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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随笔

让权力学会谦卑

让权力学会谦卑

许锡良

湖北省长 李鸿忠 先生在隆重的“两会”期间面对女记者的提问,勇夺女记者的录音笔构成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事件,并引起全国轰动,这说明什么呢?这至少说明了,中国历经了数千年的官本位价值观在互联网为背景的信息社会里,受到了从来未有过的挑战。

尽管传统的喉舌媒体始终严格为此事牢牢地扼住咽喉,并且连连出来正视听,但是,效果并不如意,那些P民们,还是不断地发表自己的声音,并且通过互联网平台,瞬间传入千家万户,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因此,远远没有达到李省长所要求的“用喉舌正确地引导舆论”的目的。本来李省长回避邓玉娇案,就只是为了获得更多一点和谐的赞美声音,因为这,才去夺她的录音笔的,但是,现在竟然弄成这个样子。说明互联网时代,真的不能够再用传统的官僚作风说话办事了。一些人撰文批评李省长缺乏宽广的心胸,缺乏男人气概之类,将此事归为个人的品质,其实是打错了板子。这个事件的本质不是李省长本人如何,而是省长在中国目前所蕴含的权力概念,这是问题的关键。权力是最好的春药,服用太多太久春药的人,再加上内在涵养又不够,就难免在不经意之间一时性起发作起来,无意之中竟然就“乱”了。

其实,李省长应该清楚,邓玉娇案得以顺利解决,坏就坏在了互联网,而且之前,互联网还坏过许多公共事件,包括贵州的瓮安事件。事无大小,只要关涉到公共权力的事情,都容易通过互联网这个现代信息平台放大。但是权力的春药,总让中国的一些官员难以学会适应这样一个互联网信息时代。他们不知道,在这样的时代,即使是一只小虫,也可以坏了你的大事,即使是一艘航母,也可能翻倒在阴沟里。其实,就中国传统的官本位价值观来说,李省长,以一省之长的权威,有此区区小动作,其实算不了什么的。但是,李省长这个事情坏就坏在生不逢时,如果是在我大清帝国,一省巡抚,哪个黄毛小丫头活腻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不要说夺录音笔,就是当场拉出去打五十大板,外加一百杀威棒,P民们也不会有一点脾气,更不会有一点舆论动静。坏就坏在中国随着世界潮流,竟然也误入了这个互联网时代,那些平时啥也不是的P民们,此时似乎反倒有点人模狗样了。一介小草民,凭借一支录音笔,就敢挑战封疆大吏。但是,我不得不说,这样的事情越多,就越说明中国在进步,也就说明中国的P民不再是屁民,而是有点人的尊严了。记者在西方本来就有“无冕之王”之称,有见官大半级的说法。连当年称帝的袁世凯,在小小的女记者面前,也不得不低头。当年袁世凯称帝,第一次接见记者,他不知道记者为何物,因此,问前来采访的年轻女记者。女记者告诉他:记者就是无冕之王,见官大半级。说这个话的时候,还平坐在袁世凯前面,并且与袁世凯一样跷起了二郎腿。这个情景在几年前的电视剧《走向共和》中有生动的再现。

官本位社会,掌握大权的官员容易横行霸道,骄奢淫逸,而且这个社会的P民们也容易承认他们就是有这个权力。假如有大权而不那么横行霸道与骄奢淫逸呢?P民们就要感动得“临表涕零,不知所云”了。我记得我读中学时看到西方国家有一个年轻时当过建筑工人,后来又做到部长高官的人,当记者问到他做建筑工人与做部长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时,部长说:相同的地方就是,都要居高位,而不慌乱,懂得谦卑谨慎。权力要在人的生命面前要学会谦卑。这个见解是很到位的。人,处高位,不论是高度的高,还是地位的高,其实都意味着可能要冒更大的风险。今天从李省长夺录音笔事件来看,至少在某些官员那里,还缺乏了一点权力的风险意识。总以为权力来源于上,就只要对上谦卑,只有权力来源于下的时候,才需要对下谦卑。

今天,互联网的民意虽然仍然只是P民的意见,对于一些官员来说,只有轻微噪音的效果,仍然丝毫没有杀伤力。不过,这点噪音正好出现在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郑重提到的:“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时刻,似乎意义非常,又有点故意与上司对抗的嫌疑了。此时如果明智的话,就不难明白,道歉其实不是向小P民,小记者,而是向公然违抗了温总理的号召道歉,这其实并不跌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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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长李鸿忠抢女记者录音笔始末

