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禧：陈水扁的“制宪”师爷
一、彭明敏和刘庆瑞的得意门生
李鸿禧1937年3月生，台湾省嘉义市人。父亲李长庚，服务台湾银行嘉义分行，很得日本占领者的赏识，曾升任那个时期台湾人在银行系统的最高职位――公部库主任，45岁早逝。母亲罗慎出身名门，其父罗锦清为清末嘉义县最后一名秀才，承家学渊源，乃1920年嘉义地区最早的女教师之一。李鸿禧7岁失怙，母亲身兼父职，对其影响很大。
李鸿禧1949年考进嘉义中学初中部，1955年进台湾大学法律系法学组。在大学，他除了博览台湾有关宪法的书籍之外，并涉猎日本的宪法著作，对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更作深入研究。美浓部是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学士院院士，贵族院议员，他提出的“天皇机关说”曾被指控与“天皇主权说”相对抗，因而犯了“不敬罪”，是日本现代宪法学体系的鼻祖。李鸿禧钦敬其宪法及其风骨，萌生留学日本念头，之后在刘庆瑞的鼓励和期许之下，决心设法去日本攻读宪法。
1958年毕业服预官役之后，为了陪伴母亲，李回故乡嘉义教书，其后进“行政院”任职。1964年通过“教育部”美国奖学金留学考试，因为丢不了去东京帝大的“愿景”而毅然放弃。1968年考取日本政府奖学金，遂放弃公职，“远离寡母、妻子和一对仍在幼稚园的儿女”，赴东瀛留学日本国立东京大学法政研究所，在日本6年从硕士班到博士班均专攻宪法。芦部信喜是李鸿禧博士论文《战后日本司法独立之分析研究――以人权保障为基准》的指导教授，是日本公法学界公认的当代日本宪法学者第一人，是美浓部衣钵传人宪法大儒宫泽俊义教授的得意门生。
彭明敏亲信黄宗乐在纪念李鸿禧60岁生日文集的序言中说，李鸿禧大学时代，“在诸多教授中，受刘庆瑞、彭明敏、萨孟武的影响最大。”李本人承认，彭明敏是他大学毕业论文的指导教授，“受他不少启发、熏陶和影响”。
彭明敏是臭名昭著的，刘庆瑞是何许人也？他是一个李登辉、彭明敏式的人物。台湾《民进》周刊评介说：李登辉和刘庆瑞、郭婉容夫妇“相濡以沫”，台大学生戏称这三位老师是“铁三角”，“刘庆瑞不但是个知名的‘宪法’学者，也是一位很早就领悟到台湾国际地位问题的台湾人”，在彭明敏和他的学生谢聪敏、魏廷朝发布“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的同时，刘庆瑞已经完成了一部“台湾新宪法”。谢聪敏坦承，他是在彭明敏、刘庆瑞影响下，投入“台独行列”的。
黄宗乐还说：“李鸿禧在‘宪法’学的格物致知上，可谓，在台湾与刘庆瑞；在日本与美浓部达吉、宫泽俊义、芦部信喜，一脉相承。先生日后秉持自由学风，不畏权势，倡导改革，关怀社会，并一以贯之，实非偶然。”
李鸿禧修毕博士课程后适逢母校“宪法”教席出缺，即于1974年8月回台到台大，初任讲师，再升为副教授、教授。在那里一直担任“宪法”课程，直到2002年退休。现在是台湾大学“荣誉教授”。
二、为“党外”和民进党的活动鸣锣开道
李鸿禧在两蒋时期是台湾知名的“四大自由派学者”之一。从日本留学返台后，他认为国民党在制造“宪政公意”，“使得‘宪法’尊严无法建立，宪政秩序浸蚀崩坏”，于是“下定决心”“做弘扬‘宪法’文化的推展工作”，“期能多方撒播未来希望的种子。从那时至今，他一直在为民进党前身“党外”势力和民进党的活动，摇旗呐喊鸣锣开道。李这种思想行为借用黄宗乐的话说是“实非偶然”，是和刘庆瑞、彭明敏“一脉相承”的。
李鸿禧为它们的公开活动集中在几个方面：
