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富于民：唐初“税负指数”不痛苦
唐高祖李渊明法规定，政府和政府官员不得与民争利
政府该不该直接从事商业活动，一直都是古今中外政府和政策制定者必须面对的大问题。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盐、铁和酒等商品的生产和经营，一般都是民间私营。而汉武帝时期，国进民退的步伐加快，盐、铁、酒收归国营。汉武帝之后的历朝历代，政府对生活必需品到底是国家经营，还是民间经营，一直摇摆不定。
唐初，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发出了坚定的声音。唐高祖李渊明法规定，政府和政府官员不得与民争利。与之相对应，政府全面退出一般生活品的生产和经营，放开手让民间来主导。于是这一时期，形成了较大一波“国退民进”的高潮。
同时，商人的地位在唐太宗李世民时期，也得到了提高。本来，古代的商人地位较低，位于“士农工商”的最后。但是，李世民不拘一格，选拔一些商人担任政府的财政官员，使得商人和商业活动有了一个很好的氛围和环境。因为唐代的开放政策，妇女地位也显著提高，有很多女性也独立从事商业活动。《太平广记》记载，当时一位丈夫姓贾的妇女，在丈夫死后，继续做生意，收入蔚为可观，成为大商人。
唐初，法律还规定女性拥有遗产继承权，这是中国历史的一大进步。女性获得财产继承权，使女性的公民权趋同于男性。如此，社会才会充满活力，经济和商业才会更加繁荣。
政府在退出生产经营的同时，并未放弃政府管制的职能。《唐律》（可视为唐代的宪法）规定，为保证商业市场的正常秩序，政府要对价格实行规范和引导，并要在买卖双方发生价格纠纷时，第一时间作出判定。为防止多个商人对市场的联合垄断，各级政府要下大力进行打击和严惩。
在“国退民进”的大环境下，唐初的政府开支是相当克制和谨慎的。我们都知道，国民财富是一个大蛋糕，民众切的多了，政府就吃的少了。唐初的制度本身就在客观上意味着政府分得的蛋糕较少。而且，唐太宗鉴于隋炀帝好大喜功、极度淫奢而亡国的历史教训，主观上要求政府减少支出。
太宗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有一个大臣上奏，说首都的夏季天气酷热，湿气很重，建议给太宗修造一个避暑的夏宫。太宗听后，坚决反对。他认为，虽然自己的身体的确受不了夏季的湿热，但是并不能因此而搞特殊化。政府用的每一分钱，都来源于民众的税赋。建造夏宫，只会消耗国家的财富，从根本上说就是劳民伤财，消耗国民的财富。
帝王如此，唐初的大臣更是简朴到令人惊讶的地步。如当时的户部尚书戴胄，因居所太过于简陋，死后都没有一个像样的地方来供人祭奠。唐太宗实在看不过去了，特命政府出钱，为戴胄造了一座宅邸。还有名臣魏征，宅邸内居然没有专门的客厅，还不如一般的中等收入者。
君臣皆牢记财富来源于普通老百姓的理念。与之相对照的就是民间的富庶，据史料记载，当时，一位捡垃圾、收废品的普通劳动者和一位清除粪便的工人，都因善于经营，把产业规模化而成为百万富翁。
唐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低税率时代
唐初，以户作为课税的对象，田税是其中最重要的税种。因为在古代，农业人口占人口的绝大部分，田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今天的个人所得税。只不过，今天的个人所得税是按月来征收，而唐初是按农作物生长的周期来征收，通常是一年。唐初，经过长年的战争，土地荒芜现象严重。唐高祖李渊实施了均田制，对无田的农民免费赠予田地。大体上，一户人家可以获得100亩土地。唐代的田税主要是实物税，税率约为2%。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低税率时代，比起汉代“文景之治”时的税率“三十税一”还要低。
一般说来，唐初100亩土地要缴纳的农产品实物税为200多斤米，一亩才2斤多米。而在唐代之前的隋代，100亩田地要缴纳的实物税一般最少为300斤米。在更早一点的北周，百亩的税收曾高达1000斤米以上。
唐初，各地土地资源分布不均，并非都能够让所有农户获得100亩土地。故而，对于田地达不到100亩的农户，唐太宗李世民规定，如果一户的田地达不到法定的一半（50亩），就可以免除赋税。从某种意义上说，50亩便成了田税的起征点，就好比今天的个人所得税有一个3500元的起征点一样。
上述这种2%的农产品实物税叫“租”，是普遍性的。在唐初，还有两种附加的田税：“庸”和“调”。“庸”是徭役，就是国民要为政府义务干活，以劳动力的形式来纳税。唐初，每个成年男子都要为政府免费干活20天。“调”是针对经济作物，如对丝绸、麻布进行征税。根据各地的物产不同，征收的物品有所不同，其实也是一种实物税。唐代经济作物的税率和隋代差不多。
在隋代，徭役一般是30天，工匠则翻番，为60天，而唐代则减少为20天。不仅如此，唐代政府规定，如果干活超过5天，达到25天，则可以免除经济作物的赋税；如果超过10天，达到30天，则可以免除所有赋税。在这个基础上，唐初法律规定，服徭役的时间上限为50天，即便有较大的战事，农民服徭役的时间也不得超过50天。若国家太平，实在没有活让百姓去干，则可以纳实物税来进行替代。一般年份，为了使百姓安居乐业，减少不必要的人员流动，《唐律》规定，服徭役的时间不得超过20天。如果超过20天，地方官吏将受到严厉惩处，严重的可判处死刑。
按照现代财税理论，税收是为了进行国民财富再分配，减少贫富差距。唐高祖时期，政府把全国农户分为三等，根据农户的财力进行梯级田税征收，较为灵活和人性化，使得农户在灾荒、劳动力伤残或死亡等特殊情况下，能够少纳税，减少其经济负担。为了进一步达到减少贫富差距的目标，唐高祖李渊在原有的三等划分的基础上再次细分，把农户分为九等。这样，在农户土地产出和经济状况堪忧的情形之下，政府能够适当地调低对特殊农户的田税税率，甚至减免其田税。
