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万名「教授长工」的故事
凌晨三点，一位国立大学助教授与中研院副研究员两位好友不约而同地挂在网上；为了赶研究论文进度，只能趁着安静的深夜加工。
这位助教授一早九点还有课，起了个大早，先是备课，泡了杯速溶咖啡，撑起已熬了两天夜的身子。上完三小时的课，还来不及吃饭，又匆匆赶去开教学会议。面对无效率、各自表述的话语，才想起前辈提醒她的话，「不要好心参加行政工作，不但累又会莫名得罪人。」
就这样，一个会又接着一个会，「处于一种脑死的状态，」她带着激动的口吻说。这一天她忙到晚上九点，没有气力参加早已报名的舞蹈课，「那夜我在一位老师面前放声痛哭，」她说，不知道大学老师的生活竟如此惨白。
学术金字塔的底层
「拚研究是为了升等，六年不升，就等着说拜拜，」她苦笑说。
像这位助教授一样生活灰色的，还有七千五百位，甚至上万位。
目前全台湾的助理教授约七千五百位，约占教师人数的三成，若把副教授也算在里面，则超过七成左右（不包括讲师）。
一九九七年，〈大学法〉修订，台湾学习美国制度，在大学正、副教授下，增设助理教授一职，为的是把关教授质量。助教授不但是大学殿堂里压力最大的阶级，授课时数最多，每周要上满九到十小时（比起正教授的八小时、副教授的九小时还多）。
他们也是学术金字塔里的底层，像工蚁般得服侍着上头的蚁后（教授）。
一位私校副教授打趣以「帮派运作」来比喻这新兴的阶级――「学术长工」、「教授级长工」。
学术巨塔 「包工程、混帮派」
他说，当资源与升等的权力掌握在金字塔上层的正教授手上，副教授或助教授为了往上爬，就必须混进帮派里玩他们的游戏。
首先，缺乏支持及地位的助教授与副教授必须依附在知名教授麾下，抢研究、分资源。以国科会或政府大型研究计划为例，研究计划几乎只有教授级才能接案。于是，像包工程一样，教授有合格执照争取工程，然后发包给中盘商（副教授和助教授像散包）。
这位法律系副教授面不改色地描述学术巨塔里可能充斥的黑暗；「如果我拿了两百万计划，给你三万，你不做，就在系评会、院评会里说你服务或教学不好，挑剔你；你在服侍我的过程，让我不舒服，不要想升等时会投你一票，」他，神色镇定地说。
为了往上爬，这群学术长工要付出的代价不少。
举凡大量行政工作、大班通识课、大学博览会等活动，几乎「自然而然」落到年轻老师身上。
一位副教授情绪激昂地说道，自己的生活像是被「五马分尸」，除了教学，还被选派参加了校内十多个委员会，为了琐事疲于奔命。
能力不再是衡量老师表现的关键，人际网络、派系运作、通情达理的技巧，反而举足轻重。
于是，大多数的学术长工行事低调。有副教授不敢开家里的百万名车上班，原因是「怕人眼红」，也有助教授不敢随便出书，因为「前面的长辈没挂掉，敢出书，不要命啦！」
学术长工兢兢业业走学术钢索，目的就是早点拿到教授资格。
年初，来到位在嘉义民雄的中正大学；归心似箭的学生让原本偌大的校园更显空旷。校园内，只见形单影只的老师，穿着拖鞋在校园漫步。
抗议升等制度不公
但不久前，百位，约四分之一的中正老师进行网络联署，划破了长久以来校园里的宁静。
网络上，「教师须团结 团结真有力」的大标题表明了教授们内心的不平。主要是抗议学校祭出的不公平升等制度。
在中正大学的教师聘书上，明白写着「八年条款」。传播学院副教授罗世宏解释，就是助教授在「七年内提升等，没过，第八年要你找工作。」
要在一定时间内升等不是老师们反弹主因，而是升等的标准竟加入「国科会接案量」；在中正大学的升等办法上头，明白写着国科会甲类研究案「一件五分，两件十分，三件十五分，四件十七分……」。
中正大学校长罗仁权认为，督促老师做研究，是走向国际最好的方式。但老师很不认同。
因为人文社会领域申请研究案的通过率偏低，用同一标准一体适用到全校老师的升等，已逼走不少年轻老师。不论是哪种计量方式，大学为了追求卓越，用研究量决定老师升等的制度是趋势，而且已让助教授和副教授们无不卯足劲拚论文。