有关本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省长李鸿忠抢女记者录音笔,并斥责该记者的消息已遍布网络。记者通过多方目击者、个别当事人以及现场录音的核实,还原如下情况:

2010 37 上午,北京市西直门南大街“国二招”宾馆,湖北省代表团开放团组讨论,大批记者涌入。

开放会议结束后,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省长李鸿忠进入贵宾厅接受央视《小撒探会》节目的专访。节目录制中,各路记者皆在等候。

专访结束后,湖北团召开新闻发布会,李鸿忠出席。此间记者的提问,大多是关于湖北经济发展方面的问题;省长李鸿忠则主谈湖北各种优势、发展势头良好等等。

1121分左右,发布会临近尾声,工作人员正欲送省长离开,《人民日报》下属的《京华时报》女记者刘杰提了最后一个问题:“您对邓玉娇案怎么看?”李鸿忠脸色顿时阴沉,离场。在场的其他记者对此没做什么反应。

两分钟后,李鸿忠折返回来,直问刘杰:“你是哪里的?”

刘回答:“啊?”

李又问:“你是哪里的,请问你是哪里的?”

刘杰回答:“啊?人民日报的…”

话音未落,李鸿忠接着说:“人民日报…你怎么老纠缠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我要给你们社长讲,是不是,对不对?”

李鸿忠一把拿下了刘杰的录音笔,随后径直走向电梯。众记者当场无言,女记者刘杰红了眼圈……

3 7 下午,有湖北代表团工作人员将录音笔还给了女记者刘杰,但未表示任何歉意。

财经网 www.caijing.com.cn/2010-03-08/110391938.html

 

湖北省长李鸿忠:录音笔事件是误会

记者 曹晶晶 陈琦钿尹辉 廖颖谊 刘正旭 郭晓燕

  我们担心她不是记者,就把录音笔拿去看看了。昨日上午,记者在湖北团全体会议上见到了因拿走女记者录音笔而受到公众广泛关注的湖北省省长李鸿忠,李省长向记者详细地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前日,网络上疯狂流传的湖北省李鸿忠省长拿走女记者录音笔一事,让无数的记者聚集在大会堂门口,为的就是能够堵住这位两会上的新闻人物。不过,当天无一人能寻到李鸿忠的影踪。

  昨日上午,记者又赶到湖北团,终于找到了李鸿忠省长,单刀直入采访了录音笔事件。在将近10分钟的采访过程中,李省长语调温和,对记者的每个问题都耐心倾听。他一再强调自己对媒体的态度是开放的。

  比如那天小撒(撒贝宁)采访我的时候,好几个其他报社的记者让我转个身照相,我就把身体转过来,让他们照个够。我们就是要创造条件给记者采访。李省长举例说。

  当记者问到是否需要向女记者道歉时,旁边有一位记者打断:这个问题怎么能问呢?但李鸿忠并未受影响,而是继续回答提问。

  李鸿忠:我觉得不涉及道歉

  谈起因

  她支吾说是《人民日报》的

  记者:网上盛传你与京华时报记者发生了冲突,您能谈一下吗?

  李鸿忠:我请教她您是哪个新闻单位的,她说她是《人民日报》的。我就又问她:你是《人民日报》的吗?她就支支吾吾没再答了。后来我们得知她不是《人民日报》的,是《京华时报》的。不过《京华时报》也没关系,我觉得每个媒体都有采访啊、新闻监督的权利,这都很正常。我觉得就理直气壮地说《京华时报》就好了,没什么问题。

  谈拿录音笔

  担心不是记者就拿了看看

  记者:舆论好像集中在女记者的录音笔上。

李鸿忠:这个是因为她没有痛快讲(她的单位),可能她觉得自己是《京华时报》的却说是《人民日报》的,不太好吧。我们就担心她是不是其他单位的,不是记者,就把录音笔拿去看看了,看看是什么内容。

  谈对媒体态度

  新闻舆论的监督是必须的

  记者:您觉得政府和人大代表应该怎样面对媒体?