首先，提供“法理依据”、制造“社会舆论”。早期，李为党外的“民主、分权”活动，奔走呼号。进入90年代尤其是民进党成立之后，他以“宪法学者”特有的政治嗅觉，戴着所谓“宪法大师”、“宪法教父”、“宪法学泰斗”的桂冠，通过如下手段，宣传、推动“宪改”，催生台湾“新宪法”。一是按照民进党的基本诉求，写了诸如《谈修改‘宪法’及临时条款的法理》、《浅谈‘宪法’与政党》、《言论出版自由之‘宪政’意义》、《回归‘宪法’解开政治纽结――从全面改选谈起》、《“黑名单”人物出境所留下“法”的问题》等大量文章。二是向人们直接灌输这些理念，过去周清玉、许国泰、余陈月瑛、余政宪、康宁祥等，都旁听或向他请教过“宪法课程”。三是利用为人助选的机会，“宣扬法治精神与宪政教育的启蒙”。
其次，鼓吹“文化台独”。李鸿禧10年前就表示：“建立台湾的主体性文化与历史，才可能创立独立的国家。”早在日本留学时，他就经常随身带着布袋戏偶“宣扬台湾本土文化”，回台后很快组织了“西田社布袋戏基金会”。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尤其在李登辉主政之后，他利用种种场合，通过种种手段，不断蛊惑人心：外来的国民党政权以中国历史、思想及文化为正统主体，台湾各级学校的历史、地理与语文课程，仍以中国史地与语文为主，扼杀台湾文化。他号召“大家来说台湾话”，“说出台湾人的尊严和前途”。其同类夸奖他：“这个走出学术象牙塔的‘宪法’学者，不但关心‘国家’法政硬体架构，也关怀台湾社会的软件本土文化与历史，可说是台湾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家与宣传家。”
再次，为反对“一国两制”，实现“独立建国”制造舆论。荦荦大端者如：邓小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提出不久，李鸿禧就写了《中共“一国两制”问题实析》，胡说“中国只有一个，并未有被国际社会普遍承认”；“两制并行痴人说梦”。中英刚刚草签《有关香港问题协议》，他又为文攻击协议“无视香港人民之自决权”，“有无国际法上效力，是值得怀疑的。”1993年“汪辜会谈”时，他欺骗台湾同胞称，只要召开会议，“就方便中共来日并吞台湾”。1998年克林顿提出“三不政策”，他带头搞“关切克江会谈，决志保台建国”大游行。
此外，李鸿禧也参与“党外”和民进党的实际活动。例如，“美丽岛军法大审”时，李鸿禧居中牵线，私下串联律师为美丽岛人士辩护，陈水扁、谢长廷、张俊雄、苏贞昌等人因此受邀入列，踏入台湾政坛，从而形成“党外”的“美丽岛律师群”。进入90年代，李主要参与“制宪”活动：他和彭明敏、林义雄、谢长廷等发起成立“台湾国民制宪运动委员会”，“宣扬宪政精神，建立国民意识，推动公民投票，完成制宪建国”；他又和陈隆志、黄宗乐、黄昭堂等，领衔发起连署《废国大・制新宪》联合声明；他率领的“民间监督宪改联盟”，强调要按“三权分立、总统制”进行“宪改”。
李鸿禧所有上述活动的终极目标，就是“制定新宪法”，“建立新国家”。台湾《自由时报》一篇题为《李鸿禧台湾民主启蒙‘国师’》的文章指出：“李鸿禧喜欢以画布自喻一生，画布的纵坐标标示了年寿，横坐标则标示了行走天涯、看尽古往今来的浮生故事，这号画作的主题是‘宪法’”。
三、与“台独基本教义派”为伍
李鸿禧和“台独基本教义派”是同类。1998年他自称：“近几年来，很多不满民进党作为的人士，纷纷离开民进党，分别加入‘建国会’、‘建国党’、‘新国家阵线’、‘台独联盟’、‘绿党’等组织，而自己和他们都有或长或短、或深或浅的关系”。他们臭味相投狼狈为奸，一起干分裂祖国的勾当。其中，李与彭明敏的“关系”最密切，彭每次分裂祖国的重大罪恶活动，都有李鸿禧追随在侧：1992年10月彭明敏回台，李和独派一起制造“彭明敏旋风”，为其日后发展造势；1995年春天，彭明敏要加入民进党，为参加“总统”竞选作组织准备，李鸿禧出来宣传，民进党只有让彭明敏与李登辉竞争，才有赢的可能，否则“民进党失败，或是提不出适当的人选而败的很难看，民进党可能就会日薄西山、江河日下”；1996年4月，彭明敏成立“建国会”，让李鸿禧当副会长。
