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是否确立了法治的统领地位，表征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程度。是否形成了遇事找法的新路径依赖，则表征了法治的实现程度。

媒体报道，某地市委书记拒绝干预法院审案，被请托人吼道：全市都归你管，法院还能不听你的？这一声吼，吼出了让人尴尬的现实：遇到法律问题，很多人不是去找法律本身，而是习惯于去找领导、找关系、找门路。遇事找领导而不是找法，隐含的心理是，法院应当服从地方党政的领导，领导的条子比法律的条文更管用、更好用。而一些领导干部也不忌讳干预司法，一来显示权威，二来搞利益交换，还能获得灰色收入。

相信每个人不认同领导意志高于法律意志，都对领导干预司法深恶痛绝。然而，当自己遇到司法案件的时候，却往往下意识的反应：这事该找什么人，通过哪位亲戚朋友能牵上关系，得找哪位领导去打招呼，得给领导表示表示。

为何会形成遇事找领导的路径依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情观念是一方面原因，更主要的在于权力尚未完全被束缚，在权力设置和运行机制两方面都还不够科学合理。

人们相信党政领导能对法院产生影响，是因为法院在很多方面受制于地方党政机关。比如人事任命，如果没有地方党委的推荐，法官乃至法院院长很难获得本级人大的提名。比如财政保障，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法院的行政运行、装备购置都会面临经费上的困难。法院在既有的政法格局中是角色分裂的，它既要执行国家立法，又要考虑地方党政的可接受性，法官和法院的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平衡法理与领导意志的关系上。

法院内部运行机制的行政化也使得外部干预不能被断然拒绝。法官要服从审判长，审判长要服从业务庭庭长，庭长要服从分管副院长，副院长要服从院长，这种官僚制的管理模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考核机制，导致办案法官不能不认真对待“上级”的招呼。即便不枉法裁判，也难免会使判决结果法定幅度内畸轻畸重。

要改变司法权威的低落状况，唯有更彻底的践行法治。首当其中的一条是保障独立的司法判断。按照宪法的规定，法院是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国家机关，服从的是宪法和法律。法院的核心工作是审判，不应参与服务地方、发展经济等非审判事务。法院的主体是法官，除法律外，法官没有别的上级。院长不宜参与案件审理，其角色应当定位于行政事务的处理者和服务者，而不是发号施令的指挥者。任何人都不能干预审判，凡有干预都要记录在案，都要及时问责。

除外部保障，司法赢得信赖的另一端系于内部的专业性。唯有专业的司法活动，才能产出令人信服的判决结果。为此，规范法官裁量权，避免裁量标准的不合理差异就是必要的。同时，裁判论证的功夫是体现司法专业化水平的标尺。只给出判决结果而不充分论证法理的裁判文书是不合格的，说理不充分的文书也是不合格的。

形成遇事找法的信赖，还必须解决有法可依、有良法可依的问题。对于法治不彰的国情，很多人将原因归结于法律法规不健全，制度设计不合理。这种批评简洁快意，却不够负责。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法律制度，制度存在不足是必然的。问题的关键可能首先不是法律制度不健全，而更在于是否已经将既有的法律制度落为实际。有很多法条制定出来之后几未实施，有的被架空。只有通过持之不懈的法律适用和法律审查的技艺，才能建构出一套自洽的、有说服力的法律体系。

遇事找法是对社会的要求，更是对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的要求。党带头守法是当前法治建设的关键环节，也是一个基本要求。作为国家领导的核心，党在遵守宪法和法律方面的标准和自觉性要高于社会民众，唯此才能发挥示范意义。党要维护司法权威，不仅是不干预法院的个案审判，而且也要尊重法院就事论事、就法论法的职业特点。比如，司法的核心要求是定纷，这源于司法的判断权属性，而止争未必是司法能够实现的。

是否确立了法治的统率地位，表征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程度。是否形成了遇事找法的新路径依赖，则表征了法治的实现程度。沉珂日久，去除亦难，改变长期以来的制度惯性殊非一日之功。然而不做根本的改变，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就会半途而废，我们只有义无反顾。

作者简介：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 文章来源：本文删节版发表于《法治周末》2014年10月21日 发布时间：2014/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