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遭遇“民主专制”

 

邵  建

 

　　四川两位返乡农民工因感冒被赶下车的故事，带出了一个有关“民主”的话题。由于他们的感冒被同车人疑为甲流，因此，凌晨时分，当大巴驶入高速公路旁某一服务区时，全车近三十人讨论，是否要让这两人继续留在车上。最后，大家举手表决，全数通过让两人立即下车的提议。于是，这两位农民工被强制拖出车外。12月21日凌晨4时许，执法队员发现，两人正摸黑顺高速公路往家赶。（12月23日《重庆晚报》）

 

　　当然，此一事件有舆论认为“不应套用民主民意”，另有人说此事并不是真民主，而只是“伪民主”。

 

　　那么，此事是否有关民主，抑或，它到底是真民主还是“伪民主”，这就要看民主在你心中的定义是什么。由于笔者对民主的回答首先可以精简为“多数决”，因此，认为该事件无论从民意还是从程序，都给我们演示了什么叫民主。民主事务首先运用在公共政治领域，最常见的民主就是政府选举。所谓选举，通例是一人一票多数决。如果说这是政治民主，美国哲学家杜威在政治民主之外还特别强调生活民主，他有一个著名观点：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此观点甚为杜威弟子胡适所称道，并经由胡适在华语界传扬。回到刚才那个事件，那个车厢就是一个日常生活形态的公众空间，两位农民工被逼下车，难道不是这个空间中的一人一票多数决吗？

 

　　当然，笔者对这个事件的判断到此只是一半，下面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它不但是民主，而且还是“民主的专制”。这个概念肯定让人感到刺眼，甚至觉得逻辑不通。民主不就是反专制的吗，怎么可能也是专制的呢？这里，就“民主的专制”这一概念，有必要做个交代。笔者于2009年9月发表《民主与专制的百年歧途》一文，该文主要就是甄别《新青年》给我们带出的一个政治学误区，即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从而试图以民主反专制；同时推介梁启超的一个思想，即此文题目中的“民主的专制”，该词直接来自梁任公。文章发出后，听到不少反对声音，比如，有人就认为这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概念，就像说“‘贞洁的淫乱女人’一样的荒唐”。

 

　　如今，现实生活就给我们推出了一个“民主的专制”的实例，这个实例具有解剖学的意义，它会让我们看见，自梁启超之后，一百年来，无论当时的《新青年》，还是今天的我们，其实都没有弄清专制的真实含义。从批评笔者的声音中可以看到，所谓专制，就是国家政权只掌握在一个对象手里，比如古代的君主专制，现代的阶级专制或政党专制等。这其实并没有说到专制的点子上。

 

　　我们不妨倾听一下梁启超的声音：“专制者非必限于一人而已，或一人以上或二人以上，纯立于制者之地位，而超然不为被制者，皆谓之专制。”这里，“制”是控制他人的权力，“专”则在于这种权力只控制他人，但自己却不受任何控制。梁启超给当时中国规划的道路就是虚君立宪，即制定宪法以控制君权，从而打破千年以来的郡县专制。因此在梁那里，专制不是因为权力在皇帝一人手里，而是这个权力不受宪法或法治制约。据此，梁进一步指出：“专制者不独君主国，而民主国亦有非立宪者（有立宪之名无立宪之实则等于非立宪也）。”

 

　　如果不立宪即不受法治制约为专制，那么，即使来自选票的民主，一旦不受法治制约，也就可以是专制的。像这两位农民工，全车人的投票，对他们来说就是地地道道的专制，而且是民主的专制。因为这种车厢里的民主越出了法治的框架，而法治的要旨即在于保障个人的权利。根据历史，“民主的专制”不但是成立的概念，而且个案很多。

 

　　以前读过龙应台的一篇文章，介绍某国政治转型后发生的一件与民主有关的事。那是一个小镇，旁边住着吉卜赛人。该镇居民通过投票，议决以后不准吉卜赛人从镇上通过。这个议决同样是带有侵权性质的民主专制。如果把眼光往前看，古希腊的民主，通过贝壳表决，可以决定是否将某人驱逐出城邦，甚至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与死，比如苏格拉底。这种完全没有法律或投票就是法律的民主，难道不是专制的民主吗？

 

　　由此可见，君主可以专制，民主同样可以专制；此正如君主可以立宪，民主当然也可以立宪。立宪是宪政之路的开头，宪政则是根治专制的良方。一百年前，梁启超就给我们开具了这个良方。在他那里，宪政比民主更重要。因为民主不排除专制，但宪政却是专制的死敌。因此，他反对当时同盟会的民主革命，担心革命后的民主不但无以立宪，反而走向专制，历史果然应验。今天，在梁启超的启发下，我们应该意识到，民主并非天然具有正义性，尤其当它不受法的制约时。

 

　　全车人对这两位农民工的投票，就是地地道道的专制，而且是民主的专制。因为这种车厢里的民主越出了法治的框架，而法治的要旨即在于保障个人的权利。

 

　　作者邵建，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

 

　　载《新京报》2009年12月26日B06版。

文章来源：中国宪政网 发布时间：2009/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