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法VS国法
近年来，佛门寺院常打破清净，奇案迭出。
两年前，云南方丈释永修遭人杀害。考虑到老僧早年结婚生女，法院判决凶手赔偿死者之女31万元。整理遗物时，蓦然发现，方丈名下足有500万元遗产之多，这笔庞大遗产如何处理？女儿要求继承，寺方一口回绝。法庭上，双方攻防激烈。
原告主张，继承法并未排除和尚，女儿身为第一顺序继承人，依法继承遗产，师出有名。
被告拍案而起，僧人出家，便与俗家脱离关系。佛教丛林规制――生在寺院，死入塔院。死后财产均归寺院享有，俗家亲属不能继承。至于方丈缘何留下巨款？定是生前集会计和出纳于一身，“公款私存”，故名下存款本非私产，而为寺产无疑。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桩方丈遗产奇案，难煞法官。今年9月玉溪中院宣判：方丈出家后，在寺院生活期间，接受的布施、捐赠以及通过宗教活动取得的财产均属寺院所有，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追溯历史，印度佛教戒行“十事”，八不净之一为金银净――僧人不能接受金银钱币。但中国寺院经济自古繁荣，僧众很少手不捉金银。不肖僧尼置产敛财，所在多有，从不觉与戒律有违。
就法言法，僧人遗产继承问题几经演变。朝廷为防寺院积聚巨额资产，常加以干涉，从中渔利。南北朝时期，僧人圆寂，王法规定：弟子与政府各获一半。唐初，僧人遗产没收归官。直到唐代大历二年(公元767年)，朝廷才下令，今后僧亡，物随入僧。
纵观历史，古代僧人遗产，也非绝对留给寺院。敦煌遗书载，宗教领袖崇恩拥有大量财产，立下遗嘱，继承人为近亲属。僧官予以尊重，判云：“亡人遗嘱，追斋冥路，希望福利。倘违先愿，何成拔济之慈，乍可益死损生，岂可令他鬼恨？”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相关案件频发。1984年，巨赞法师圆寂，侄子诉至法院，要求继承。斯时继承法尚未出台，法院驳回诉求。与佛教协会和宗教事务管理局立场不同，最高法院坚持在继承法未予修改之前，僧人家属继承权不能否定。1987年上海玉佛寺僧人圆寂，侄子争产，最高法院建议法官调解处理。
处理此类案件，各地法院做法并不一致。2003年五台山僧人去世，将北京两处房产遗赠寺庙。女儿与寺方对簿公堂。西城区法院调解平分了事。2007年，鞍山市千山寺方丈过世，家人争产。辽宁高院认定数十万存款，源于信众捐赠，判为寺产。
时下某些寺庙管理松散，不肖自肥者，恐不在少数。“僧因香火富，佛被禅门坏。”清代袁枚有感而发，语重心长。经济利益驱动，难免损耗求道意志。岂不闻俗语：出家一年，佛在眼前；出家二年，佛在西天；出家三年，问佛要钱。僧人因财丧身，何其可怜？死后官司扰攘，何其可悲？
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日前《南方周末》爆出猛料，湖南圆通法师因挪用巨款等罪获刑。法师人如法号，以钱铺路，处事圆通。庙内财务一个人说了算，不像是出家人，更像生意人。
要说僧人染上财务丑闻，不算稀奇。圆通还有更惊世骇俗的“僧俗之恋”。五年前与杨某登记结婚，育有一女；很快又与“小三”同居，再得一女。不宁唯是，还高调与“小三”举行婚礼，摆设酒宴、广邀宾朋。若不是“妻子”杨某愤而报案，法师享尽齐人之福，让多少单身网民“羡慕嫉妒恨”!
围绕圆通是否构成重婚罪，律师言之凿凿：按照佛家戒律，和尚不许结婚，民政部门审查不严，结婚证应属无效。圆通自不构成重婚罪云云。 如此狡辩，教人气结。
法院判决痛斥：“圆通结婚系在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之间自由选择的结果，应尊重其选择”，其婚姻仍然受法律保护。佛教界认为违反戒律，可依宗教规定予以处理，但民政部门的结婚登记仍然有效。圆通结婚之后，又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破坏婚姻制度，故处以重婚罪。
两则司法判决，恰成鲜明对照。法院一面否认和尚财产权，另一面却承认僧人婚姻权。逻辑上是否真能自圆其说，兼顾法理情？惹来外界物议沸腾。
谁人不知，人性本能，稍不抑制，极易冒头。唐代《番禺杂记》“广中僧有室家者谓之火宅僧”；宋代开封大相国寺僧有妻曰“梵嫂”，和尚澄晖以艳倡为妻，以“没头发浪子，有房室如来”自况。元代僧徒“纵其所欲，取以自利，蓄养妻子”，比比皆是。
宋代庄绰《鸡肋编》载：“广南风俗，市井坐估，多僧人为之，率皆致富。又例有家室，故其妇女多嫁于僧。尝有富家嫁女，大会宾客，有一北人在坐。久之，迎婿始来，喧呼‘王郎至矣!’视之，乃一僧也。客大惊骇，因为诗曰：‘行尽人间四百州，只应此地最风流。夜来花烛开新燕，迎得王郎不裹头。’”
僧人娶妻，对中国佛教道德形象冲击最大，历朝历代官方不惜祭出重拳，代为“护戒”。宋太宗要求禁“僧人置妻孥”，规定：“诸僧道辄娶妻，并嫁之者，各以奸论，加一等，僧道送五百里编管。”元代规定：“诸僧道悖教娶妻者，杖六十七，离之，僧道还俗为民，聘财没官。”
明太祖敕令：“僧道有娶妻者，诸许人捶辱之。”《大明律》“僧道娶妻条”规定：“凡僧道娶妻妾者，杖八十，还俗。”大清律也有类似规定。明代《新篡四六合律判语》直言僧人“门专寂灭，当遵释氏之条；故夫妇虽人纪之常，而僧道无娶婚之理”。
为了维护僧人道德形象，历代官方处罚犯罪僧尼同时，将其还俗。唐玄宗诏令，对犯法僧人“先断还俗，仍依法科罪”。此举用心良苦，后来成为通例。
可叹世俗化、商业化之风劲吹，理应是“高闲不与时俗侵”的僧人，却“长安尘染坐禅衣”。难道真是：穿僧衣的未必都是和尚，和尚口念的未必是佛经，对菩萨顶礼膜拜的未必是觉者。
白马驮经两千载，僧与梅花一样清!佛教之所以能被中国社会广为接受，高僧大德之所以为人由衷敬仰，不违国法，俯顺民情的底线，今日僧众可曾参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