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年前开始发酵、春节期间达到高潮的质疑韩寒枪手事件,目前舆论界四分五裂,究其原因,是韩寒的疑似公众人物这个身份及其带来的言论自由边界不清晰所致。
说韩寒是疑似公众人物,是因为公众人物最终是个法律概念,当它被用在不掌握公权力的普通公民时,应当经过论证,最好不铁口直断。此次所谓“质疑”韩寒长期以来使用枪手,而非其亲自写作,是从微博网友麦田的一篇《人造韩寒》开始,麦田道歉并退出战阵之后,方舟子、彭晓芸等微博知名人物卷入,“质疑”过程中,韩寒屡次在博客上辩驳,但“质疑”方一直不接受韩寒的自辩性证据,甚至出现彭晓芸所谓对韩寒父子进行测谎仪刑侦之类的主张,而方舟子更是铁口钢牙“这些作品不可能是韩寒写的”,除了反对这种质疑方式的舆论之外,网络上还有不少博友支持方、彭的做法,认为这是言论自由,是韩寒作为公众人物必须承受的诚信质疑。
韩寒是疑似公众人物,针对他的各种议论一直都非常多,他也从中获得了很大收益。在这些言论中,这次出现了巨大的质疑声,其中有部分属于言论自由,但自由有边界,一则他是不掌握公权力的疑似公众人物,因此有些私权属于绝对不可侵入领域。代笔本属于著作权的私权范畴,只要著作权人自己没有发生分歧,外界无权置喙,因此在私权保护传统深厚的国家,没有人会多管这种闲事――任何人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都有义务假定署名者就是作者本人。即使鉴于韩寒是疑似公众人物,有人感兴趣,也得有节制。二则哪怕是公共官员,在其不涉及公共利益的私权部分,舆论也无权侵入,更何况非公权型的公众人物。之所以会出现所谓测谎仪侦讯这样的荒谬主张,之所以出现众多知名人物也支持对韩寒进行地毯式挖坟的敲骨吸髓,之所以会有那么多人认为这是正常的言论自由,都是因为质疑者不尊重私权,根本不懂即使为了验证作家诚信之类的公共利益,私权的有些边界也是绝对不可逾越的。韩寒不掌握公权力,所以有澄清的权利,有公开其著作权纠纷的权利,但没有义务。迄今为止,无任何证据表明韩寒存在著作权纠纷,舆论应到此止步,这就是私权的最后堡垒,是打着言论自由、公共利益、诚信任何旗号的行动边界。而疑韩人士因其文本分析等各种手段的目的是指向韩寒有人代笔――也就是说要证明一个作家是骗子,从而严重突破私权保护的底线,极端粗暴地践踏了一个作家的尊严和人格。社会对知名作家的诚信很看重,而且发生怀疑,这是正常现象,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社会仅仅凭着毫无直接证据的一通推断就来否定作家是自己创作的,更无权要求作家自证清白。为了检验作家的诚信,罔顾私权边界,无直接证据就断言作品不可能是作家亲自所写,已不是正常质疑,而是涉嫌诽谤。没有任何一个正常国家会允许这样的恣意妄为,否则世上将不再有作家,也不配有作家。若言论自由就是肆意妄为,将无人能享言论自由,自由永远和自律是兄弟。
疑韩案中,最可怕的不在少数几个系统“质疑”者,而在于无数跟风盲从者,这些人正如历次政治运动中整别人也往往最后被别人整的惨剧制造商。与他们的先邪一样,他们不懂言论自由边界,不懂所谓公共利益该到哪里止步,毫无半点尊重私权的意识,是否害己尚待将来,而害人已是现实。这种做法若不加阻止而形成社会惯习,时机合适时,可能会产生比“文革”更为疯狂的“转基因文革”,以更大邪恶能量释放。
此次疑韩行动若成功,远比它失败来得可怕,因为它会给邪恶的逼人自证清白赋予生命力,开启恶例,而它践踏私权的恶劣性质将被漠视,倡导保障私权者也都会成为笑柄,同时会影响墙头草们转而支持这种行为。因此必须反对自证清白这种邪恶的做法,反对自证清白就是反对肆无忌惮践踏私权的暴民。
私权高于公共利益,没有对私权的基本尊重和坚定的保护,公共利益根本不存在。
附:
