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中国人留日学法热
1905年，闭关自守的大清帝国如梦方醒，宣告废除科举。隋代首创的科举制，历经千年沉浮，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留学！出国！”渐成时代强音。
尤其是东瀛邻国，明治维新不过短短数年，国势后来居上，更让人好奇日本成功秘诀何在？费正清观察：“19世纪后半期，在有影响的中国领袖人物的心目中，日本逐渐变成了一个令人不得不佩服的形象。”周作人啧啧赞叹，日本摹仿中国文化，却能“唐朝不取太监、宋朝不取缠足、明朝不取八股、清朝不取鸦片”。
清政府鼓励留学，决意从留学生中选拔官吏。朝廷转发张之洞的《劝学篇》：“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西书甚繁，不切要害，东人已删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越西洋，有何不可？”
一时之间，从官方到民间，东渡扶桑掀起史无前例的留日热潮。从1898年到1907年的10年里，留日生人数激增，绝大多数选修法律。
专为中国人设置的法政速成科
驻日公使汪大燮和杨枢，给西太后上奏，建议在东京创立一所速成法政学院。在日留学生代表范源濂，求见法政大学校长，“吾等特仰赖梅先生(日本民法之父梅谦次郎)，为吾国学子专设法政速成学校”。
“若欲匹敌各国，清国惟有立法和行政改革，别无他路。”梅谦次郎对华态度友好，答应鼎力支持。与他校相比，“以华语通译教授法律、政治等学科者，则又唯法政大学一校而已。”
梅谦次郎建言：“以清国时势之蹙，需才之亟，有若今日。欲养成多数新人物，舍斯科其奚由哉。昔我邦明治维新之初，亦尝聘欧美学者，设速成科，以邦语通译，而教在位者及有志者矣。今日枢要之位其出于当年速成科者盖不少。然则本大学此速成科之设，其有补于清国变法之前途者，必匪浅鲜也。”
1904年5月，法政大学“为中国人士新设一法政速成科，专授法律、政治、经济学。从此日华学生相集于一堂，互相勉学，诚盛事也”。第一班入学者74人，“开学之日，中外士商来观者千余有人，日本各部院大臣亦来颂祝，礼甚隆重”。“十月间复开第二班，入学者计已二百余人，后之来者正未有艾。”
法政速成科少长咸集，群贤毕至。先后招收5班学生，多为国内已有功名的秀才、举人甚至进士。第一班的夏同��和第五班的骆成骧，居然为两位“状元公”。
1906年，清政府保送进士馆95名在学进士，杨兆鳞和商衍鎏同为“探花郎”。学生中尚有陈天华、汪精卫、胡汉民等人。汪精卫还是速成科的首席优等生。
礼聘名师，杏坛开讲。如美浓部达吉讲授宪法；冈田朝太郎任刑法讲师；小河滋次郎是监狱学大师；中村进午则是国际法权威。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总长小野�V喜平次，一贯主张帝国大学教授绝不在本职以外兼差，被梅谦次郎的恳请打动，才答应为中国留学生讲授政治学。杨枢称赞速成科：“所聘诸科教习，皆日本最有名之学士博士。”曹汝霖在回忆录里，也提道：“速成科教师都是各大学教师，第一流的法学家。”
授课方式以日语讲授，再由通译翻译。不谙日文的学生，也可跟班就读。通译者，如范源濂任宪法及行政法两门，曹汝霖任刑法及刑事诉讼法两门，日后民国法学大佬江庸也曾一展长才。
教授讲义特意编译成汉文，采取分期连载方式辑成《法政速成科讲义录》。不设通卷页码，各科自成章节。涵盖“法学通论及民法、商法、国法学、行政法、刑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裁判所构成法及民、刑诉讼法、政治学、经济学、财政学、警察监狱学、西洋史、政治地理”。《讲义录》共出版52期，成为研习法政的留学生人手一册的独门秘籍。
《讲义录》书名及“开卷第一”，皆由公使杨枢亲笔题写并盖有其印章，随后为梅谦次郎的照片，相关奏章，以及载有译者序言的讲义及杂录。
课堂讲授之外，尚有实地体验之法。第一期速成科学生在梅谦次郎的带领下，参观了一家麦酒企业的酿造场。监狱学家小河滋次郎领学生参观巢鸭监狱。学校又安排分组参观东京府及东京市役所、内务省、司法省、裁判所、日本银行、警视厅等。
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感慨：“教师和学生都非常用功，故有连暑假也不休息的学习风气。虽然是短期，但其成绩却是意外的良好，比三年制的正科生，更为优异。”梅谦次郎强调：“本校之考试被认为非常难，即使参加者为日本学生，动辄出现两成或至少一成半之落第学生，实为本校之常态。”但中国学子的成绩出奇得好：第一班考试合格者67人，11人获奖。
毕业典礼致辞中，梅谦次郎盛赞状元夏同��出类拔萃，其试卷答案曾被《法律新闻》杂志登载，毕业论文《清国财政论策》发表在1905年《法律新闻》第292期。《东洋》杂志专门登出留学生照片，称其为清国英俊青年。
留日法科生投身中国法制建设
1906年，梅谦次郎访问中国，拜访张之洞与袁世凯，决定改设三年制普通科。1908年，速成科第五班学生毕业，这也是最后一届学生。至此共毕业1215人，为清末培养法政人才最多的日本学校。毕业生廖仲恺、陈叔通、章士钊、程树德、杨度，日后成为民国政法学界风云人物。
宣统元年三月十八日，此时已是大清学部主事的范源濂写信给梅谦次郎，感念他主持速成科，作育无数英才。“当时两国间不乏倡论反对者，然现在通观敝国各地，此千余人之活动，实著有所表见，可据事实证明，无待多辩解者也”。
京都大学山室信一教授统计：1913年，中国众参议院及地方议会中，有97人为留日归国人员，48名是法政速成科毕业生。其中，汪有龄为中国第一所私立法律大学朝阳大学的首任校长，江庸接任第二届校长，居正任理事长，张知本和黄群出任理事。新中国成立以后，沈钧儒任最高法院院长。
留日法科生，是清末新政实施的主力，同时也是中国近代转型中不可或缺的主角。风云际会的近代史，有大批毕业生投身民初法制建设。多人成为国内多所法政学堂的创办人和教师，贡献良多。
法政速成科出身的杨度，致函湖南巡抚端方，认为要在国内普及法政思想，除多译西书外，还应仿法政速成科例，设法政讲习社，使人人皆可开法政普通知识。
袁世凯创办直隶法政学堂，学制模仿日本。专门派遣阎凤阁赴日考察，阎为法政速成科第二班毕业生。清政府明令开办法政学堂，各省纷纷咨取直隶办学章程，参酌仿办。日本法政教育的体制和教学理念，在国内迅速传开。
法政速成科学子，以日本教师讲授内容为基础，参考日本法学名家著作，编译四套法政教材，包括《法政丛编》19种、《法政粹编》18种、《法政讲义》30种和《法政述义》28种。内容完整全面，各省法政学堂争相采用，影响深远。
以《法政丛编》为例，初版印刷5000部，订者踊跃，“未成之先，预约购买者已达初刊之部数，故全部告成之日即全书售尽之日”。袁世凯又电谕订购1000部。这些书籍均在日本印刷，再运回国内，流布广泛。
“五四运动”之后，学者柳诒�赵�言：“清季迄今，变迁之大，无过于法制。综其大本，则由德治而法治，由官治而民治，漩�杭さ矗�日在蜕变之中。”法治与国族命运休戚相关。法治盗火者，功不唐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