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对待“托克维尔问题”
认真对待“托克维尔问题”
刘泽刚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400031)
摘要: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的问题意识可被概括为“托克维尔问题”,包括“民主铁律”、“自由至上”、“结合难题”三个层次。时至今日,这三个层次都未得到充分的认知与妥善的解决。托克维尔本人对“文学政治”的批判及其方法立场提示我们:“托克维尔问题”不可能通过理论构造得到妥善解决,但它为现代政治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评判标准。我们必须更加认真和全面地评估托克维尔思想的价值。
关键词:托克维尔; 民主; 自由; 多数的暴政; 文学政治
托克维尔的命运是奇特的。与许多经典著作的作者相比,托克维尔可谓“少年得志”。30岁便出版了传世名著《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36岁便因这一著作第二卷的出版而得以进入法兰西学院。即便是《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被作者认定前途堪忧的著作也受到了出乎意料的好评和欢迎。在托克维尔身后,其著作虽几经沉浮,但经典名著的地位不容置疑。近些年来,托克维尔又一次引起理论界的兴趣。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许多人把大量的热情投入到为托克维尔“正名”这件本来无关宏旨的工作上。托克维尔从一个“为自己写作”的作者摇身变为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文学家、未来学家。更有甚者,热衷于将托克维尔丰富的思想拧干为几条干瘪的箴语或一堆灵验的预言。但正如西瑟所说：“认真地对待托克维尔,那么思考他的方法要比思考他的预言来得重要。”但方法总是服务于特定理论目的的。方法只有结合其主题或问题意识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托克维尔一生政治思想的中心问题可被概括为“托克维尔问题”。即“在一个必然来临的民主社会中如何保全自由”。深入理解这一命题的内涵及其当代意义不仅对把握托克维尔政治思想颇有裨益,更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反思现代民主政治的困境。
一、“托克维尔问题”的三个层次
托克维尔的问题意识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命题可以概括无遗的,它至少包括以下三个层次:
(一) “民主铁律”
托克维尔所言的“民主”一词在大多数时候与“平等”同义。虽然从未严格界定“平等”的涵义,但从其用法来看,托克维尔所说的“平等”主要是指所有社会成员身份平等,没有世袭地位差别的社会状态。托克维尔身处的19世纪上半叶正是欧洲各国由贵族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转变的关键时期。虽然许多思想家都对这种转变和身份平等的现象进行过研究,但与同时代的思想家相比,托克维尔在民主研究上却有明显的过人之处。因为他坚信这种转变具有不可阻挡的历史必然性。在《旧制度与大革命》前言中,托克维尔指出在未来的黑暗中,人们已经能够洞察三条非常明显的真理。其中第一条是“今天,举世的人都被一种无名的力量所驱使,人们可能控制或减缓它,但不能战胜它,它时而轻轻地,时而猛烈地推动人们去摧毁贵族制度”。
在托克维尔看来,民主不仅在他所处的时代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而且在未来的社会中,民主也必将继续发展和推广。托克维尔以充满宿命感的语气写道“:以为一个源远流长的社会运动能被一代人的努力所阻止,岂非愚蠢!以为已经推翻封建制度和打倒国王的民主会在资产者和有钱人面前退却,岂非异想!在民主已经成长得如此强大,而其敌对者已经变得如此软弱的今天,民主岂能止步不前!”当然,托克维尔对民主的必然性绝非无动于衷。相反,托克维尔对民主其实采取的是一种“逆来顺受”的情感。他曾如此自揭心境:“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
(二)“自由至上”
虽然意识到民主的社会状态正在不可阻挡地到来,但托克维尔终生保持着“对自由的爱好”这种“崇高的志趣”。他说：“当自由受欢迎时,我表示了我对自由的赞赏;当自由遭抛弃时,我仍坚持不渝”。(36)多少世代中,有些人的心一直紧紧依恋着自由,使他们依恋的是自由的诱惑力、自由本身的魅力,与自由的物质利益无关;这就是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统治下,能无拘无束地言论、行动、呼吸的快乐。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203)容易为人忽视的是托克维尔所珍视的自由是一种全面的自由。托克维尔努力抱持的自由理想绝不仅仅指政治自由。即便是在政治自由领域其所指也比较全面。其内容不仅包括倍受今人推崇的“消极自由”和“现代自由”,也包括广为今人诟病的“积极自由”和“古代自由”。当然,在各种自由中托克维尔更为注重政治自由,他曾经对伏尔泰注重学术自由,轻视政治自由的倾向进行过批评。在托克维尔看来,没有政治自由的保障,包括学术自由在内的其它自由是难以维系的。
正是这种对自由的全面理解,使得自由与民主的结合性问题成为必要。
(三)“结合难题”
虽然托克维尔希望在民主社会中保全自由,但他还是痛心的看到:民主与自由之间并非天然和谐。在必然到来的民主社会中,自由既可能与民主共生共荣,也可能被人们遗忘和抛弃,形成暴政。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种危险性。他认为在大革命初期,对平等与自由的热爱共同占据着法国人的心灵。
