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理论替我们去死
|日期：2011-09-18 |访问量：
波普尔生于1902年，从他首次出版著述的1934年，到1974年其自传出版，这长长一段时间――在《自传》于1992年再版时，他后记中自嘲地说他似乎活得太久了――中，他发表了如下主要著作：研究的逻辑(1934德文，1959英文版)、历史决定论的贫困（1944）、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猜想与反驳（1963）；客观的知识（1972）。所有这些作品都已经有了中译本。那些以数目字来衡量学者成就的人可能会认为，波普尔发表著述的速度和数量并不惊人，但无人能够否认，波普尔这些著述的内容和影响是惊人的。
波普尔这些著述文风清晰优美而内容深奥复杂，是罕见的“深刻”与“清澈”兼而有之的思想家；问题是他在这些著作中广泛涉猎哲学、艺术、物理学、生物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不同领域，论及进化论、语言学、相对论、量子力学、熵理论、脑科学等等主题，足以令一个被现代现代的学科建制所局限的读者望而生畏。但《自传》向我们揭示，有一些思考贯穿了所有这些不同领域里的著述，这些思考的对象既是波普尔持续关切的中心，也是理解这些著述的关键所在；而且，从篇幅来看，《自传》相比波普尔的上述著作只是薄薄的一本，其中有关重要专著关键所在的论述更是只有寥寥数段；这令我觉得，读这本《自传》可能是理解波普尔著作的捷径――如果读书真有所谓“捷径”的话。
当然，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是：著作一旦完成，就具有独立于作者的生命；因此作者自己对作品的阐释不应享有相对于普通读者的特权。坚持“客观知识”或“知识的客观性”的波普尔应该会肯定这种说法的前半句，但从他在《自传》中不厌其烦地重述上述已发表的著作来看，我“猜想”他大概象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一样不能接受这种说法的后半句。
从《自传》看来，缠绕波普尔一生的问题就是知识论问题。在他看来，知识不同于感觉、不同于意见，不同于信仰；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常识。但他先在交谈中发现亲朋好友们并不这么认为；后来更发现支配了整个（西方）学术界的知识观是与他格格不入的“主观主义知识观”。――这种经历看上去也没什么，许许多多的人在青少年时期都曾经有过同类的经历：“别人/世界并不象你以为的那样”。而且，无论哪个时代，坚持“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人总是罕见的，多数人在发现“别人/世界和我想的不一样”时，会自我怀疑，――既然人人都说我错了，那就是我错了吧。但是，波普尔不是常人，他没有因为人云亦云的流行意见而怀疑自己，反而坚定不移、旗帜鲜明地表明要与主流传统“决裂”。
（一）证伪
波普尔与主流知识论传统的决裂从批判当时被普遍认可为“科学方法”的归纳法开始。波普尔形象生动地说：“不管我们已经看到多少白天鹅，也不能证明这样的结论：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这种“归纳问题”――波普尔象康德一样称之为“休谟问题”，因为十八世纪的休谟已经开始怀疑归纳法了――说明：以是否得到“证实”来检验全称命题形式出现的判断的真假是行不通靠不住的。
波普尔认为，他的“证伪”标准比强调 “证实”的归纳法提供了更好的理论检验标准：在他看来，所有的理论都是针对问题的试探性猜想或假说；这种猜想能否成立取决于经验的检验，但这种检验过程并不是一个证实的过程而“证伪”的过程：由于归纳法的上述问题，无论一种理论在经验中得到了多少次证实，我们都不能确信它就是真理，而只能暂时假定它是“真的”；相反，如果我们发现或找到经验反驳了暂时假定为“真”的理论，即该理论在经验中被证伪，我们就可以确定该理论是错误的。发现理论是错误的比发现它是正确的要容易。（《研究的逻辑》）
证伪方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根本上属于“猜想”的人类知识具有“可错性”。为了尽可能地避免和改正错误，每一种“可能错误的”理论都应当允许批判、欢迎批判。这是一种谦虚的态度。波普尔在回溯从神话到科学的进化历史时，认为科学的出现标志“不是神话让位给更科学的东西”，而是“对待神话的新态度”，即怀疑其可靠性和真理性的批判态度之中（《水桶和探照灯：两种知识论》）。他在批判历史决定论时，提出其“零星修补”方案与总体论的“空想的工程学”之区别就在于：“零碎工程师能够以开放的心灵来解决他的问题，而总体论者却做不到”（《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也就是说，总体论者不肯承认其纲领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失败的可能性，因而不允许批判，这必然导致对多样性和思想自由的压制，与真正的科学态度背道而驰。可以说，在波普尔看来，这种“批判的态度”是科学之所以为科学的重要标志。
为了这种使科学之所以为科学的批判得以可能，很重要的是，作为科学理论的猜想在一开始就应当包含可以进行证伪的内容。波普尔明确提出，这种“可证伪性”是科学区别于神话和宗教信仰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标准。――虽然波普尔从来都承认形而上学在科学研究和知识增长中的启发作用。
（二）知识的增长与非决定论
承认形而上学等非科学、甚至非理性因素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对于理解波普尔的如下论断十分重要：“我们不能用理性或科学的方法预测我们科学知识的未来增长”。
波普尔在多处论及知识增长不可预见的命题，但最广为人知的是《历史决定论的贫困》1957年版序言中的如下推论：“人类历史的进程受到人类知识的强烈影响。”“我们不能用理性或科学的方法预测我们科学知识的未来增长。”“所以，我们不能〔用理性或科学的方法〕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