方舟子:对韩寒起诉我侵犯其名誉权一事的五点声明 (2012-01-29 17:39:46)
我本来不把韩寒起诉我一事当回事,要正常继续写文章,但不停地有记者来问我对此的看法,反复说同样的话也很烦人,我还是声明一下吧:
一、韩寒起诉我是他的权利,能让更多的人关注这个事件,更多的人了解事实真相,不是坏事。
二、和以前我被起诉的十余起诉讼一样,我本人不会出庭,但是我的律师会去应诉。我愿意在别的合适的场合(比如没有粉丝在场的直播)与韩寒当面对质。
三、我对署名韩寒的文章的分析、质疑、批评,属于言论自由和学术批评,不涉及侵犯名誉权。倒是韩寒及其团队对我以及我的家人的攻击、谩骂、造谣根据中国法律涉嫌侵犯名誉权。
四、和以前我被起诉的十余起诉讼一样,法院的判决结果不论是否对我有利,我不认为会影响到我的分析结论是否成立。我的分析结论体现在我的分析文章当中。
五、诉讼不会对我继续分析署名韩寒的文章产生任何影响。
转自方舟子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4068790102dx64.html
韩寒:我写下的这些都可以成为呈堂证供 (2012-01-29 03:51)
问题1:既然你一直觉得对方是在诽谤你,他们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仅仅通过猜测就认定了你的文章是有人代笔的,而且大肆传播,为什么不上直接去法院起诉他们呢?
回答:是的,前几天很多朋友打电话给我,都这么建议我,我说必须要等两天,他们说,名誉事大,刻不容缓,但是我一句话就把他们说服了――因为……春节放假,法院年初七才开门。开门了自然就能去了。这样也正好可以由法院帮我认定一下手稿和当年文章的笔记,我的每一篇文章每一个段落都是由我亲笔写出。我也庆幸我留下了手稿,我在学校里创作的时候有一些同学可以作证。我也为其他没有手稿和证人的同行担忧,怕你们有一天会被这样污蔑而百口莫辩。
问题2:你早期的文章里出现了大量引用的书籍和英语单词,似乎已经超出了你的年龄范围,由此有人推定你的文章是你的父亲写的,你怎么看?
回答:首先,我的父亲根本就不会任何外语,我们写作的风格也截然不同。他在故事会上发表一些多为农村题材的故事和散文,而我则写一些杂文和小说。他的文笔自然流畅,我的文笔故作老成、非常做作。这是非常非常好辨认的。我当年之所以这么写是因为我崇拜梁实秋和钱钟书,所以在模仿他们。之所以用很多英语单词是因为钱钟书也经常这样写。英语的单词或者一些生僻典故非常好使用,找一个词典或者生僻的学术书,翻看一些生僻词,记录下来,让文章发展的时候稍微拐一拐,就能很简单的使用进去了。可能这么质疑的人都是理科或者学术出身,但这是几乎每一个文学爱好者刚起步时候的象征,就是要把文章写的文绉绉,让人看着觉得好像这个作者很有学问。我在初中和高中的时候的确有比同龄人多很多的阅读量和知识量,甚至故意去阅读一些生僻的书,而且也很巧妙或者说很功利的使用了这些东西。毕竟几个生僻的英语单词而已,你现在给我一本字典和一本古书,我能把我塑造成贯通中西的教授。这样写的确唬人,而且会显得和自己的偶像接近一些。人不都是这样么,模仿自己的偶像,再离开自己的偶像,寻找到自己。写完《三重门》我开始反思,觉得这样太做作,从第二本小说就开始彻底抛弃了这个风格。第二本小说《像少年啦飞驰》就几乎没有掉一个书袋,没有引用一个英语单词,文笔也更加自然。有一定文学经验的人能够一看看出来,《三重门》其实还是比较做作的模仿《围城》,反而不像是一个成年人的作品。不过可能一些对文学没有什么兴趣的人无法理解。
