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21日，在北京首都机场冀中星爆炸案发生后不久，女歌手吴虹飞发了条微博称：“我想炸的地方有北京人才交流中心的居委会，还有建委。我想说，我不知道建委是什么东西，是干什么的……所有和建委交朋友的人我一律拉黑。还有我想炸的人是完全无节操的所谓好人。我才不会那么傻告诉你他的名字，等他炸没了上了新闻你们就知道了。”随后，警方以涉嫌“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将其刑事拘留（后变更为行政拘留）。对此歌手的不逊言辞，坊间“玩笑过界无妨说”与“治安处罚伺候说”两派各持一词。

当下的网络秩序基本是“摸着石头过河”，但经此一案，言论自由与秩序底线，网络口水与法律禁锢等诸多价值冲突，想必能够定纷止争。

毋庸置疑，无论在虚拟世界还是红尘俗世，言论自由是一个相对的命题。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曾经直言不讳：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不会保护一个“在剧院里妄称失火而招致恐慌”的人。同样，因网络语言攻击而构成侵权乃至诽谤、侮辱罪的案件，各国均不鲜见。

言论自由的绝对性在于无损于人、不害于世。言论自由的相对性，在于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一切权利，均须止步于秩序的藩篱。只是，“秩序”有着一张普洛透斯的脸，张力无限，变幻万千。不同时空、各色领域，“秩序”的色调不一、深浅有别。但现代社会的秩序海岸，经过自由浪花的反复冲刷，逐渐成型出普世性的稳固堤防――暴力基调成为言论自由的消声器。

民主社会奉行多元化，对异端邪说、抗议呐喊皆能海纳百川，唯独对暴力――暴力行为、暴力言论乃至暴力思想――如临大敌。游学美国之际，不同声音的澎湃激荡常令初来者心跳加速，但经年累月言论交锋中的平和大局，令人赞叹。笔者一直揣测，其复杂社会情势的背后必定横亘着某种自由主义的潜规则。久睹广场运动后方才恍悟，美国社会对表达自由的尊重与对暴力言论的防范，相得益彰。9.11之后，整个北美社会进一步强化了“自由止于暴力”的观念：可以战天斗地但不能伤人，手段不当便无目的正当可言；对政客可以无限开火，极尽调侃丑化之能事，但一旦涉及暴力言论，法律态度立即冰火两重天；可以宣扬异端学说，但一旦含有暴力色彩就入地无门、沦为邪教。虽然在过往形色政治运动中，暴力手段曾经给自由理想带来过短暂的狂欢，但在恐怖主义泛滥的岁月，历史和现实让人类放弃了幻想，自由与暴力之间的暧昧关系，终于被秩序理性彻底切断，暴力美学逐渐成为前世传说。

网络世界亦无例外，美国因网络暴力言论而被治罪的第一判例是赫迪（Daniel Knight Hayden）案。2009年4月14日，赫迪在Twitter中威胁称，要在一个抗议活动中杀死、伤害一些警察（没有证据证明他会实施这些行为）。第二天，FBI就因该暴力言论将其逮捕。2010年2月2日，地区法院以“通过Twitter发送威胁讯息”为由判其入监8个月。此案一出，网络江湖便有了“越过暴力底线，自由与撒旦无异”的言论铁律。

而暴力的集大成者是恐怖袭击，现代社会对炸弹早已神经衰弱，一旦涉及恐怖信息，假作真时真亦假，警方必须“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玩笑亦可罚。余音未了的案件如，2010年1月20日，英国男子钱伯斯因对机场关闭不满而在Twitter上写到“你们还有一周多时间把事情搞定，否则我会把机场炸上天！”即便钱伯斯辩称是玩笑，警方也立即逮捕了他。此案也重申了“恐怖主义面前无戏言”的言辞禁忌。

歌手一定想唱句：求求你给我个机会。可惜开弓没有回头箭，法律的回音萦绕在耳：别再说玩笑无所谓，戏言也有秩序的规诫。恐怖事件是人类社会无法承受之重，宁可虚惊千次，不可疏漏一回。

吴虹飞案件中还涉及另外一个命题：公众人物应当有更多社会担当。

从道德正义立场看，利益与义务是孪生兄弟，个人从社会获取越多，对社会的责任就愈多。公众人物的名利主要来源于社会认可，自然就更有义务维护作为利益来源的社会秩序。因之，对自由的追求、对秩序的尊重，名流贤达就有了较常人更多的注意义务。

从法律正义角度讲，公众人物言论的影响力或行为的示范性，更容易被明星效应放大，其社会危害性自然高于草根大众。这并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例外，而是评价行为危害性的必然逻辑。以“煽动分裂国家罪”为例，一个乡间老妪，耕地间隙、寂寞之余，高呼台独，很难与煽动挂钩；而一个微博达人，酒后迷乱，以台独口号刺激粉丝，当属煽动罪行无异。

这是一个无比渴望自由的年代，不自由毋宁死；这是一个无比需要秩序的时代，无秩序则生不如死。自由与秩序，从来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迎风飘扬的自由旗帜，必定有坚如磐石的秩序基座。没有自由，秩序就失去了价值；没有秩序，自由也就没有了意义。法律会谨慎地衡平社会价值，给自由以梦想，给秩序以敬畏；个人须谨慎地平衡价值选择，在洒脱地眺望远方之时，要留意脚下的秩序阶石。

作者简介：高艳东，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明德公法网 发布时间：2013/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