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不能文，又不能武的顶尖大学
从我是个中学生起，就对「大学」与「大学教授」有很高的憧憬。印象里，大学是一个可以让学者们沈思、对话，进而创造智慧的环境。许多充满智慧的脑袋，不需要亟亟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而能深远地思考问题，挑战既有的价值。就如同
当我自己成为大学生，我又看到大学吸引我的另一面：在台湾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中，许多令人尊敬的前辈，运用自己的知识―尤其是对民主法治的认识―揭露并批判社会的不公不义。对于在威权统治下习于噤声、犬儒的台湾社会，这些声音或许浅显，但还是令年轻的我热血沸腾。
许多人跟我一样，看到大学的两个面向：孕育知识学问，或者批判社会。两者都在引领价值，促成社会改变。无论是哪一个层面，大学都不是单纯顺从既有主流价值，为机器制造齿轮的单位。大学可以「生产」出许多新的、实验性的、批判性的、跳脱体制的东西。它可以挑战观念，重塑标准，而不仅是跟随别人所订定的标准。
然而，这种「超越」或「引领」的地位，似乎一步步在萎缩。
许多在大学任教的朋友，一定都深切感受到这五年来，高等教育的氛围变化很大。在「五年五百亿顶尖大学」、「争取世界排名」、「教学卓越」以及「大学评鉴」等计划之下，大学早原有的狂狷气息早已不见踪迹。取而代之的，是管理主义造成的唯唯诺诺与繁文缛节。
这些计划都有一些共同特征：要求学校提出「量化」的绩效数据，并且以各种指标来排序。不仅如此，这些排序、评鉴其实就是国家分配资源的标准。各个大学不能再躺在那儿等着经费从天而降，而是要努力对外证明自己做了许多事情，有很好的「绩效」或「潜力」，因此值得国家投资。
这本来未必不好。它让大学开始更知道公共课责（public accountability）的重要性：你要从人民的口袋里拿钱，至少要告诉人民你做了什么，有什么贡献。
问题在于，我们这个社会对于「贡献」的定义，是非常急功近利的。学术工作本质上就未必能在短期（五年？）内看出具体成果。但立法院、教育部，都等不及慢慢来。于是制订了一套规则，要求各大学撰写，说明自己「有什么用」！
于是，各大学从校长到教授甚至学生，开始玩这场游戏。游戏中最重要的两个工作是：第一，努力写计划争经费；第二，拼命执行计划以消耗经费。
这样的竞争游戏，改变了学术圈的行为模式。学者不再是依据自己的兴趣与判断，决定研究方向；而是要设法揣摩上意，并跟随多数教授去追求「比较可能得到经费」的计划。学术本来应该具有独立、冷静，并与现实保留适当距离的特性。但如今愈来愈难维持这些特性。
理论上，教授们有身分保障，大可坚持「我行我素」。可是在一个全面动员争取排名与补助的环境里，坚持己见就是不合群，就是捣蛋怪咖。资深教师都不好意思这么酷，更何况新进教师？结果就是挤压甚至放弃自己原先的研究，改而「从众」。如此，非主流的新颖观念，哪儿能在大学冒出头？
更可笑的是：在这个气氛下，教授们花最多力气的，不是研究教学，而是「写计划」与「烧钱执行计划」。尤其公立大学的会计制度死板之至。人文社会科学的系所，拿个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元，不能买书不能聘教师，却只能办活动。而活动的出席费、稿费，都是二、三十年前的超低标准。结果就是「以量取胜」―活动办得多，钱才销得掉。弄得人人疲于奔命，形销骨立，但学术实效有多少，真是天晓得！冷眼看着愈来愈忙碌于办活动的同侪们，不禁会想：「大家愈来愈没时间读书思考，这么多篇论文是从哪儿生出来的？」
坦白说，「经费」有这么重要吗？对于某些必须花大钱才能买设备、做实验的科系，或是那些连基本设
答案是：或许有些学校可以不在乎钱，但「名」却丢不起：入围「顶尖大学」就代表自己是前段班；输家则有着被贬低为「次等大学」的羞辱。
于是，这个游戏更恶质的一面出现了：大学校长与教授们，心知肚明这个游戏规则大错特错。他们也非常清楚，学术环境被这个游戏搞得多么堕落。但为了虚名、排名，没有人敢登高一呼严加批判，甚至径行说：「咱们不玩这个游戏！」（其实最有资格这样批判的，就是一定拿的到经费的台大）还没「发榜」前，全国菁英们为了写计划争经费，焚膏继晷埋头苦干，敢怒不敢言；发榜后侥幸获胜者，则感谢皇恩浩荡，并以之骄其妻妾。说这是现代科举，大概相差不远。
连自己所处环境，都不敢呛声的大学及大学教授，如何能期待他们像从前一样，对社会不公不义发声？长远的学术思考不见了，热情的社会批判也没有了，这就是顶尖大学？
（廖元豪：政治大学法律学系副教授）
出处：《天下》杂志第448期 2010/06
文章来源：中国宪政网 发布时间：2010/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