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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回望中探寻中国宪法学的源流

在“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中国宪法学文献整理与研究》新书发布暨构建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研讨会”上的发言

各位领导、各位同仁、各位同学:

大家下午好!

首先,我谨代表《中国宪法学文献整理与研究》丛书的作者团队,对大家的莅临表示感谢!

《中国宪法学文献整理与研究》丛书是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宪法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最终成果。十年前的20165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指出,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当时哲学社会科学界深受鼓舞。作为宪法学者,如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讲话精神?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我们认识到繁荣中国宪法学研究需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而基础理论研究首先需要回归中国宪法学传统,系统地梳理中国宪法学发展的脉络,为学术创新提供丰富的学术文献。基于这种问题意识与学术使命,20175月我们组织了由宪法、法制史和行政法学者组成的课题组,申报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中国宪法学文献整理与研究》。课题自201711月立项,历时5年,于202210月底顺利结项。结项后的两年时间里,课题组结合鉴定意见对丛书书稿进行了修改完善,并在法律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于2024年成功获得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此后,课题组将本书的修改工作纳入“构建中国自主宪法学知识体系”的整体框架,又与法律出版社编辑团队共同经过两年多的细致打磨,终于使这套丛书得以在今天与大家正式见面。

《中国宪法学文献整理与研究》丛书共分812册,近700万字。其中,第1卷至第6卷分别围绕基本原理、基本权利、国家机构、地方自治、本土宪法文化资源和中外宪法交流史等不同范畴与专题,对百余年来中国宪法学文献进行了全面、充分的梳理。这六卷关于宪法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既有共性,也有特性。共性主要体现在文献整理方面:各卷在开篇均围绕本专题的宪法学文献展开系统学术综述,提炼学术脉络、主题与标志性成果,并把相关领域的代表性作品目录列在附录,以便读者查阅。特性则主要体现在文献研究视角与方法上,如根据不同专题背后不尽相同的学术逻辑,各卷从不同的研究视角,选择不同的研究范式,采取不同的写作体例,以期更好地展现各专题的学术特色。例如,基本原理卷主要以理论申述为主干,基本权利卷与本土文化资源卷以代表性文献的学术评述为主题内容,国家机构卷以专题性研究为特色,地方自治卷以代表性法规、论文的汇编为框架,而中外宪法交流史卷则突出了对特定国家、人物及其经典著作与学说的评述。除此之外,丛书第7卷与第8卷分别为《中国宪法学著作总目录》与《中国宪法学论文总目录》。这两卷收录了19世纪末至2025年之间各类宪法学书籍3396种,涉及宪法学文献的刊物2732种、论文37000余篇,可以说是当前宪法学研究领域较为全面、系统的文献目录之一。在课题研究过程中,两卷文献总目录为其他六卷的编写提供了必要的文献基础,力求建构以文献总目录与六卷专题相互融贯的学术文献体系。通过六卷专题研究与两卷文献总目录,这套丛书基本摸清了百年来中国宪法学研究的“家底”,基本兑现了我们在课题申报时提出的“为中国宪法学提供一套全景式文献体系”基础的承诺。

有人或许会问,在AI时代,人们获取学术信息很便利,我们为什么要耗费将近九年的时间,开展宪法学文献整理与研究这项看似“费力不讨好”的工作?我们认为,系统地梳理文献、研读文献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也是一个国家保持自身学术传统与脉络的基础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中国宪法理论研究,提炼标志性概念、原创性观点,加强中国宪法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而真正具有主体性、原创性、思想性与时代性的宪法学研究成果,无一例外地建立在继承性与民族性的基础之上。长期以来,囿于我国宪法学界在文献整理方面缺乏系统性成果,文献史的研究方法比较单一,不同学科之间也缺乏有效的合作,未能形成综合、全面的宪法学文献体系,使得在学术研究中碎片化研究、重复研究、盲目“创新”等问题时有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构建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进程。

构建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须以虔诚与敬畏之心承继学术传统,系统梳理前人研究成果,深入阐释中国宪法学的内在精神与学术脉络,厘清学科发展的历史逻辑与整体图景,并在此基础上凝练具有原创性的宪法学思想、核心概念与理论体系,从而为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奠定富有解释力的文献基础。

通过近九年持续的中国宪法学文献史研究,我在以下三个方面感悟较深,借此机会与各位分享。

第一,中国宪法学研究体现着自身的主体性与本土性。中国宪法学滥觞于清末立宪运动时期,从“仿行立宪”“五大臣出洋考察”开始,我国宪法便具有了本土性,有着独特的背景、行动与目标。民国时期的制宪实践,也在不同历史场景中展现了一定的中国性。不过,当时的宪法制度运行虽催生了一些宪法理论,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最终无法形成体系化的学术体系。中国共产党将中国的宪法实践引向社会主义宪法实践,从革命根据地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宪法历程,共同展现了我国宪法的鲜明特色。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宪法学研究始终坚持立足中国自身的传统与学术资源,将中国文化元素融入宪法学理论之中,使舶来的宪法学理本土化、中国化。在阅读和整理先人们留下的学术文献中,可以看到不同学术观点在历时性维度上各显身手,不断创造出或宏大叙事或具体而微的宪法学理,让后人得以把握历史宪法学的学理脉络。

