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洪武路派出所接到一名快递员的报警，快递员称，他接到80封从南京市人民路275号寄出的快件，可南京根本没有这个地址。他拆开快件一看，包裹中竟装有不雅照片和疑为敲诈的信件，于是报警。民警判断，这应该是合成艳照进行敲诈勒索。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此案。

如果仅从这一事件本身的结果来说，快递员的处理方式似乎值得肯定。如果没有开拆检验并果断报警，那些收件人中间难免会有一些人成为受害者。但假如拆开后发现的不是不雅照，而是情深意重的告白，或者是银行账号密码，哪怕是些胡吹海诌的广告，快递员还会报警吗？这个时候报警的可能就是寄件人了。

我们不能仅凭直觉上的怀疑而私自开拆已经交寄了、密封了的信件(包括邮件或快件)，哪怕信件里面的内容，真的会对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造成损害。在这种可能的危险达到明显和即刻的程度之前，我们也不能擅自开封检查。因为信件上承载的不仅仅是收寄双方的利益，还有一项特别重要的法益――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自由和秘密的通信是文明社会的基本标志。古代人用火漆封印，现代人用胶水粘合，都是为了将信件内容与他人阻隔，从而成为收寄双方之间传达信息、交流情感的载体和方式。

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我国宪法第4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就像言论有边界的一样，通信也是受限制的，只是这种限制应当保持在法律准许的范围之内。宪法的规定很明确，检查通信必须同时符合三个前提：检查主体是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检查目的是基于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检查要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

宪法素以抽象著称，却对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作这般不惜笔墨的规定，显然不是制宪者们无意为之。正是基于对通信人的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进行的衡量，宪法才设定了限制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条件。

所以，快递员根据自己的判断便开拆已经密封了的快件，这种检查方式是不恰当的，甚至是不合法的。这与“隐匿、毁弃或者私自开拆”他人信件没有本质区别。不能基于善良的主观意图就可以免除行为人要遵守的法律义务，也不能基于一己的直觉和怀疑就采用法律不允许的方式来处理问题。

或许有人会问，难道任由不法分子邮寄合成艳照进行敲诈吗？除非我们能隔着信封便能确定其中真的是合成了的艳照，或者在封印前已发现，还真的只能将这种怀疑“往肚子里吞”。因为究竟有没有构成敲诈，除非当事人提出，并由司法机关来确认。也许这种行为可能构成传播淫秽物品，但是判断信件内容是否属于法律禁止的事项，在主体、标准和程序上的要求更加严格。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绝非为邮寄艳照敲诈辩护。实际上，在快递业快速发展的今天，需要认真讨论怎样检查信件才是合法的。就邮政和快递服务提供者来说，检查信件是否存在禁限寄情形是邮政法为其设定的法律义务。加强检查对于防范通过快递来运输违禁和危险物品非常必要。

这种检查应当符合邮政和快递服务的职业特点，比如采用“一望可知”的形式审查标准，而不能对信件的内容都详细审查，“审读”应该是警察的任务。反过来，如果已经按照法律规定开展了充分合理的检查，即使未能阻止危害后果的出现，也不能对邮政和快递服务提供者课以过度的责任。

与此同时，这种检查应当在信件密封前进行。邮政法规定，邮政企业和快递企业应当建立并执行收寄验视制度。很显然，验视是收寄环节要完成的工作，而且应当是寄件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对未验视便已密封的信件，也应当由寄件人来开拆。相应的，如果寄件人拒绝当面验视，邮政和快递服务提供者则可拒绝收寄。

2014年，我国快递总量达到世界第一，快递业成为新兴朝阳行业，成为“互联网+”举足轻重的参与者。“互联网+”时代的隐私事项日益多元，掌握他人隐私的手段和效率也空前便捷，公共风险的管理也变得越来越难。既要保障公共安全，也要保护个人权利，在公共安全与通信自由之间建立合理的平衡关系，这是邮政和快递业需要回答的问题，也是“互联网+”时代无法回避的课题。

作者简介：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 文章来源：《法治周末》2015-08-04 发布时间：2015/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