大革命的目的是不仅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建立自由的制度;不仅要摧毁各种特权,而且要确认各种权利。但由于种种原因,法国人终于抛弃和忘却了以革命的高昂代价换来的一切自由,只是偏执地追求平等。人们因热爱平等而对强大权力过分依赖并甘于忍受奴役。这造就了一个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强大、更加专制的政府。然而,欧洲的悲剧却并未穷尽民主社会的可能性。美国社会在享受民主带来的种种好处的同时避免了专制统治的奴役。作为托克维尔一生中最重要的两项研究,《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虽然各有特定的主题,但两项研究背后却有同一个更加深切的问题。这就是在民主社会中如何保全自由。这里有两点需要特别强调:
首先，“托克维尔问题”的前提和背景是民主的社会状态。虽然“托克维尔问题”的核心是自由与平等的和谐,但托克维尔并未将民主(平等)与自由两项价值等量齐观。在他那里,民主是不得不接受的现实,自由则是他毕生无比崇尚的价值。托克维尔追求的自由是民主社会中的自由。对那些仍未进入民主社会的国度的人民享有的自由,托克维尔或将他们视为“不正规的、病态的自由”(如法国旧制度下的自由),(156)或者将其视为即将接受民主进程挑战,前途未卜的自由(如英国民主化之前的自由)。这解释了一个令人疑惑的现象。那就是托克维尔为什么舍近求远,远渡重洋去考察美国的民主而非就近研究英国久负盛名的自由传统。他认为英国虽然拥有大量的传统自由。但由于英国并未完成贵族社会向民主社会的转型,所英国的自由传统能否经受民主社会的冲击,尚难预料。只有美国这个天生平等的民主社会中的自由才对欧洲各国更有借鉴价值。
其次,托克维尔研究的重心是“民主条件下的自由”而绝非“民主之下的自由”。托克维尔对自由的热爱是如此炽烈,以至他决不愿意委曲求全,用限制自由的方式赢得自由。因此,即便民主是无法抗拒的力量,他仍想在这历史的洪流中坚守全面的自由理想。
当代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其实并不符合托克维尔的自由理想。因为在这种制度下“自由”主要是指免于政府和他人不正当限制的“消极自由”。无疑,这样的自由是不能让托克维尔满意的。托克维尔的自由理想是一种民主条件下的全面自由的理想。只有理解到这一层,我们才接触到了“托克维尔问题”的硬核。
在理解了“托克维尔问题”的基本含义后,我们会遗憾地发现,时至今日，“托克维尔问题”仍未得到充分的认识与妥善的解决,而这使它具有了一种常新的当代意义。
二、“托克维尔问题”的当代意义
(一)托克维尔的“当代”已不是我们的“当代”?
在西方政治学的主流话语中,当今是一个“民主和民主化”的时代。这里有一个智识上的陷阱:当代西方政治科学以实证方法研究的“民主”与托克维尔的“民主”概念是有很大区别的!托克维尔的“民主”主要意指平等的社会状态。而当代政治学语境中的“民主”则主要是指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理念,以代议制、选举制度、竞争性政党政治为主要内容的一套政治制度。
这种制度以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为典型代表。而“民主化”就是指非民主国家以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为蓝本,对制度进行改革和调整的过程。由此可见,今天人们使用“民主”一词时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按照托克维尔的标准,当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已是民主国家了。其中不仅包括拥有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西方国家,也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因为这些国家早已不是贵族社会,而是崇尚身份平等的社会。
平等的原则不可避免地会进入政治领域,但平等进入政治领域可能得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后果：专制统治下“平等的奴役”或者“自由中的平等”。而人们一般都具有“爱平等甚于爱自由”的倾向:平等能随时地给人们以各种乐趣和好处,但自由的好处却不能立竿见影地呈现出来,以至于人们“宁愿在束缚中平等,而不愿在自由中不平等”。按照托克维尔的标准,现代政治平等已趋近一种“平等的奴役”。
面对平等带来的种种弊端,一些人妄想通过弘扬贵族政治优势的办法来限制平等的负面后果。然而,今日的精英绝非往昔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优势于一身的贵族;现代精英也不可能在经济、文化和社会方面取得全面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精英政治只能在接受大众民主制约的前提下方能维持。对此,西方的保守主义政党似乎有深刻的领悟,他们在选举中往往能够赢得广大民众支持,并获得选举的胜利;一些国家的保守主义政党甚至还能连续赢得选举,长期掌握政权。这些都说明西方保守主义已完全顺应民主的潮流,接受了“大众民主”的现实。然而,在思想界却一直有一股逆流而动的倾向。在这个流行“后”学的“后现代”里,民主其实是很难被“后”掉的,因为作为一种平庸的平等,现代民主的平等正是后现代大行其道的“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的前提。于是,有人想把民主给“前”掉。这些人往往以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为楷模,对法国大革命做出完全否定性的评价,并将平等这一大革命的核心价值认定为混乱、灾难的罪魁;他们开始对英国的贵族自由主义传统百般推崇。如果说19世纪的托克维尔凭借理智的力量接纳了民主的话,今天“民主时代的思想贵族”们则仍然不顾理智而偏执地用情感抵制着早已成为现实的民主。但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个世界已经是一个日益平等的世界。不正视这一事实,任何高贵或高深的思想都只能是空中楼阁和无聊的概念游戏。
(二)消极自由有什么错?
