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书”一词，还是少用为好

 

□马广志

 

       2009年12月，《新京报》曾以“学者上书审查拆迁条例”为题报道了5名北大法学院学者建议立法机关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审查一事。

 

    提起“上书”，人们很自然地会想起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同各省举人云集北京参加会试期间，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康有为、梁启超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联合十八省在京举人签名，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等主张，未被清政府采纳。“公车上书”发生在封建帝制时代，时人的救国主张，通常是用上书言事的方式来求得皇帝或官员支持与采纳的。可以说，“上书”是一个带有浓厚封建气息的词汇。

 

    但是，笔者上网搜了一下，发现“上书”一词仍然频频见诸报端，如《昆明律师上书最高检及公安部：营运商手机“贩黄”该严惩》（据2009年12月4日《昆明日报》）、《协会上书政府为物流减负》（据2009年12月4日《京华时报》）等等，“上书”已蔚然成风。

 

    其实，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早就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立法法》第九十条也明确规定，“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因此，笔者认为，专家学者提建议的行为其实不是所谓的“上书”，而是在行使《宪法》和《立法法》所赋予的公民建议权。

 

    毋庸置疑，公民在一些诸如讨薪、举报、维权等具体事件上，直接向有关部门或者某领导写信反映，有时候的确能引起高度重视并能使之得以迅速解决。这恐怕也是“上书”蔚然成风的原因之一，究其实质，一是与我们某些政府官员喜欢“上书”进而“批示”不无关系；二是因为公民的合法权益通过正当的途径得不到救济时，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上书”直达“青天”上，这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所致。

 

    可问题是，某些“青天”很可能有傲慢与偏见，对“上书”不以为然或随意处置。如此一来，“上书”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实在难以预料。笔者认为，在法治社会，公民动辄“上书”言事，实际上是法治诉求向人治诉求的退步，是公民维权进程非理性的体现。而热衷于运用“上书”一词，看似是个小问题，实则反映了当今法治思想深入人心尚有不足。

 

    一词误用是小事，阻碍民主意识和平等精神的传播却是大事。“上书”，还是少用为好！

（来源：正义网）

 

文章来源：正义网 发布时间：20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