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生计
学术与生计
王世涛
（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在台北生活也并不轻松，原因是生活费用较高，住房也较昂贵。我看到了房屋中介的报价：100坪的（位置不够好，位于台北较偏的南港区）房子3500万新台币，台湾的1坪大致相当于大陆的3.3平，也就是说，按照大陆的计算单位，每平也要十多万台币，十万台币相当于2万多人民币。在台湾，大学毕业后就业也不轻松，法学专业的毕业生更是如此。而且月薪不到3万台币。大学教师的月薪，讲师大致5万新台币，副教授7万多新台币，教授大致10万新台币。很多人购不起房，只能租房，稍微好一点的房子（十几平、带独立卫生间，有电视）月租会达到1万新台币。以教授的收入水平，买一套房子也不那么容易。台湾学界大龄未婚者比比皆是，有些至老仍孑然一身。当然整个台湾这种现象都比较普遍，但尤以学者为甚。而且即便是结婚，有相当数量的夫妻会选择晚生育甚至不生育。因此，目前台湾的人口呈现负增长，老龄化较为严重。在台北市街道上可以看到公益广告上写“祝你好孕”。为何如此，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生活压力大，特别是个人的生计都不稳定的情况下，结婚、育子就成为一种奢望。
看来，生活的压力无处不在。如果说知识分子可以不为稻粱谋，甘愿为学术过清贫的生活，但说是容易做实难。在台湾，晋升职称（台湾称“升等”）非常困难，有相当多留洋的博士（当然是在美国、德国、法国知名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学术成果骄人，已年过半百两鬓斑白，仍是副教授，而且有些人可能终生都当不上教授。“升等”压力之大，非大陆同侪所能想象。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研究人员近二十人，全部为留洋博士，研究员（相当于教授）才仅有三位。而在大陆的高等学府和科研院所，教授随处可见，而且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有的大学法学院甚至出现教授、博导人数多于副教授和讲师的情况。
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有一位当今世界上最著名的法学大家阿列克西（ALEXY）的高足，现在是助研究员（台湾助理研究员之上是副研究员，再上是研究员）。奇怪的是，这位仁兄（不到四十岁）在台湾一所大学被聘为副教授（相当于副研究员），可是甘愿到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降等作助研究员。这一“壮举”被法律所同仁戏称：“前无古人”，也可能“后无来者”。最近，他一篇发表在中央研究院期刊上的论文获奖，得到10万元新台币奖金。法律所专门为此召开获奖论文发布会，我听了这位留德博士关于阿列克西与拉兹当下论战的法哲学的讲座，这可能是法哲学最前沿的成果。为其研究的深入和思维的缜密所折服。这是我长久以来最受用的一次讲座。讲座完毕，在提问环节，法律所同仁问：作为阿列克西的弟子，如何弘扬导师的思想。这位阿列克西的高足却满不在乎地说：我对弘扬阿列克西的学术没兴趣，我的兴趣是如何批判阿列克西。
中央研究院自由的学术空气，为每一个研究人员提供了最广阔的思想空间。这里没有对研究人员的额外压力，但不知道为什么，每个人都那么勤奋。我接触的每一位研究人员都非常随和、谦逊，当向他们请教问题时，他们都态度诚肯，不厌其烦。探讨一些问题时，会把在这些方面他们自己的著作赠送给你。在这一氛围之中，你不知不觉就会被感染。
学术需要自由的空气，强制压抑学术生长。中央研究院是台湾最高的学术研究机构，直属于总统府，表面上看应当是政府的御用机关。可实际上，其独立性很强。据说早年老蒋曾造访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的办公室，但没有敲门径直进入，胡适很是不悦，老蒋不得不当面道歉。法律研究所的法学同仁的学术研究相当自由，研究的方向、题目、内容，全凭个人的兴趣。研究室24小时开放，每个人刷卡可随时出入。研究人员从来没有政治学习、也不开会，如果开会一定是学术会议。研究人员集中精力进行研究，不用为事务性的工作分心，因为，每位研究人员都会聘用助理，有的会聘用多位助理。我注意到助理非常忙碌，不但要为其服务的研究人员承担事务性工作和辅助性的研究，甚至还要参与到研究过程中。这种科研体系显然能够提升研究的效率。大陆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教师或研究人员不但要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还要花相当多的时间开会、政治学习以及从事一些事务性的工作。有些大学知名学者不得不自己往返于财务处报销，拿着不合格的发票让财务人员无情地数落，人格时常受到污辱。当然，如果能够招研究生的导师可成为“老板”，把琐碎的杂事压给自己的研究生。但自己仍然不得不应付各种开会和学习，研究的效率而想而知。
台湾的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也会有一些课题和项目（专案），有些是来自于政府机关的项目，但对这些课题项目的完成学者们具有很大的独立性，课题的结论和项目计划并不受制是项目的委托机关，学者们有时会得出与官方完全相反的结论。法律所的一位同仁在搞司法实证研究的项目，我曾问他，这一项目的结论是否已经确定。他说，他从事的实证研究，结论只能在研究之后得出，甚至可能得不出明确的结论。我再问，项目的结论要与上级机关的政策保持一致吗？他一脸愕然，为什么呢？如果这样，还用我们研究有什么意义呢？大陆的学者们每年都会为争项目和课题殚精竭虑，有些学者甚至不择手段，一辈子守身如玉的老教师为了争项目有时也不得不蝇营狗苟。一般情况下，在大的政治方向指引下，项目的标题几乎已经是既定的，学者们所需作的，不过是对已经确定的标题进行论证。我曾经参与过一个政府课题，该课题的结论已经为该政府首长钦定，让下边的人论证一下，于是有了课题立项。参与项目的人对题目结论是否成立无需多虑，所作的无非是找资料和查论据，证明领导提出的观点是对的。这样的项目会受到学校格外的重视，而且项目经费也会很高。
我看中央研究院的法律同仁，物质上并不富足，有的甚至较为拮据，生活朴素，处事简单。但在学术志业的追求却很执着。大陆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在学术上的浮躁多数是为生计所迫，在求量甚于求质的学术评价体系中，不多出成果快出成果，职称不解决生活就必然陷于窘困。当然，台湾学者也不得不承受“升等“的压力，也不得不将学术委身于生计。但我所结识的一些台湾学者，对其自己从事的专业的执着完全是个人的兴趣，偶尔心动，终生痴迷。思考成为其生活习惯，学术成为其生活方式。多少年从事某一个问题的研究，我曾见过一位学者将自己未来三十年分为三个研究阶段，每十年研究一个专题，所谓“十年磨一剑”，不轻易出成果，即使承受“升等”压力，即使不出成果生活陷于清贫也无怨无悔。著作等身的学者固然令人羡慕，但这种甘愿为学术献身的学者令人钦敬！“自古功名文章著，忍将功名误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