在托克维尔看来,自由是人类应当具有的诸多伟大品质之一。而且自由这种善应当与其它善和谐一致：“自由在大批个人心中,保留着他们天生的特质,鲜明的色彩,在他们心中培育自豪感,使热爱荣誉经常压倒一切爱好。我们行将看到的生机勃勃的精灵,骄傲勇敢的天才,都是自由培育的,他们使法国大革命成为千秋万代既敬仰又恐惧的对象。要是在自由不复存在的土地上,能成长如此雄健的品德,这才是怪事。”(156)毫无疑问,托克维尔在此表现出来一种深沉的“乐观主义”的信念。而作为同样关注自由的20世纪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却指出了这种乐观的虚妄。在伯林看来,西方道德和政治思想的深处一直弥漫着一种乐观主义信念,它相信各种善一定是和谐的整体。
伯林反对这一看法。他认为人类能力之间、价值之间、原则之间存在着基本和不可避免的差异。人往往不得不在相互冲突的价值之间进行抉择。基于这种顾虑,伯林以牺牲积极自由的方式来保证消极自由。但伯林牺牲的岂止是积极自由!伯林的消极自由是一种含义过窄的政治自由概念。其实政治自由除了免于强制的自由外,还包括其它诸如讨论公共事务、影响公共决策、结成政治团体等自由。更重要的是在政治自由之外,还有许多非常重要的自由,如经济自由、文化自由、信仰自由、道德自由等。如此丰富的自由含义又岂是一个“积极自由”概念能够打发的!
在托克维尔看来,强制并不是自由最危险的敌人。他曾经说过“:服从的最大弊病是强制;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最微不足道的毛病。最坏的弊病是迫使人服从的奴性感。”(156)的确,追求自由是极其艰苦的事业,需要许多其它优良品质的支持。而今天的人们却十分缺乏这些“雄健的品德”。托克维尔的自由观非常强调自由与德性的关系。而这正是“共和主义”自由观的特点。自由主义是从权利的角度对自由加以强调和保护的,所以又被称为“权利自由主义”。而“共和主义”则强调以公民德性为基础的政治参与对自由的意义。关于自由主义的自由与共和主义的自由的关系,历来有不同看法。伯林、波考克(John Pocock)分别从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角度认定二者是难以兼容的。
而贡斯当则认为“我们必须学会将两种自由结合在一起”。在政治层面,托克维尔无疑更强调共和主义意义上的自由。因为他非常清醒地看到,这种自由更加容易失落。而共和主义自由的失落可能导致一种民主社会中的新型专制――“多数的暴政”。
(三)“多数的暴政”不可能吗?
托克维尔至少曾预料过四种民主时代可能产生的暴政:议会(立法机关的)暴政、个人独裁(军事)、温和的民主暴政、多数的暴政。其中温和的民主暴政和多数的暴政对自由的危害最大。托克维尔对“温和的民主暴政”的描述与当代西方福利国家现实基本是吻合的:公民精神衰落的百姓们为了追求平等和安逸,以自由为交换条件,将集权的福利政府选为自己的主人,接受后者从“摇篮到坟墓”的照料。相形之下,许多人认为“多数的暴政”并不构成对当代民主的现实威胁。事情果真如此吗?