  李鸿忠:我2004年的时候刚到深圳(时任深圳市市长,编者注)时就说过,新闻媒体有三光作用。第一,就是要阳光。总理讲,权力要在阳光之下运作,什么东西亮在阳光之下,就一清二楚。第二个是目光,群众的目光,人民的目光,这也是监督的一部分。第三个,是激光。用激光做手术不出血,容易治病,创伤面又小,舆论监督是改正问题、纠正错误的好办法。我当时概括的三光作用就是要高度重视媒体。

  我认为新闻舆论的监督和人大法律监督、人民政协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一样,都是必须的。

  谈道歉

  我看也不用,慢慢就好了

  记者:网络上一边倒地觉得记者受了委屈?

  李鸿忠:我觉得她应该更开朗一些,大大方方的。

  记者:您觉得她也有错?

  李鸿忠:我也不认为什么有错,在这个过程中,就要互相理解。

  记者:许多网民要求您向记者道歉,您怎么想?李鸿忠:唔……我觉得也不要太讲这个。其实认识一个人也不是光是某一个方面的。有一些误解,不要紧。

  记者:您觉得不用道歉?

  李鸿忠:(略微激动)我觉得不涉及道歉。大家的目标都是为了一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党政工作是为了社会和谐发展,媒体也很辛苦,为社会的公平正义鼓与呼,鞭挞社会的不良现象。有的时候,有一些误解啊,像传递信息不很全面啊,我看也不用(道歉),慢慢就好了。

  特别是很多年轻人刚从业,也很不容易。

  她如何觉得有什么不好想的,像我们这样见面,大大方方地聊一会,我觉得行。但我觉得不用在网络这个层面再做什么。

    搜狐网http://news.sohu.com/20100311/n270730688.shtml

 

相关评论:

周瑞金:别让温总理的政府工作宣示落空

周瑞金

 [导读]群体性事件不可怕,群众不可怕。可怕的是借以掩盖执政能力低下,强力压制一时骚动,却不努力落实国家民族的百年基业、万事太平。

3 5 上午9时,当北京的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示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时,湖北十堰市警方也在紧急开会,决定暂停执行对网民陈永刚的拘留。青年陈永刚因为上网发帖质疑县领导搞形象工程,以涉嫌诽谤遭跨地拘捕。

不少地方官员对互联网依然抱有漠视或敌视的心态,严重挫伤网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的积极性。但十堰市警方显然感受到了来自北京全国两会的热浪,知错能改,值得肯定。

遗憾的是,就在北京全国两会现场,37日上午湖北省代表团开放团组讨论,却未能体会中央吸纳社情民意、鼓励舆论监督、改进政府工作的良苦用心。

当《人民日报》旗下《京华时报》女记者刘杰向本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省长李鸿忠提问您对邓玉娇案怎么看时,发生了令人痛心的一幕:李省长责备记者怎么纠缠这个事情,反问记者是哪儿的,扬言要给你们社长讲,而且动手一把夺走刘杰的录音笔,令在场其他记者目瞪口呆。
这位李省长让两天前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宣示,遭遇了现实的尴尬。如果这样,那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岂不是一句空话吗?
为什么对于提问发生在本省治下的邓玉娇案如此不高兴呢?邓玉娇案一波三折,在全国范围内不是已经有共识了吗?全国网民对于烈女邓玉娇的声援,是2009年网络舆情的第一大热点。连全国政协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姜建初38日也公开赞许邓玉娇案后来还是做得不错

我不知道李省长听到记者提问时的心理反应是什么,也许他原本对此案结果并不认同,或者对巴东警方处置邓玉娇案前期的胡来并无真正反省,才会如此讳疾忌医?

既然两会期间这场不大不小的风波,起因于邓玉娇案,那么我们不妨盘点下去年湖北的三大舆论热点事件。

先说邓玉娇案,在老百姓看来,是非如此分明。明明是3个基层无良官员到色情场所寻求异性洗浴服务,被邓玉娇拒绝后用强动粗,涉嫌强奸,警方却为什么把邓玉娇关进精神病院,还要以涉嫌故意杀人罪起诉?