有人说,“幽默”的英语单词是“humor”,我这么小的年纪,不可能知道这个单词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体液”,而我却知道,并写在了小说里,说明我英语功底了得。这么说是很牵强的,几个单词记下来很容易被刻意引用到书里。我当时也是忘记了“幽默”这个单词具体怎么拼写,所以才翻了字典,结果发现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体液”。包括很多的英语单词都是这样,只要活用词典,就能让你显得学识渊博。而且我当时也的确常常翻看词典,因为我的偶像钱钟书先生有个典故,就是看字典看了两个月,所以我没有也看字典,中英文的都看,虽然现在忘记的差不多了,但其实对人生和创作都挺有帮助的,建议大家无聊的时候也可以这么做。
至于我的英语水平,我可以很负责人的说,在汽车运动的专业领域,我比大部分的英语教授都要强,因为有很多专业名词组成,比如你们不会知道“missingfire”是“涡轮增压器的反延迟偏时点火”装置,你们也不会知道”sequential”是“序列式变速箱”的意思,不过出了专业领域,可能点菜都会困难,土豆和番茄都分不清楚。我的朋友春树小姑娘开玩笑说我不会说“葡萄酒”的英语。春树老师一直是个很可爱有才华的姑娘。不过不会说“葡萄酒”这也很正常,我不太喝酒,我只知道酒是Wine,但不知道葡萄酒是什么,甚至因为长久不说及“酒”这个单词,有一次甚至说成了翅膀。总体来说,我的英语水平不算特别差,但专业领域非常强,因为我们经常去国外比赛,我们的赛车工程师也经常是老外。
以此来解释所有说我文章里引用了大量古书和英语单词的人,这是一个崇拜钱钟书的文学爱好者的初级入门模仿。这本书在学校里创作,同桌等人皆可作证。此书没有任何人的润色和修改,我也没有任何的后台与背景,此书一度没有办法出版,因为我没有门路(在1999年如果不是自费,出版一本书是大事件),《三重门》被上海文艺出版社退稿,后来作家出版社的袁敏老师听说了这件事情,主动把书稿要来。而这本书因为是一本批评应试教育的书,所以出版的时候遭到了很大的压力,还删除了不少内容,好在最终能够面世。我是一个没有任何门路,没有任何社会关系的学生,寄宿制一个月连吃饭和路费加在一起生活费共400元,我父亲当时在几十公里之外,他无论是从学生生活阅历和写作风格上来说都不可能有代写的嫌疑,我怎么可能有钱和能力又去找其他人代笔?
很简答,有些书我粗读,有些书我细读,有些书我翻了翻,有些纯粹是为了引用而只摘抄一些,因为应试教育很无聊,所以这些现在看来很无聊的书在当时也不那么无聊,加上我偶像钱钟书的力量。后来从学校出去,海阔天空,一下玩疯了,就很难再读的进去这些书。到了几年前,我已经基本上不读书,但是我阅读大量资讯和杂志,一直保持阅读习惯,几乎每天的阅读量要好几万字。但是我少年时候度过的那些书,我基本都忘记了。很肯定的说,如果当时我的书不能出版,以我一直崇拜民国作家的性格,我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学者。我很崇拜真学者。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三篇说民主的文章出来以后,我对很多只会掉书袋假学者很看不上,因为这都是我初中高中玩的东西,我深深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情,所以别用掉书袋来糊弄我,我高一的时候都能掉的吓死你。而且那些民主理论著作基本都是一战二战前后面世,当今世界多有不同,包括科技也不甚相同,虽然那些著作依然大多没错,但不能用来作为行事和批判他人的准则。
至于后期为什么经常说自己不看书,甚至在电视访谈的时候故意说不知道《三重门》是什么意思,是因为我出道以后社会各界的质疑和压力都很大,而且很多地方对我充满了质疑和恶意,毕竟十七岁退学写作,所以我表现的比较逆反。在那个电视节目里,我说不知道《三重门》的意思是因为节目的氛围非常不好,当时几乎录制现场是一个批斗大会,而且几乎没有人读过我写的任何东西,我有权不回答来自非读者耍猴式的问题。至于有几次我前后供述对不上,我和我父亲供述对不上,这些都是无关大局的小问题,毕竟十多年过去了,谁还能记得那么清楚,在电脑前的朋友,十三年前的今天你在做什么?甚至十三年前的这个月你在做什么?如果十几年前的一切都能对的严丝合缝,能才叫串通起来对过口供。而这些有细微偏差的供述对事实毫无影响,无非就是类似我爸说十几年的某一天吃了一个鸡腿而我说我吃了一只鸡翅,这不能成为一个人不诚信的理由。如果抓住这些细枝末节的回忆偏差问题,那就是别有用心的无理取闹了。