从理论角度看,现代政治学的大量研究成果似乎都在有意无意地证明多数暴政的不可能。首先,现代政治学表明,政治中的多数是偶然和不稳定的。现代政治学注重行为研究、过程分析。在这种方法的观照下,政治主体的利益和行为是非常复杂的。政治主体在社会中的角色是多重的,而且这些角色之间的利益并不是铁板一块,彼此和谐的。同时,在政治决策的目标之下代表和体现的利益也是多层次和复杂的。任何具体的决策其实都是利益的均衡和妥协的结果。这决定了政治领域并不存在一个稳定的、实体性的“多数”。
其次,现代政治学的研究表明,在一次具体的决策中,即便多数人有相对一致的偏好,人们也没有一种合理的公共选择程序能够保证将这种偏好反映出来。“阿罗不可能定律”告诉我们,公共选择的结果与决策程序紧密相关而非个人偏好状况的简单加总。少数政治精英可利用知识和地位上的优势更为有力地操控政治决策的结果。
再说,从动机角度看,普通公民的政治参与也面临着种种现实的阻力。这种广泛的“政治冷漠”会更有利于少数政治精英操纵政治过程。比如政治学中的“交错压力(cross pressure)”理论就是一种说明选民政治冷漠的模型。在“交错压力”模型中,人们因自己多重社会角色造成的利益冲突而无所适从。比如某人对两个参选政党中任何一党的政治纲领既不是完全支持,也不是完全反对,而是对两党政治纲领反映的复杂利益格局无法抉择。最后,这个人最有可能采取的行动就是不行动。这种“理性的冷漠”使得多数公民对公共事务毫不关心,而仅仅局限于私人利益的狭小空间。
从实践角度看,现代西方政治特别注意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基础上用“保护少数人的权利”的原则来平衡多数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西方民主政治的确较好地体现了“宽容”的精神。在制度层面上,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法律平等保护等刚性体制构造确实较好地保护了“少数的权利”。另外,与古代雅典直接民主模式大相径庭,在现代代议制民主中多数对政治过程的影响是间接和有限的。即便是为卢梭不屑的多数在选举中的自由其实也是不存在的。因为在现代民主的选举制度设计中,发挥核心作用的并不是选民而是政党。
那么,托克维尔的担忧是否多余?是不是时代的局限让托克维尔不能预见民主在现代的发展趋势以致他做出了错误的预测呢?
其实,托克维尔的“多数的暴政”学说与当代政治学关注的“多数暴政”有着非常大的差异。托克维尔认为平等和个人主义盛行容易让整个社会“扁平化”。人们不相信与自己相同的他人。但这并未让人变得更加强大和独立。相反,个人变得日益渺小和无力。因为个人最终完全丧失自己独立的判断能力而依附于社会大众的见解和所谓“公众的判断”。公众的意见成为一种强大力量,它以公众舆论的方式压制个人智力和意见。这种多数的权威一旦进入政治领域,就会导致人民的多数在管理国家方面有权决定一切。而这就是所谓“多数的暴政”。其实,托克维尔并不反对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多数的意志。他只是不能接受这种多数威的无限性。因为在平等和个人主义盛行的社会中,人们根本无力对抗这种多数的权威。于是这种多数的无限权威就使得摆脱了旧制度奴役的人们重被置于一种新式专制的奴役。
由此,我们看出托克维尔的“多数的暴政”关注的仍然是“自由在民主社会中的命运”这一主题。在托克维尔那里,多数暴政是自由在政治领域失却的一种典型表现。“多数”并非一个量和物质性的概念,而是一个质和精神性的概念。只要在政治中人们不能独立自由,而是依附于大众,就已经是“多数的暴政”。而现代政治防范“多数暴政”的目的却主要是为了保护人们的物质利益。这二者间的确有天渊之别。
结合当代西方社会“大众媒体”当道和“杂众政治”盛行的平庸现实,我们不能不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当今西方所谓民主自由国家其实正处于托克维尔意义上的“多数暴政”的状态。更糟糕的是,这种多数的暴政与温和的民主暴政结合,形成了一种更可怕的“温和的多数暴政”。可叹的是充满“奴性感”的人们不仅浑然不觉而且怡然自得。难道人们就无法摆脱这种可悲的境域吗？“托克维尔问题”就没有更好的答案吗?
三、如何认真对待“托克维尔问题”?