当地党组织为什么不立即开除涉案官员的党籍,竟然容忍他们继续留在党内一个多月之久?这对执政党的形象是多大的伤害和侮辱!更不要说本该立刻启动对涉案官员的违法犯罪调查,给予最起码的羁押?邓贵大只是镇招商办一个股级干部,黄德智连股级干部都不是,是企业编制借调在政府机关工作,为什么政府不能与少数无良官员果断切割,却总担心哪怕是处置一个基层小吏也会动摇维稳大局?这样的官场政治生态发人深省。

再看石首事件,一个青年厨师涂远高的非正常死亡,演变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街头骚乱。数万民众走上街头,质疑厨师死因。石首市领导人不敢在第一时间到达第一现场,与民众对话。当地新闻媒体在长达80个小时的时间里失语,竟然让新华社发了一个匪夷所思的通稿,说石首街头进行多部门联合消防演习。最后需要省委书记、省长亲自出马,坐镇石首,以强大的警力强行运走尸体,还以一个欺骗死者亲属的善后协议,才勉强收场。

此前,中央刚刚组织了全国范围的县委书记、县公安局长进京集中培训,还有贵州省处置瓮安事件的成功经验,给地方政府应对突发事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湖北却在石首事件中依然交出了一份不及格答卷。这反映了地方领导干部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没什么长进,有负中央教诲,有负人民期待。

我赞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单光鼐研究员的说法:突发事件不可怕,群体性事件不可怕,群众不可怕。如果领导干部不能守土有责,不能勇于担当,能躲则躲,习惯于把群众的不满说成敌对势力的煽动,把警察推在前面,借以掩盖自己执政能力的低下,强力压制住一时的骚动,却不去努力夯实执政党、政府和国家民族的百年基业、万世太平,那才是最可怕的。

去年湖北还发生了长江大学3位大学生英勇救人、壮烈牺牲的事件。在经历了邓玉娇案和石首事件后,本以为可以给湖北形象增加一抹亮色,却没想到,通过网络曝光,抖出皮包公司性质的打捞公司垄断江面、挟尸要价,荆州市政府对于危险水域不作为。此事再一次重创湖北基层政府形象,更严重打击了中华民族见义勇为的公共道德。

从邓玉娇案、石首事件到长江大学救人案,给湖北改进公共治理一再敲响了警钟。大约30年前,中国改革起步时,陈丕显同志主持下的湖北省委,敏感地响应邓小平同志的改革部署,特地从北京请来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汪子崧等人宣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推进全省真理标准讨论和思想解放。

今天,地方和基层党政领导干部需要深刻领会中央有关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的治国理念和战略部署,与时俱进,修习现代多种利益群体和多种传播渠道背景下的执政艺术,切实改进执政能力,学会在舆论监督中执政,在杂音中执政。

我注意到从昨天以来,网上对这起事件的议论不少,对于公权力的骄横深为不满,省长如此,更何谈基层领导干部!所以,有网民要求李省长对自己失态损害湖北人民形象,向记者公开道歉。39日《南方都市报》报道,李鸿忠省长在回答怎么看待像石首事件、邓玉娇案这样的负面报道时说:我看只要客观公正就好,事情不怕报道,不怕公开,能够公正、如实,就是最高标准,并表示欢迎媒体监督。希望这样的表态是对37日失言的真诚弥补。

提问邓玉娇案,只是正常的媒体采访,本来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和一省之长,在全国两会期间不回避问题是上策,即使采用外交词汇、以太极推手回避,也不会激起这么多不满。

媒体报道过,在大跃进后的3年饥荒中,19603月的一天,红军烈属、四川达县农民何明渊曾以在天安门广场英雄纪念碑前白日点灯的激进方式,到首都鸣冤,提请政府重视老百姓挨饿死人的问题。在那个阶级斗争风声鹤唳的年代,北京市委书记彭真非但没有将他投入监狱,而且为了防止他回乡受到迫害,让他到湖北武汉异地安居。国家主席刘少奇听取汇报后,难过得久久说不出话来。党中央根据各地真实灾情,最后果敢地采取措施,纠正大跃进的错误。

刘少奇、彭真等老一辈共产党人在治国理政时尽管也曾由于历史局限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他们面对人民疾苦时流露出来的赤子情怀,格外让人感动。

这是我们党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宝贵精神财富,希望新一代领导干部铭刻在心,摆正自己和人民的关系,摆正公权力和舆论监督关系,昼乾夕惕,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

(周瑞金,《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

财经网www.caijing.com.cn/ 2010-03-09 /110392373.html

 

文章来源:中国宪政网 发布时间:2010/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