问题3:你的《书店》里说,当时你去新华书店看书,又舍不得买,有人查证全国从1982年就开始开架卖书了,不可能有书锁在橱窗里,所以断定你在撒谎,文章是你父亲代写。
回答:我1982年出生,1982年全国书店开架肯定是不可能的,199几年的时候,很多书店还在闭架卖书,每个地方情况都不同。我所在的是上海郊区的小镇亭林镇,那里一直到我初中好像还在闭架卖书,那好像是我初二的文章,我回忆起小学的情景,肯定是闭架的,我小学零花钱很少,书的价格又在封底,当时服务员态度又差,放在柜台里不知道多少钱一本,所以每次买书都心惊肉跳。一直到我初三,我记得上海郊区的某些地方的书店里,一些工具书或者比较贵的书还是闭架的。不能因为新华书店曾经说过1982年全国将实现开架售书而信以为真,要以最终结果为准,新华日报好像在1945年还说过中国要多党制吧。而且就算全中国从来都是开架卖书,作家也有权利在文学作品中说书放在柜台里。否则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文学作品了,全都是新闻记实。
问题4:我们做过试验,杯子里放上水,一个小时以内,纸团是不可能沉到底的。而当时是纸团,你为什么要写成布。
回答:新概念复赛的问题,我父亲的文章里写的很清楚,绝对不可能存在作弊。到时候法庭也将把所有当时的证人找来。当时我构思的就是一个人的人生被水(社会)浸透,慢慢沉到杯底的过程。至于为什么要写成布,从当年手稿里,我看到我先写了一个干(因为要对应浸到水里以后的湿),然后后面那个字涂改掉了,改成了布,我猜测我当时的心情,可能是“干纸”不太顺口,“干纸团”又比较奇怪,因为几乎没有这么说的,所以改成了“干布”比较顺口。而且仔细回忆,我隐约记得我当时的心态,可能“布”字和“不”谐音,还可以发挥一些关于人生被浸染但人性中又有天然的反抗之类的一个伏笔,结果写到最后给忘记了。我应该还向同学表达过类似的遗憾,说觉得如果写了这一层就更深刻了。你知道一个高中生,肯定当时很希望人家说他文章深刻。《杯中窥人》引用了不少东西,是因为这样才能在一个作文比赛中凸显才华,征服评委,有些内容是阅读的积累,有些内容真的是强记为了炫耀的。至于这张纸团最后有没有沉底,十三年前的有些细节,我已经不记得了,我写完就马上交卷了,因为越快交显的自己越厉害,因为我的文章在构思的最初,它就是必须要沉到杯底的,所以到了结尾,我就必须要这些写。有人说这篇文章是我爸爸当场买通监考人代写的,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可以找来当时的监考人和组织方,还可以鉴定我的字迹。而且还是那句话,那篇文章和我父亲的文章是截然不同的风格,那篇文章里为了装逼,我好像还引用了拉丁文,我父亲则不会任何外语。
问题四,你说你“的地得”不分,但怎么有时候又分?
回答:这三个“的”字的用法是很简单的,只要用点脑子,谁都会用。就是有的时候会用错。如果用心――比如在写考试文章,比赛文章,投稿的时候,就完全可以用对,甚至还可以帮助他人纠错,只要不用心,就可能用错。但我很烦在写文章的时候要考虑这三个“的"而打断思路,所以我曾经建议过如果能统一成一个白字旁的“的”就好了。我也有一阵子这样实践的,就是希望用白字旁的“的”来代替三个“的”,无奈好像响应者不多,到后来我自己也就不刻意只使用一个“的”了。
问题五,你不接受电视的采访是因为怕口才木讷,有人代笔的事实被曝光么?