托克维尔对“自由在民主社会中的命运”这一主题的价值是充满信心的。这种自信在《论美国的民主》十二版的序言中表现的比较清楚：“不管我们眼前转瞬之间完成的事件有多么重大和突然,本书作者都有权说这毫未使他惊奇。”在《旧制度与大革命》前言中,这种自信也表露无遗：“二十年前我所想所说的就是这些。我以为,从那时以来,世界上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能使我改变想法和说法。”
为了探讨这一主题,托克维尔一生做过两大工作。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他分析了民主进程中自由失落的原因;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他考察了民主社会中自由保存的根据。然而,在这两件为后人仰慕的工作中,托克维尔却表现出了一种令人无法忽视的谦逊甚至是不自信。在《论美国的民主》的结尾,他写道:“在结束我所做的研究之前,我想以最后一次观察综述一下可以显示新世界的面貌的各种特点,并判断一下平等应对人的命运发生的一般影响。但是,这项工作的艰巨性使我有些犹豫;在如此重大的题目面前,我感到自己的视野不够宽阔和自己的智力不能胜任。”而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结尾,托克维尔曾写道：“没有我所陈述的那些原因,法国人绝不会进行大革命;但是必须承认,所有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法国以外类似的革命。”
托克维尔的谦逊主要是由自由之本性和主题本身的深刻复杂性决定的。托克维尔从未对自由做出清晰地界定。这是非常明智和符合自由的本性的。自由意味着摆脱束缚,其中也包括认识上的束缚。当然,自由本身也有规律,这就是自由规律、自律。但自律是不能够还原为因果律和自然界的规律的。因为一旦如此,人就会被降到物的层次,不再具有人的尊严了。因此,从根本上说,自由是不可认识的。自由不能被托付给任何权威,不管是制度上的,还是智识上的。因为这违反自由的本性。一旦我们以屈从权威的方式追求自由,那么最后到手的自由也就不再是真正的自由了。当然,托克维尔也不是一个“唯自由论”者。在反思法国大革命初期虚浮的政治风气时,他提醒人们铭记先辈“谁要求过大的独立自由,谁就是在寻求过大的奴役”的格言。(179)“抽象的文学政治”就曾导致人们盲目地追求“过大的独立自由”。文学化政治思维用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简单而基本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抛弃现实社会,沉湎于虚构社会。由于旧制度下法国人的普遍精神特征,这种文学化政治在18世纪中叶后大行其道,被人们普遍信奉并支配了法国的政治生活。文学化政治具有与文学一样的精神特征:热衷普遍性的理论而且非常容易走入非此即彼的极端。而这对现实政治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人们所要求的乃是同时而系统地废除所有现行的法律和惯例”“,他们以为,借助理性,光靠理性的效力,就可以毫无震撼地对如此复杂、如此陈旧的社会进行一场全面而突然的改革。”(179)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证明,这种幼稚的、妄图摆脱一切制度羁绊的政治追求只能带来更大的奴役。
与文学化政治幼稚的简单化倾向相反,托克维尔相当谨慎和克制,没有对复杂的问题提出简单的解决方案。这不仅表现在他并未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对法国的政治前景做出系统的规划,而只是扎实地依靠对原始资料的分析研究对法国大革命进行反思;还表现在他并未将美国政治的成功经验看作普适的法则,认为它们可以简单地套用于法国的现实政治。托克维尔的工作主要是“向后看”的反思性描述和观察。
在这种观察中,他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态努力使自己更加客观。在谈及未来时,托克维尔所作的主要的是一些谨慎的推测而远非踌躇满志的预言。在此,托克维尔对原因的一般看法值得注意“:对我来说,我嫌恶这种把一切历史事件都归于重要的初始原因的绝对系统,因为这种系统用一个宿命的锁链把历史事件互相联结起来,从而可以说使人类历史上的人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先前的事实,制度的性质,人心的向背,习俗的状况等,都是使我们感到惊奇和害怕的即兴表演的素材。”
基于这种认识立场,托克维尔不可能对“自由在民主社会中的命运”这一问题给出现成的答案。他所做的主要是提供一些经验和教训。而这只能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托克维尔问题”是难的!但“托克维尔问题”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通过它的解决为民主社会中的自由披荆斩棘,而在于它为现代政治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评判标准。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托克维尔标准”。这一标准是强大现实感与成熟的激情结合的产物。它教导我们在面对民主政治的压力与诱惑时不要将自由作为妥协的砝码。它告诫我们在民主社会中保全自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不应急于求成,也不能用理想的力量代替现实体制的作用。最后,它还提醒我们,别国的成功并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努力。正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结尾说得那样“:现代的各国将不能在国内使身分不平等了。但是,平等将导致奴役还是导致自由,导致文明还是导致野蛮,导致繁荣还是导致贫困,这就全靠各国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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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泽刚，男，武汉大学博士生，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讲师。
原文发表于《社会科学家》2007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