在田税政策上，唐初对外国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民还有优惠政策。对于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农户和牧民，也分为九等，最差的两等可以免除各种赋税。对于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经济状况位于最差等级的农户，总体上说，每百亩纳税还不到100斤米。如果是那些远离汉人居住地、生产更为落后的少数民族，在税率上还有优惠政策，在已经减少的基础上再减半。
因灾害而农业生产受到影响的农户，在田税减免上也有相应的规定。一般产量损失达到40%的，可免粮食税；损失60%的，可免粮食税和经济作物税；要是达到70%的，可免除所有税负。
可见，在唐初，人们的税负痛苦指数是相当低的。至少，比起它之前的隋代和更早的北周，人们的纳税负担是大幅度降低了。
唐太宗的主导思想就是把财富留在民间
古代的商税，其实就是现代的流转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关税等。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初（公元626年），就下诏书规定，在整个中国北方严禁收缴流通税，并废除黄河流域各个口岸的关卡，使得国内货物得以快速、便利地流通，极大地加强了国内贸易的自由度。
口岸税在中国古代是流转税最大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唐代初期的中国北方，把口岸税降为零，可想而知总体商税的税负，是相当低的。这在中外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唐太宗的主导思想其实很简单，就是政府不与民争利，把财富都留在民间。零口岸税的政策极大地提高了国民进行投资和积累财富的热情。
为了实现这项政策的效率最大化，防止官员、豪强等特殊群体通过各种资源优势进行商业活动，政府同时规定，五品以上的官员不得经商，违者重惩。可以想见，如果官员也经商，那么零口岸税的政策势必成为他们敛财的重要手段，并大肆与民争利，使好的税收政策变为坏的税收政策。禁止高级干部从事商业活动，其实就是把零口岸税的政策所带来的收益留在民间，并尽最大限度使高级干部认识到商业活动的主体应该是商人，而不是政府或政府官员。
我们说的“结构性减税”，并非所有的税种都要减，而是要有针对性，该减的减，该增的增。唐代在大规模减税的基础上，也并非全都是减税或免税，而是有差异性地对待。譬如说流通税的税率，在北方很低，但是在南方，尤其是长江流域，却相对要高一些。一般说来，在南方，流转税主要是渡口通过税和商品交易税这两种。不过，其税率也不算高，譬如商品交易税才2%。
从唐代开始，中国的政治中心虽然依旧在北方，但经济中心却开始南移，大批的物资要通过大运河从南方输送到北方，在南方征收的流转税高于北方，是南北经济条件不同和财富的差距所造成的。同时，这也体现了结构性减税的有减有增，而非绝对的减税或免税。根据财富和实际经济状况而差别化征税，正是现代财税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后来，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因军事开支增加，有官员建议在首都附近地区重新征收口岸税和市场营业税，但当时的财税专家崔融却大力反对。崔融认为，这些税收就是对自由贸易的侵害，或者说是对商人利益的侵犯，同时也是政府与民争利。而民间贸易一旦受到影响，一些以此为业的商人就会铤而走险，暴力反抗政府，这样反而会增加政府的“维稳”开支。
还有，因古代的技术条件有限，政府征税都是现场缴纳。这样，税官带着大小随从来到交易场所，会堵塞码头和市场的交通，妨碍正常的商业活动。最后，崔融还极具现代经济思想地认为，为了解决当前的财政困难，只在某一特定地区征税，而不是全国范围的普遍征税，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危害甚大。
武则天从善如流，采纳了崔融的意见。于是，在特定地区重新征收口岸税和市场营业税的计划，至此胎死腹中，使得唐代初期的商税得以继续保持一种极低税率的状态。
除了对国内贸易保持低税率之外，唐初对外关税的税率，也相对很低。关税其实是流转税中的一个税种，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税负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唐太宗李世民一继位，就下诏开放国际贸易，不管是对北方的陆地过境贸易，还是对东南方的海运过境贸易，各地方政府都不得任意征税。以前禁止出口的物资，包括金银在内，也原则上要同国内贸易一样自由通行，允许出口。
进口货物的税率，一般为10%，但若进口货物对国内贸易有较大冲击的，则税率调高为30%。纵观世界古代史，这样的关税水平也不算高。而且，唐太宗时期是公元七世纪初，当时的中国百姓就能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和享用世界各地丰富的物产。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政策使得唐朝帝国成为全球性的大国，而首都长安也成为了世界之都，人们的眼界和观念都得到了极大的开拓。所谓的大唐气象，便是如此。
作者简介：梁盼，首都经贸大学教授。 文章来源：《人民论坛》2012年第16期。 发布时间：2012/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