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酒的艺术和文化
在与亲朋好友聚会时往往不得不经常过量地喝酒，而昔日在日本跟异国朋友斗酒的雄风，在祖国怀抱里早已成为黯然神伤的追忆，不复犹存了。为此每逢酒桌上“将进酒”，就只好勉力硬撑，往往败走麦城。
我同意喝酒是有“文化”的，构成了所谓“酒文化”的一部分。但曾几何时，喝酒在我们中国人之中则演变出了崭新的内涵，发展出了高超的艺术。这从国人的劝酒行为中也可以窥之全豹，而从法律人朋友的劝酒艺术中，更能领略到了其中的三昧：其本质就是，充分巧妙地论证对方必须喝下手中那杯酒的理由，类似于通过充分巧妙的法律论证针对某个“当下个案”作出正当的裁判。
最有典型性的情形是这样的：大家甫坐定，坐在主位上的人就可能斟满一杯站了起来，带着满脸的真诚说，今天我们有幸请来了某某，或者是一番久仰大名如雷贯耳之类的话，给你敬酒。你说不敢当不敢当，我是一介书生不胜酒力，我们随意等等，但他说这不行这不行，我们是难得聚在一起，今晚好好叙叙，看得起我就给个面子。话说到这份上，其他人再一帮腔，这就不由得你不一饮而尽了。
这时大家开始动筷了，但没过多久，又有一个人从桌边立了起来，说了一番大致同样的话，因为你刚才跟第一个喝了，所以你只得跟他也喝。接着是全桌的人一一如法炮制，向你敬了一轮。由于跟第一位碰杯时就已经确立了满杯饮尽的先例，这一轮你都得如此，偶然想说我酒量不行，能否少喝一点表示意思啊，这时必然全桌哄起，说那怎么行，教授你不给人家面子可不好啊。
这一轮下来，我往往已经是勉其为力了。但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有来无往非礼也，于是接下来不久，我也得一个一个地回敬一轮过去。其中的要害之处在于，你也得满杯，否则就有人叫嚷道：那怎么行！敬酒的满杯，被敬的随意嘛。这是规矩呀，不得打破、不得打破！听到这样的说法，你纵然满身是嘴，但这酒桌上的习惯法，你能不从吗？还是照着喝吧。
这两轮过去，据说在古代才叫做“一巡”，往往是至少要“酒过三巡”。但现代酒桌上的吃客规模自然大了，你如果没有什么酒量的功底，仅一巡下来就必定开始发晕了。但甫经喘定，可能就有一个人在你不意间举杯站了起来，说道：教授，我是某某大学毕业的，听说你是某某教授的朋友，他正是我当年的老师，我在这里代我老师敬你一杯，今后叫你“师叔”！这时，你得亲切地喝了。
过了会儿，可能又有一个人站起来说，教授，我看过你的一篇论文，叫“卧室里的宪法权利”什么的，啊，那真是宏文啊，对我启发很大，真是佩服佩服！这杯酒就敬你！于是，你就得站起来。唉，自古文人就讲“以文会友”，人家还“辅以交杯”，还是喝吧，于是，你又喝了。
突然又有一个口才较好的人，指着席间的某一位女士朗声说道：教授，这位是我们的某某律师，是我们的“律政俏佳人”呢，人家是你的“粉丝”，想敬一杯，你不赏脸吗？
在一片快意的暧昧的笑声中，那美人乖巧地举杯站立起来，款款地带着满梨窝的笑意看着你，等着你碰杯。你不好意思地支支吾吾起来，能不喝吗？
就这样，在一波又一波的劝酒和碰杯的声浪之中，我们沦为酒精的临时通道，沦为面热耳酣的吃客，如果酒力不足，或一不小心，就可能一败“涂地”，斯文扫尽。而这一切却都在合情合理地运作之中，每喝一杯的理由，都被论证得振振有辞，天衣无缝，使你徒有招架之功就不错了，哪有还手之力啊。你顿然感到，自己居然在大学课堂里慷慨激扬地指点江山，讲授法律论证理论，并且批评当下我国法官的判决书论证不力，或论证的分量不足，没有充分或按比例地完成“必要的论证负担”，但一到这法律人的酒桌上，听听人家劝酒的论证艺术，你自己就几乎无言以对了，而你的那套远离人间烟火的理论更是黯然失色。
