史或社会的主导叙事（Master Narrative）是否可能的否定声中启航，从而在深感被精英分子出卖的广大民众中自灭威信。文化多元主义则坐实了几乎所有外团体（out-group）的受害者地位。在这样的一个杂牌军中酝酿一起大规模的革新运动绝无可能：大多数苦于现行体系的工人阶级与中下产阶级民众都耻于与这种在文化上因循守旧的盟友为伍。

无论左派政治方案的理论依据如何，该方案最大的难题都是无足取信。过去两代间，主流左派遵奉着一个社会民主主义方案，旨在依赖国家供养诸如养老金、医疗保健及教育事业等名目繁多的社会服务项目。这样一个模式已经积重难返：福利国家变得刻板、臃肿不堪而且尾大不掉；它们常由料理其具体事物的各组织机构经由公共部门的工会渠道所掌控，而最为重要的是，它们的财政开销在遍布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前难以为继。据此，如果现存的社会民主众政党一旦掌权，宁可守住一个建立于数十年前的福利国家，而不愿做更进一步的努力；他们全都噤若寒蝉，无法提出任何振奋人心的新方案。

面向未来的意识形态

此刻，试想一个神秘的无名作者，正在某个房子的顶阁，为一个面向未来的意识形态大纲奋笔疾书，这个大纲行之有效地引导我们走向一个具备健全的中产阶级社会和稳固的民主体制的世界。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将如何名状呢？

它势必至少由政治与经济两个部分组成。政治上，新的意识形态亟待重申民主政制凌驾于经济事务之上的至上地位，并且再度确立政府作为一种公众利益表述的正当地位。但是，它为了保证中产阶级生活形态所提出的政治方案，却不可以单纯仰赖福利国家的现存机构。这个意识形态有待以某种方式重整公共部门，使之挣脱在位股东的掌控，并由新的科技武装的手段提供服务。它必须直言不讳地谋求更多的资源再分配，并为遏止各种利益集团对政治事务的主宰提供切实有效的方案。

经济上，这个意识形态不应以贸然谴责资本主义本身为起点，仿佛旧式的社会主义仍然在待选范围之中。问题的要害毋宁是资本主义的纷繁样式，以及政府插手帮助社会调节以适应变革的适宜程度。全球化应当被视作有赖政治上的精心约束的挑战与机遇，而非命定的悲剧现实。新意识形态不将市场视为终极目的；而且，根据它们滋长中产阶级势力的能力，而非囤积国家财富总额的能力，适度地重视全球范围的贸易与投资。

然而，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是对现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大厦严肃而持久的批判。批判从诸如个体偏好的至上权威以及收入总额精准地衡量了国民福祉等基本假设入手。这项批判须得留意到人们的收入未必与他们对社会的实际贡献相称。它甚至还要进一步认识到，即使劳动力市场以高效著称，人类天赋的自然分配却未必公平，而且每个个体并非一个主权实体（sovereign entity），而是深为其周遭社会环境所塑造。

这些观念大多以零散的形态出现多时了，我们的无名作者需要做的是将它们聚零为整，让它们排列有序，同时还要避免“误寄”的窘境。对于全球化的批判，则必须和作为政治动员策略的民族国家主义相联系，从而能够比诸如美国国内工会的“买美国货”（Buy American）运动更为精微地定义民族利益。批判的成果兼取左右两派思想之所长，并超然于主导着当今革新运动的边缘化群体的政治方案。这个意识形态还将是平民主义的；它所宣布信息的起点，将是对那些任由少数人侵吞多数人利益的精英主义分子的批判，以及对以华盛顿为代表的极力惠及富人的货币政治的批判。

此类运动所潜藏的危险也显而易见：尤以美国为例，若对其一向鼓吹的更加开放的全球体系一反其道，或许会引发其他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回击。在诸多方面，里根―撒切尔改革的确如支持者所愿，成功迎来了一个日益竞争激烈的、全球化的畅通无阻的新世界。一路走来，它创造了大量财富，并在所有的发展中世界培植起新兴的中产阶级，而且导致了紧随其后的民主思想的传播。发达世界或许也正站在一系列科技突破的门槛上，而这些突破不仅会增进生产力，而且将为大量中产阶级分子带来有价值的职位。

然而，过去30年间的经验却与如上的美好信念背道而驰。事实上，不平等加剧的前景绝非毫无凭据。当今美国的财富聚积效应业已开始自我强化：如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所证明的，金融部门动用其政治门路一路疏通打点，得以免于更为繁重的管束。阔家子弟们的私塾好得无以复加；所有其他人的学校则每况愈下。所有社会中的精英分子靠着他们与政治体系的狎昵而钻营着他们的利益，却不曾见到民主政治动员的矫正力量与这种政治现实针锋相对。美国精英分子也绝无例外。

然而，发达世界中的中产阶级只要仍然醉心于前辈的叙事，这样的政治动员便无从实现。这样的叙事说：不断更加自由化的市场与不断缩小的政府才能最好地效力于中产阶级的利益。替代性的叙事业已受孕胎中，并有待新生。

文章来源：《东方历史评论》第1期 发布时间：2013/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