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历史上某一重要代表人物的宪政思想,借以厘清宪政制度和宪政理论的发展脉络,从而促进当下中国宪政建设与传统的续接,这是一项极富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重要工作,也是对法学理论界过去一段时间内仅仅热衷于移植西方宪政学说的缺失的校正。比如有学者从宪政与德性的视角来研究
宪政与德性是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思想家开始就高度关注又争讼不休的命题。宪政设立的基本前提来自于对人性的预设,宪政的终极价值取向又关乎人性尊严、人格成长、人的自由精神的培育等以人为目的性的价值考量。但人性与社会环境、历史文化是高密度粘连的,如何找寻宪政与一国人文传统相连接的通道,这一直是近代以降,中国宪政建设最大的瓶颈与挑战。
对人物的思想研究是站在“他者”角度对人物思想活动及其思想成果的解构。由于人物自身的林林总总原因,人物的“知行”两维未必合一,人物在不同时期甚至在同一时期的不同论著里,关于某一问题的认知未必合一。即便是合一的,“他者”也只能以该人物思想外在化的成果“文字”来解读其思想,由于语言本身的模糊性和认识语言方法的多元性,也造成对人物研究的结论众说不一,这是人物思想研究中的公认难题。因此研究者方法选取的科学性与否、材料收集的客观翔实与否,都对研究成果的可信性产生重要影响,同时这也是衡量研究者研究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近年来大陆出版的一系列有关人物宪政思想的研究似乎表现出某种令人信奋的迹象,笔者将在另文中作专门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