权力掌握在金字塔顶端
「恶性循环啦！老师忙，没时间备课，学校不要求教学质量，只叫年轻人发表文章，」一位六十几岁的资深教授痛心疾首说道，叫年轻老师如何关心学生和社会的需要？「年轻人被逼得去写、论、文，」他感叹。
升等制度，从评鉴方式到过程，掌握在学术金字塔顶端的教授手上，由他们订定游戏规则。既有的权力不断复制，而且更为巩固。
最近法律界流传着一位大学法律系助理教授因为过红，不但专书热卖，又活跃参与民间活动，结果，一路上得罪不少人。这位老师的助教授生涯已超过六年，今年还要提升等，面对自己的升等之路不顺遂，他无奈地叹道，「我就是没人庇荫，不玩派系，才会这么惨。」
「早知道玩这种游戏，不如去当法官或检察官，薪水是这里的一倍，」他大叹口气，「你永远不知道升等的路上，有多少人等着宰你。」
学术黄金期被扼杀
历史上，教授的黄金年华是在进入学术圈五年左右，三十五岁到四十岁，达到颠峰。像爱因斯坦，二十六岁，取得博士学位同年，就发明「狭义相对论」。
台湾在新进教师最需养份与协助的阶段，只给压力、吝给资源，扼杀年轻学者的学术生命力。
面对不够健全的升等制度及付之阙如的支持体系，不由让人担心，成千上万的学术工蚁如何正常教学、研究？如何把追求真理的热情交给下一代？又如何在十年后代表台湾展现国际级竞争力？
林敏聪：别让他们辛苦地成长
林敏聪是少数在短时间内，从工蚁晋阶蚁后的教授，也是少数站上金字塔顶端之后，愿意出来说出助理教授长期来被漠视的权益。
带着一副圆圆的眼镜，脸型圆润的林敏聪今年四十一，台大物理系学士、德国哈勒大学物理学博士；一九九七年，当台湾增设助理教授时，林敏聪「有幸」参与更激烈的学术竞技场。
回台那年，他申请了二十家大学，在打败近一百名竞争对手后，来到台大物理系任教。当时，他口袋空空，身旁只有太太和两个幼儿，一家人，满心期待迎接教授生活。
林敏聪的妻子当时觉得，应该是苦尽甘来的时候，没想到，辛苦的日子才开始。她还记得先生八月份报到，但薪水隔了三个月才下来，林敏聪还跟母亲借钱度日。
不像德国大学对教授的礼遇，在德国，没有宿舍的访问学人在报到的第一天，可以拿到一把钥匙，校方会安排好生活细节，甚至预支薪水，让教授专注学问，无后顾之忧。
回到台湾之际，由于台湾的大学宿舍不足，而且永远是论资排辈，助教授想有个栖身之处比登天难。林太太说，「这是第八年，我们还在等（宿舍），我们现在的点数是一三一点，等点数到了，就能够租到学校的房子。」
林敏聪很拚命，三年内升到副教授，四年内升上正教授，还拿过中研院年轻学者著作奖。他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以上，曾忙出胃溃疡。
「助理教授的薪水扣税后，只剩五万多元，房租两万三，孩子的教育费每月两万，」林太太细数着当时的生活。现在林敏聪升上教授，薪水增加三万元，但对住在台北市的一家四口而言，这个薪水还是相当微薄。
坐在贴满爱因斯坦海报与画像的小小研究室里，林敏聪露出纯真的笑容说，「我对学术很有兴趣，最大的快乐是每周和学生在舟山路的咖啡亭聊天，激荡出新的火花。」
但话锋一转，已升上教授的他，却正义感十足批判大学当前的制度，对助理教授的支持系统不够。
林敏聪认为，大学应该给年轻教授更多尊重、教学研究资源、公平的竞争机制。
他说，在国际激烈竞争的舞台上，未来十年二十年，台湾的国际竞争力是要靠这群年轻教授，「你可以要求严格，但也要全力支持，不是让他们辛苦地成长。」
在屋龄二十九年，二十二坪大小的的家里，林敏聪一家人温馨坐着说着他们的故事，虽然教授的物质生活不很充裕，但因为精神饱满，他们感觉满足。
一路努力爬到教授的林敏聪，只希望未来的年轻人，不要和他一样，学术之路走得太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