第二,中国宪法学研究保持着开放性与包容性。在丛书的编写过程中,课题组通过梳理各时期宪法学说的变换、传承,对百年中国的宪法学发展流变做了一个整体上的考察。百年来的中国宪法学发展是在合理吸收外来经验,并在交流互鉴中实现的。宪法学的主体性与开放性是辩证统一的,并不矛盾。中国宪法学所蕴含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实现了中国在世界宪法学领域的对话与交流,共同推动了近百年来世界宪法学的发展。可以说,百年来中国宪法学传统是中华法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文献梳理有助于彰显其自身所隐含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为宪法学中国化寻求理论资源,以实现“宪法学中国化”的学术使命。

第三,中国宪法学研究秉持着历史事实的真实性与价值判断的客观性。面对浩如烟海的宪法学文献,我们需要以科学、专业的方法进行收集和梳理,坚持发掘第一手的历史文献,尊重历史,坚持学术评价的客观性。在宪法学文献中,中国传统与外来经验,制度实践与思想学说,保守与激进的等各种因素汇集在一起,形成了宪法学文献的中国特色,它就像一杯浓缩的什锦果汁,我们今天将它“稀释”了之后才能慢慢品味出其中的各种味道。当然,各卷选取的文献资料是否具有代表性或者权威性,还有赖于读者的最终评判。

总之,中国宪法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是一项虽枯燥但有意义的工作,它需要对学术与历史的虔诚与客观的态度。本课题虽然在基本文献收集和知识脉络的梳理上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由于我们学术水平的局限性,仍不能完整地描绘出丰富的学术传统,在学术文献的概括与话语的转换上,也存在着不足。我们希望继续跟踪本课题的学术动向,继续拓展研究领域,不断完善学术文献体系。

最后,还有几句感谢的话要表达。

首先,要特别感谢法律出版社。感谢梁尚华社长、张雪纯副总编,感谢法律出版社的前任领导伍彪社长、孙志华总编辑,他们为本丛书创造了良好的出版条件,给予了持续的关心与支持;感谢社务委员、法治与经济分社沈小英社长对本项目自始至终尽心尽力的统筹协调推进;感谢陈妮、毛镜澄、任娜、常锋等责任编辑在书稿审读、体例规范、文字校勘等环节所付出的专业、细致且富有建设性的工作。作为一名宪法学研究者,能在法律出版社出版学术著作,不仅深感荣幸,更深切感悟到其严谨的学术品格与深厚的宪法文化底蕴。大家知道,法律出版社与 1954 年宪法同龄,自成立之日起即与新中国宪法结下不解之缘,见证了我国法治建设的艰辛与辉煌。70年来,法律出版社秉持“为人民传播法律”的宗旨,传播法治理念,追求理性、开放与责任的价值,推动中国法治的进步与法学的繁荣。这套丛书体量大、出版难度高,没有多少经济效益,最终能够按期顺利出版,离不开出版社各位同仁的倾力付出。

其次,衷心感谢我们研究团队的各分卷主编与参与者。感谢马小红教授、林来梵教授、张翔教授、聂鑫教授、王贵松教授、王建学教授、周威博士、姜秉曦博士,以及所有参与研究工作的老师、同学们九年来的辛勤付出。没有大家的共同努力与坚持,这套丛书不可能完成。在当前学术评价体系下,学术文献整理类成果尚未被普遍纳入学术评价体系,其学术认可度往往低于专著或者期刊论文等研究成果。然而,我们始终坚信:学术创新绝非无源之水,需要以系统、可靠的学术文献为基础;学术共同体的发展,亦有赖于经过严谨甄别、科学分类与全面梳理的文献体系。本项目努力达成的文献整理工作的目标,正是致力于构建这一基础性支撑——虽不直接呈现理论命题的突破,却为学界后续的原创性研究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文献基础。

最后,感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为我们的课题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平台与资源支持,感谢国家出版基金对丛书的青睐与资助。

习近平总书记说,“要讲好中国宪法故事,有自信、有志气宣传中国宪法制度、宪法理论的显著优势和强大生命力”。这套丛书的出版,是我们讲好中国宪法故事的第一步。未来,我们还会继续修订完善总目录,推动数据库建设,让这些沉睡的学术文献真正活起来,为构建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