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的健全，主要不在于立法，而在于法官的权威和公平。法官不是纯粹的个人，而是一种机制。这种机制的功能不仅仅是断案，而且还是释法。立法只是由天而降的一场雨，释法却是刀剑砍不断的河。

叶必丰

　　学法而怕谈法。因为谈法的生人或熟人，往往不觉得它是一门学问，而是谁都熟悉的生活。但又不能不谈。这不是怕辱没自己27年所学，而是怕法仅仅被当作一种茶余饭后的谈资，怕自己掉进“权大还是法大”的陷阱。当然，之所以“谈法”盛行，也是因为有众多的人对法抱有期待。
　　一次，与身为人大代表的友人同行。她当然知道我是个学法的人，于是又拿某事议论，然后对我感慨道：这就是我国的法制不健全。
　　“法制不健全”，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坊间议论，经常看到的媒体语言。每当发生有争议的事，比如“许霆案”、“助人为乐案”、腐败案等，最后往往是怪罪我们的“法制不健全”。人大代表提议案，也往往就是要立法，以健全法制。甚至连不少以研究法律为职业的人，成天所琢磨的也是“法制不健全”，最后的结论或对策就是有关立法的呼吁。
　　我们的法制在总体上确实还不够健全，因为健全的法制永无止境。法制总体上的不健全，自然也会体现在个案中。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个案的无解呢，个案中的争议是否就是法制不健全呢？其实，答案并非那么清晰和肯定。
　　“法制不健全”的首要表征和所受到的攻击，是在个案中折射出来的法律条文的不具体、不明确。这是事实，因为生活是如此光怪陆离、细小琐碎和丰富多彩，而法律如果不想挂一漏万，就只能如同数学公式似的高度概括和抽象。数学公式的演绎，取决于演算者。抽象的法律条文还原为具体的生活，则需要法官的解释。
　　在宜昌市妇幼保健院不服宜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案中，所涉及的接受药品公司的“捐赠”是否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所禁止的“暗中收受回扣”问题，法官就是通过对“回扣”、“折扣”和“账”的解释来加以明确，从而认定没有纳入按财会制度设立账目的捐赠属于“暗中收受回扣”。
　　法官对每个案件的裁判，几乎都伴随着这样的解释。法律经由法官解释得以具体和明确，形成所谓法官法，并非“法制不健全”的表现。相反，它应验了“法官的判决就是法”的“国际惯例”。它的优势，除了可以适应多变又多彩的社会生活外，还具有充分的民意基础。
　　诚然，我们的法律是由人大代表表决通过的。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现今的人大代表在某种程度上仍具有浓重的上级安排的色彩。支配代表表决的是自己的判断，或者以自己的判断代替了选民的判断。是的，我们的立法有征求意见，甚至听证程序。可是，如果人大代表都漫不经心，那么还指望什么呢？何况，我们的立法听证，也并非给立法者或人大代表的证明，而是给某个主管部门的证明。
　　法官法并非法官个人对法律条文的看法，而是在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参与下形成的对法律条文的释明。原被告与案件的胜败攸关，对法律条文的阐释具有原发性动力。他们之间的辩论，又往往有职业律师的帮助。法官对法律条文的阐释，其实就是对原被告中合理见解的采纳和支持。这种阐释，体现了各方当事人的见解，甚至也体现了败诉一方的见解。
　　并且，一方当事人如果不服法官的阐释，还可以上诉。因此，让法官来解释抽象的法律条文，不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而是一种明智的设计，法制不仅仅是一种法律条文而且还是一种法律机制。
　　有法官，法制就健全了吗？如同我们对待上帝的态度一样，信与不信之间只是薄纸之隔，结果却迥然有别。如果有权的无权的都相信和尊重法官，那么总统当选与否的纠纷也只能由法官说了算。如果上下都怀疑甚至不信，那么法院签发拆迁令后仍得由政府出面来协调。
　　同样，法官自己也要“姓法”不“姓钱”，信法而不信权。王海打假之初，纷纷被法官们认定为消费者。可到后来，法官们解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说，王海不属于真正的消费者，知假买假不受法律保护。本来以保护消费者权益为宗旨的法，司法的天平却倒在了生产经营者的怀里。为法不尊，天平倾斜，是对法制的极大伤害。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法制的健全，主要不在于立法，而在于法官的权威和公平。法官不是纯粹的个人，而是一种机制。这种机制的功能不仅仅是断案，而且还是释法。立法只是由天而降的一场雨，释法却是刀剑砍不断的河。在法官的权威和公正能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只要有宪法的存在，即使没有完美完备的法律，也能满足我们解决纠纷和争议所需要的供给。同时，法律本身不仅仅要按照生活的经验来写，而且还要对法官的经验进行总结。
　　当然，法官也有跨不过的坎儿。探寻立法本意的解释权在立法者，但立法者尤其是人大总是把立法权当作“正宫”而把解释权当作“偏房”。即使有必要解释，也总是以立法来代替解释，而立法总是需要漫长的过程。迄今为止，除了香港基本法的解释外，几乎还没有运用过这一权力。上天常年不下雨，河流也就会断流和枯竭。如此，也只能开采地下水了。
　　对人大代表友人的感慨，我问：你学过法律吗？友人答：没有，但国外的议员也并非都是学法律的。我说，是的，但他们都有法律助理。友人委屈地说，我们本身都是兼职的。我说，国外的议员也是兼职的，但却会自掏腰包聘请法律人士作助理，为什么呢？人大代表不学法律的话，如何制定法律和解释法律呢？法制不健全，又是谁的责任呢？
　　最后，必须澄清的是，这并不是在怪罪“法制不健全”完全是立法者的过错，更不是说应当由我的人大代表友人来承担责任。我只是想提醒，大家不要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法制不健全”，不要把法制健全等同于立法；甚而，既不能以回避自己的责任为前提来谈法制不健全，也不能以自己不懂法来责备法制不健全。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