正在懊恼之中，突然有位仁兄略带微醺摇晃着站了起来，但却声情并茂地说道：教授，您是海龟派啊，留学日本呢，抗战八年呢，为我们中国人争气了，我佩服！这杯酒就敬你！如果您看得起我这土鳖，请赏个脸！
我最初一听这话，心里大吃一惊：留学这样的经历，居然也成为要喝酒的理由？但人家话说到那份上，你能不喝吗？你口才再好，嘴巴再油，最多也只能说：哪里哪里，海龟有什么了不起啊，我早已经“土鳖化”了啊。这时他们就会开心地大笑，但仍然不忘说：那反正我们都是土鳖，土鳖跟土鳖有什么计较的啊，喝一杯！就这样，为了那该死的留学经历，为了不至于被自己的同胞见弃，我豪情万丈地像大喝一声：好！喝！俨然像是一位“真的猛士”，就一饮而尽了。当有点失重地坐下时，恍惚之中感到自己真的实现了“返回法的形而下”，返回到了“土鳖”的应有本色之中，返回到了祖国的文化语境之中。
法律人劝酒的艺术如此发达，自然使我们联想起当代我国司法制度的运作现状了。但看官一定注意：这喝酒的文化人类学意义实在很大，不容小觑。我是驽钝了一些，去年只好把“四十而不惑”，借助国语在音韵上的“开放结构”，顺势为自己解释为是“四十二不惑”，但至此，还是看出了一些微妙的东西。
喝酒，是有“文化”的，而有“文化”就有文化的个别性。比如在外国，人们彼此之间是不会强逼他人这样喝酒，那是因为要彼此尊重自我决定权那样的权利。而在中国，这种观念就行不通了。这里的文化中，存在一种对他人的人格决定的某种强制，劝喝还是好的，那是温情脉脉的强制游戏。
于是，在交往中，在酒桌上，你一定要看透在这些语境之下今人所言的“酒文化”，因为那已经发展出了特定的语用学意义的，而且与我们中国古代文人骚客独自“斗酒诗百篇”、“对饮成三人”的豪情，或彼此之间“劝君更进一杯酒”的深情，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了。
这也就是说，喝酒的文化，已经不是喝酒本身的文化，而是有延伸部分的了。想对此进行研究的人，大可运用现代语用学的理论来分析，我在这里初步感悟到的是：为什么当今中国人要如此喝酒，是因为我们处在“熟人社会”之中，任何人都怕被排除在这熟人社会之外，所以就得这样喝酒。而劝酒的理由论证，就是为了彼此确认进入熟人社会的个人身份；通过喝酒进入“熟人社会”的机制，就是使“熟人社会”得以维持或扩大再生产。
那么，通过喝酒进入“熟人社会”的机制为什么重要？这则是因为任何社会都需要起码限度的真诚，而我们中国人几乎很难对陌生人保持这种真诚，所以就需要喝酒，需要喝酒之后的真清流露，需要喝酒之后的放松放肆，甚至共同出丑也无妨，只有这样，方可建立一种平等主体之间的信赖关系。而这本是一个健全的市民社会也需要的信赖关系的啊，只是因为我们既缺乏自然信赖的文化基础，又缺乏有效保障信赖利益的法律制度及其传统力量，所以就不得不依赖酒精了。
这其实比喝酒本身更加饶有趣味。从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上怎么说，倒是一个值得继续追究下去的课题。
文章来源：《法制资讯》2011年第11期 发布时间：2011/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