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15日发布了《关于保护行政诉讼当事人诉权的意见》，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进一步重视和加强行政案件受理，依法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切实解决行政诉讼“告状难”问题。

作为一个迫切需要“切实解决”的问题，“告状难”真实存在于公众的身边。本来，法院的基本任务在于定纷止争，维护公平与正义。“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类似的法谚在最近的十几年间已为公众所熟知，在中国源远流长的“耻讼”观念也正朝着“有纠纷、找法院”的现代法治观转变。然而司法实践中，法院又常常弃守这道“正义的最后防线”。公民求助司法救济而不能，告状因此成“难”，这也成为催生出有中国特色的“上访潮”的重要原因。

一个已成标本的例证是：2003年9月，广西高级法院曾专门下发内部文件，明确将集资纠纷、土地纠纷、职工下岗等13类“涉及面广、敏感性强、社会关注”的案件列为暂不受理。按照该院的解释，“这些案件受理后，有的因种种原因长期不能审结；有的审结后因债务人无财产可供执行致使矛盾激化，引发群体事件，影响了社会稳定和人民法院公正执法形象。”所以，这些本该受理的案件只好“暂不予受理”了。据当时的报道描述，受此“红头文件”影响的部分民众申诉无门，民怨沸腾。

从“告状难”的现实来看，最高法院的这份“意见”切中了问题。要求各级法院“坚决抵制非法干预行政案件受理的各种违法行为，彻底废除各种违法限制行政案件受理的‘土政策’”也确是当务之急。

但在如何“坚决抵制”上，“意见”显然并未有令人惊喜之处。“对于干预、阻碍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造成恶劣影响的，应当及时向当地党委、纪检监察机关和上级人民法院反映，上级人民法院要协助党委和纪检监察机关作出严肃处理。”最高法院的此项“要求”，似乎又把解决“告状难”的途径交给了引发“告状难”的成因。超越现实司法生态的“要求”注定很难得到执行。一些法院之所以要人为限制受案范围，并拒绝公民的告状，背后的原因正在于地方党政部门的干扰。不少关于受案范围的“土政策”甚至还是在当地党政主要领导的协调下，由公、检、法、司等部门联合下发的。阻碍着国家律令在地方准确施行的，正是“司法地方化”和“司法行政化”。要借助于地方党委、纪检监察机关来处理“司法地方化”，近乎缘木求鱼。

当然，也不排除一些法院是在没有得到地方党政部门明确指示的情况下，自己收缩了正义的防线。一个在法院系统颇有市场的观点是：既无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裁判机关地位的不独立，决定了它还无法成为有效制约地方保护的制度管道。而鉴于司法系统与地方党政部门并无权力隶属关系，甚至上下级法院之间也只是审级有别而无领导与被领导之权限划分，因而最高法院的这份“意见”实则意义有限。

站在正处于“法治建设进行时”的当下回望过去，行政诉讼法的施行已走过了19个年头。19年后，由最高法院在本系统内着意强调“凡是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的可诉性事项，不得擅自加以排除”，这实则既是行政诉讼的尴尬，更是司法体制的尴尬。

再延伸开去，“告状难”实在并不仅仅发生在行政诉讼领域，民事诉讼中的“告状难”同样存在。直至今日，“结石宝宝”索赔案，汶川地震遇难学生家长索赔案等社会关注的民事官司，在不少法院仍还遭遇着立案上的“肠梗塞”。要让当事人“信法不信访”，还得先让司法真正成为制约行政权的独立力度。因而，“告状难”的终极解决实则仍在“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还原审判机关的独立地位，并还原司法作为“最后防线”的职能定位。

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11月16日“AA02·社论”版

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 发布时间：2009/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