只要愿意，我们总可以列举出科学知识以外的、会影响人类的未来历史发展的众多因素，――波普尔不会反对这一点，因为在他那里，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分不等于“正确”与“错误”的区分，更不等于“有意义”与“无意义”的区分；――但只要我们承认科学知识是影响人类未来历史进程的因素之一，波普尔这一推论的关键就落在“我们不能用理性或科学的方法预测我们科学知识的未来增长”上。
我们的知识的增长为何不可预测？波普尔的纯逻辑论证是这样的：如果真有知识增长这回事的话，我们今天就不可能知道明天我们会知道什么。
因为波普尔坚持我们所有的知识都只是猜想或假定、坚持“我们不能用理性或科学的方法预测我们科学知识的未来增长”，有一些人就认为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或怀疑论者。
但是，说波普尔是不可知论者或怀疑论，远不如说他是非决定论者确切。因为他不仅相信存在“真理”，而且认为人类客观知识的客观发展（即通过消除错误而导致的知识增长），可以不断逼近绝对的客观真理。事实上，他在谈到知识进步时每每提及“向真理逼近”，鉴于他已经列举了判断科学进步的标准――比解释先前理论可以解释的一切，避免或有希望避免旧假定的一些错误；在可能之处解释旧假定不能解释或预言的事物。（《通过知识获得解放》P44），――强调这种知识进步的标准同时是接近真理的标准似乎是多余的话，除非为了避免人们误以为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或者将知识等同于信仰的“主观主义知识论者”。
如果人类追求知识的过程就是逼近绝对真理的过程，前途当然是一片光明。这有助于解释波普尔的乐观精神：清醒地意识到我们一定会犯错误之后仍然能够保持的乐观。事实上，波普尔明确地告诉我们，人类可以并且应当积极主动的运用理性，以便“通过知识获得解放”；虽然这个解放的过程只不过――没有政治乌托邦那么激动人心――是不断改正错误的过程；但正因为犯错误的风险始终存在，在这个过程中经艰苦努力获得的成就就更值得我们自豪。
（三）第三世界与人类进化
波普尔在《自传》中将自己对知识论的思考最终归结到有关“三个世界”的理论。作为物质的第一世界，和作为人的意识或精神的第二世界都很好理解，令人困惑的是作为“思想的客观内容”的第三世界。
波普尔对第三世界的界定从区分语言的功能开始。传统语言学已经明确，语言具有自我表现和信息传递（或交流）的功能，但波普尔更重视的是语言的另外两种功能，即描述和论证，因为后两种功能是人类史上决定性的一步。只有到了这一步，第三世界的出现才有可能。第三世界是人类运用语言之描述和论证（尤其是批判）功能所创造的世界，在此意义上它是我们自己的发明；但是它外在于我们，是在我们体外进化的“器官”（《客观知识》P297）。
这个第三世界类似于柏拉图的自在理念和黑格尔的客观精神，但与柏拉图绝对完美因而静止不变的之理念世界不同的是，第三世界有着“可错”的成分并且变动不居；与黑格尔将人当作客观精神之工具不同的是，第三世界而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虽然它具有自主性并能反作用于第一、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可能也应该因为人类有意识进行的批判活动（即找出并改正错误的活动）而得到发展。
关于波普尔所谓的知识的客观性和第三世界的自主性，国内读者有一种张冠李戴的误解是将之等同于近年来流行于学界的“主体间性”，即主观间相互检验的非私人意义。（《客观知识》中译本序P5）事实上，象“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论”这样的演讲题目已经很清楚地显示了，波普尔的客观知识，是能够与认识主体相分离的知识。一本包含着客观知识的书是否能够被读到、是否能够被真正掌握，纯属偶然；但书中的知识不会因为没有被读到就不存在，知识就“在那里”，一直都在；标志这种存在的是一种被阅读和被理解的潜在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波普尔的第三世界对于认识主体来说，不仅仅包含着已经向其呈现出来的现实世界，同时还包含了一个有待探索的可能世界。
不止如此。在波普尔看来，属于第三世界客观知识不仅能象物理世界一样独立于认识主体，甚至还可以部分地自主于其创造者：人类所创造的知识中，总包含一些“出乎意料”却“不可避免”的成分。例如，自然数列是人类的作品，但奇数与偶数的区分以及素数的存在却是人类创造自然数列之活动中“预料之外”却又“不可避免”的结果。这种被哈耶克称为人类活动之意外结果的存在，既是支持第三世界具有自主性的证据，也是知识之客观性的一种表现。正是基于知识具有这种客观性的认识，我们才有可能将知识与知识生产过程区分开来，将思想过程的世界和思想过程之产物的世界区分开来，从而更好地理解波普尔为什么要一再强调他关心的是知识产品本身，而不是知识的生产过程。
这样一种第三世界为何如此重要？波普尔的答案是：在第三世界出现之前，人类的进化和整个自然界的进化一样，服从的自然选择法则，不改正自己错误的物种注定会灭亡。这就意味着抱住自己的错误死不悔改的人等于自取灭亡。然而第三世界的出现带来了一种新可能：在第三世界中，人类能够通过批判有意识地发现和消除自己的错误，这使得使人类有可能在自己的错误理论导致自己灭亡之前“有意识地选择”消除那错误。如果说，在这之前的生存竞争中“（错误）理论的支持者被淘汰”，那么这之后人类“可以让我们的理论代替我们消亡”（《进化与知识之树》）。――的确，一旦我们意识到，只有令旧的理论死去，作为理论创造者的我们自己才可能活下去，理性的选择当然就是：让理论替我们去死好了。
作者简介：金自宁，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深圳研究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新产经》2011年第8期 发布时间：2011/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