岛内“台独基本教义派”的重大活动，都有李鸿禧参与，如：1991年11月，发起成立“全国新宪助选团”；1994年5月，参加“第二届台湾人民制宪会议”筹委会；1996年2月，参加“台湾建国阵线”成立活动；1999年4月，支持蔡同荣、高俊明等人的“绝食抗议”、“要求通过公投法”。直到2001年6月，与彭明敏、吴树民、辜宽敏、陈隆志、李敏勇等一起组成“独”性极强的“北社”。
四、成为陈水扁政权的“国师”
陈水扁是李鸿禧最得意的门生，老师将学生引上政坛之后，李鸿禧就成了陈水扁的“良师兼诤友”。李鸿禧炫耀，陈水扁做事常常太冲，其它人可能不方便说陈水扁什么，但是他会不留情地指正，在陈水扁冲得太过头的时候，他可以扮演煞车的角色。
李鸿禧对于陈水扁在政途上的“鼎力相助”，集中表现在：第一，拼命帮助陈打每次选战。例如，李不论为谁助选，总当“名誉总干事”，就连1996年彭明敏找他当“总统”竞选总干事，也遭到婉拒。但1998年，李破例第一次为陈水扁竞选台北市长充当这个角色。2000年“总统”大选时，李不仅在攸关选举成败的“兴票案”上，以“法界长老”身份封杀宋楚瑜，力挺陈水扁，还“南北奔波地替阿扁助选，几乎把自己的身体给累坏了”。第二，在民进党内部理念政策争斗中，为陈水扁打“代理人的战争”。第三、极力维护陈水扁的声望形象。如1999年陈水扁提出“公投不一定要入宪”，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李立刻出来解释，陈水扁的意思是：“公投属于天赋人权，即使没有入宪或没有设立公投法都不影响公投的施行。”
陈水扁一登“大位”，李鸿禧就成了当朝“国师”。台湾《新新闻》披露：“阿扁选上总统以后，曾经邀请李鸿禧担任有给职资政，还欲在总统府里安排一间办公室给他，以便随时向老师请益，但李鸿禧拒绝了！李鸿禧对阿扁说：‘你当上总统，每天接触这些人与事，难免思考上会有盲点，如果我进来，到最后，你的盲点就会变成我的盲点，这样我也不能提供你什么建议了！’”此后，“每隔一段时间，阿扁会固定找他们夫妇两人一起到府内午餐，对于阿扁的施政作为，他们有不满之处也会毫不客气地对阿扁指出来。”
李鸿禧除了为陈水扁出谋划策外，还为陈的“台独”活动进行辩解或制造舆论。例如，2002年，陈水扁两岸“一边一国”、“主权对等”一出笼，他第二天就撰文说“主权对等已是国际法的普世价值”。这次，在陈水扁提出“公投制宪”之前，他就鼓吹“现在，更改‘国号’、制定‘新宪’，正有待吾人继续努力”；鼓吹：《波茨坦宣言》及“旧金山对日合约”中，“均明订日本虽然放弃对台湾主权，但是均未作出将台湾未来交还中国的处分，因此台湾应依据联合国宪章让战前殖民地自决的原则定位。”在这之后，他立刻宣传，“缺乏一部自己的宪法是台湾的乱源”。他还依据所谓现代宪法存在前提三条件：“宪法必须为该当国家人民自主制定，且为人民所诚心、持续接受、支持”；“宪法内容必须与其国家、社会之时空背景符合，能合情合理实施”；“宪法规范必须与现代宪法之原理原则、思想价值，大体雷同”，强调“制定‘新宪’是当前‘宪政’改革唯一的道路”。
陈水扁一宣布李鸿禧为“新宪法小组”召集人，他就端出了陈水扁的“制宪时程表”：2006年“完成新宪法架构”，2007年5月20日付诸公民投票，2008年5月20日“正式实施新宪法”。《自由时报》为他做注脚说：“这个时间点很重要，因为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2009年三峡大坝完工，2010年上海举办世界博览会，中国历经三年的泡沫经济后，2011年极可能崩溃，此时台湾已经以新的‘宪法’立足世界，与中国正式道别”。
至此，陈水扁为什么选中李鸿禧，也就一目了然了。当然，这些人的命运也是一目了然的：“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文章来源：中国网2003年12月5日 发布时间：2007/1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