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乱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正走在民主化的进程上，才会引发各利益群体之间或利益群体代表之间的激烈冲突，而我们已经注意到，冲突方已经放弃了暴力革命，把所有问题都暴露于阳光之下的方式，正谋求最大范围的妥协。
　　  若干年以前，我曾在北海之滨石油港口城市阿伯丁逗留月许，恰逢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夜，英国各地反战和要求布莱尔首相辞职的示威游行轮番上演。老城区阿伯丁大学生风闻布莱尔首相将飞抵离阿伯丁城不远的苏格兰重镇格拉斯哥参加工党大会，便组织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我也差一点坐上“北上抗布”的火车。
　　  这几年以来，我时时留心着世界各地所发生的种种民主事件。从老牌民主国家英国持续四五年的“倒布莱尔”示威，到另一个老牌民主国家法国抗议德维尔潘总理的学潮和巴黎郊区大骚乱，再到美国反战母亲对赖斯的“血手抗议”；从民主转型国家匈牙利抗议总理久尔恰尼的示威骚乱和火烧电视台，到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街头军警和坦克镇压示威群众致使玫瑰革命凋零，再到首尔针对李明博总统的“牛肉”抗议狂潮；从被誉为非洲“民主灯塔”的肯尼亚选举流血冲突，再到被视为东南亚民主榜样的泰国还在僵持不下的“反他信政策、反他信本人、反他信的代言人”的反政府民间团体“民主联盟”的抗议示威，从种种纷纷扰扰的表象中，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民主真不易。
　　“民主不易说”与时下流行于国内思想界的“民主好东西说”、“民主坏东西说”或“民主不是东西说”并不是一码子上的事。在笔者看来，所谓“民主是什么”的问题早已解决，无须再重复，而各类“东西说”匍匐在民主概念的层面上，借褒扬民主之机行践踏民主尊严之实。
　　“民主不易说”大致涵盖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说在民主宪政体制下，为官不易，做执政党更难；二是说民主化是艰难的历程，它的难度甚至于超越了暴力革命。显而易见，“民主不易说”摆脱了民主概念上的纠缠，在旗帜鲜明地设定民主普世价值基础上，来探索民主技术与政治文化的问题。从两个层次的关系上看，第一层次是第二层次的铺垫，第二层次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民主难于革命”，这些实例在历史上比比皆是。十七世纪英国民主运动萌芽阶段，克伦威尔轻而易举地用暴力手段革掉了查理一世的命，在艰难万分地铺开议会民主之路上，终因太难而又革掉了议会的命，克伦威尔从一个支持民主的改革者沦为解散议会施行军事独裁的统治者。当克伦威尔砍下查理一世的头颅之时，他可能根本就未曾料到他的遗体也会被通过暴力革命轮回轻而易举夺得权力的查理二世从墓穴中挖掘出来，吊挂于城门之下。
　　同样，只用几年工夫就用暴力手段推翻巴蒂斯塔军事独裁制度的菲德尔·卡斯特罗苦心经营古巴四十载，在他身心疲惫退居二线，把权力交给胞弟劳尔之时，他可能遭遇一个难言的尴尬：没有一个西方主流国家承认古巴是民主国家。如果古巴是他所宣扬一个要立志带入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话，那么在西方观察家的眼里，他就是一个失败者。
　　民主之所以难于革命，甚至伟大于革命，因为“民主是人类迄今为止所能发现的最好制度”。英国著名哲学家洛克在其名著《论政府》中说：“人在社会中的自由只受根据国家的意志而建立的立法权的限制而不受任何其他立法权的限制……人民仍保留有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当他们发现立法机关的行为与其职责相违背时，就会将其取消或改组……”洛克的思想催化了法国启蒙运动，影响了美国民主创始人的托马斯·杰弗逊等人，它揭示了人民才是民主自由的主体这一本质现象，从而解答了民主不易的根本原因：它的艰难来自于人民，而这是人民的选择，“权在民”而非“权在别处”。
　　民主应当是一种境界，是一项值得人类为之奋斗的理想，从它的构架上看，地球每一个角落的人们都有资格享受民主带来的好处。美国著名思想家约翰·杜威在其传世之作《民主主义与教育》中，对民主社会作了一个细致的描述：“倘有一个社会，它的全体成员都能以同等条件，共同享受社会的利益并通过各种形式的联合生活的相互影响，使社会各种制度得到灵活机动的重新调整，在这个范围内，这个社会就是民主主义的社会。”杜威勾画了民主臻于完善的文化形态，而美国学者罗伯特·达尔则找出了形成这种理想形态的五个关键性条件：一、政治上，文官政治，军队和警察控制在由选举产生的官员手中；二、经济上，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三、文化上，公民具备民主的信念和政治文化；四、国内，不存在剧烈的文化冲突；五、国际上，不存在强大的敌视民主的外部势力（包括国内反民主势力）。
　　达尔的条件说并没有表明民主推进的局限，那些假借民主之名行罪恶之事的假民主人士乐意歪曲民主的困难性。肯尼亚大选发生流血骚乱，一时国内部族冲突四起，近百万人逃离家园，数百人冲突中丧命。曾有人试图用种族主义方法论来断定民主不适合肯尼亚，遭到肯尼亚各党派的痛斥。我们发现，冲突虽然令人遗憾地发生，但冲突的平息和最终权力分享协议的达成依然是仰仗民主的威力，那种“民主不适合特定国家”的言论注定要失败。
　　那么，我们该如何正确地看待泰国所遭遇的民主僵局呢？透过“民主不易”论，我们看到泰国正处于进一步民主发展中的阵痛期，那种给泰国民主贴上“劣质民主”标签的人至少缺乏一种历史和文化的视角，“民主乱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正走在民主化的进程上，才会引发各利益群体之间或利益群体代表之间的激烈冲突，而我们已经注意到，冲突方已经放弃了暴力革命，把所有问题都暴露于阳光之下的方式，正谋求最大范围的妥协。

　　作者为国际政治文化研究学者 来自 中国经营报 2008-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