回答:我不上电视是因为我不喜欢上电视,电视台的尺度是最小的,稍微说多一点就要被剪掉,而且我不喜欢化妆和�意粒�录电视也浪费时间。一个作家的口才绝对不能和这个作家的文采挂上等号,更绝对绝对不能成为衡量的标准,我知道很多作家甚至比我都不会说话,也不会交际,我已经算是作家当中非常够能口语表达的人了。一个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很多时候是因为他的表达欲望更多是要集中在笔下,如果太喜欢说,或者说的很好,可能未必会选择写作了。如果按照必须能说会道才能成为作家这个道理,很多口才特别好的主持人或者演说家就必然是好的作家了。甚至我可以说,大部分作家上了电视是木讷的,会让人产生很大的反差,甚至在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文字嚣张的往往温柔,文字犀利的可能平和,文字柔弱的也许强悍,就像络腮胡子往往经常爱唱张信哲一样。质疑者不能要求一个作家在生活里的形象必须要符合他的想象。反而,我认为,作家就不应该经常上电视,因为作家必须保持一定的神秘感,这样才能让读者更好的进入到他的作品里,我很遗憾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
问题六:有人说,你的文章《求医》中,你说你上学时候被传染了疥疮,但有人指出那种痒的方法不是疥疮的痒的方法,反而是肝炎的痒法,你父亲得过肝炎,所以你父亲帮你代笔了。
回答:我已经说过,我父亲和我的文笔截然不同,只有一个喜爱民国作家的我才能写出那样的风格,虽然哟点造作。至于痒法不同,这个纯粹是披着医学的外衣,为了抹黑而故意抹黑了,为了栽赃而栽赃了。完全失去科学精神,只是在忽悠路人,能骗到一个算一个了。当时这场病在我们好几个寝室传播,那是真的很痒,到处都痒,难道我痒的方法和痒的地方必须经过某人的同意么?而我没怎么听说过得了肝炎会全身发痒,可能是特例吧,我不太了解。退一万步,这些都是文学作品,哪怕我什么病都没得过,我也可以这么写。希望这位朋友自己得一次疥疮,再得一次肝炎,他就知道了。
问题七:有人质疑,你在书里提到的一个成语是一首七十年代的歌里的,你这样的岁数是不会听的,只有你的父亲才会听。
回答:我父亲的文章里已经写的很清楚了。你也无权决定我必须听什么歌曲。你也不能根据出现了四个字就判定出我必然是听了那首歌曲。这种话看似好像很有逻辑,很有欺骗性,其实完全是谬论。
问题八:为什么你的第二本书《零下一度>里的文章反而看起来比第一本稚嫩,是给你代笔的人完成任务了么?
回答:首先,一个作家风格的转变是很正常的,世界上所有的作家风格都有转变,一个作家50岁和60岁写的东西都能因为思考不同而不同,何况一个作家15岁和30岁的时候,那是人生变化最大的十几年,所有作家的十五岁和三十岁都是差异巨大的,如果以理科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你们是不能理解的。
其次,《三重门》出版的早,但写的晚,《零下一度》出版的晚,但写的早,《三重门》的出版获得成功,我才有出版第二本随笔和短篇小说集的机会。里面的很多文章都是初二初三写的,还有一些是高一刚入校写的。所以才看着比《三重门》稍幼稚一些。前者是校园小说,符合我自己的阅历,所以显得更真实,《零下一度》里很多小文章都脱离了校园,直接写到了远方,而我事实上连一个人到上海市以外的机会都还没有,所以都是靠想象力在创作,必然显得幼稚一些。文艺作品是不能用理科标准来要求的。但我依然认为,十六七岁的我非常的厉害,我这几天回头整理,虽然有些地方很幼稚,但真的值得赞美。
问题八:你没有上过大学,但是在你的小说里多次提到大学生活。你应该是有一个大学生帮你代写了吧。这个证据非常的明显。
回答:胡闹。吴承恩去西天取过经啊。
(题外话:今天我的父亲微博上发出了他找到的两份家书,有邮戳,虽然美好,但我觉得特别心酸,这些本都是属于私人和家庭的温馨回忆,却被被迫用来自证清白,而且可能还有人要逼着我们去做年代鉴定。这两封家书应该可以证明一切。如果还要加罪于我和我的父亲,我已无话可说。也请方舟子老师鉴定一下家书。
另外,由于给母校松江二中也带来了一些麻烦,我希望在这一两个月回到母校,进行一场演讲。希望母校的校友和老师们可以捧场。)
作者简介:萧翰,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2012年1月30日AA02版 发布时间:2012/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