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独立行政法院可为实现司法独立之首要步骤
关键词：行政法院；独立性；德国模式；司法改革
近年来法学界对司法改革讨论的广度和深度为前所未有，对现行制度进行分析和司法改革的目标设定亦可谓是众说纷纭。较为一致的看法集中在改革的目标设定上，即认为我国应建议独立、公正的司法体制。从学者们的分析中不难看出，独立、公正的司法体制与现有体制之间的差距不可谓不远，需要进行的司法体制和相应制度的改革具有相当的深度和难度。笔者认为，司法体制制度性改革只能是一个逐步变革的过程，建立独立的行政法院制度可为实现司法改革最终目标的关键性之第一步骤。这一命题似乎未有受到热情参与讨论司法改革的学者们的关注。这与行政法学界参与这一讨论的学者不多不无关系。从比较法角度而言，德国建立独立行政法院制度历史最为悠久，对于建立独立行政法院制度的意义也关注最多，而且我国司法制度之构建历受包括德国在内的大陆法系影响深远，从制度建设方面与德国进行比较，似乎更能得出有益结论。本文即着力于进行这样的探索，以期在司法改革与行政法制建设之间打开一扇对话的窗口。
一、德国行政法院制度之独立性
德国行政法院之独立性首先是由基本法中规定的权力分立原则确定的。基本法第２０条第２款规定：“一切国家权力从属于人民。国家权力由人民以选举和决议的方式，通过立法、执法和司法等特定机构得到实现。”在基本法第九章关于司法的规定中，以十三个条文具体规定了联邦宪法法院的管辖权、组成和程序；联邦普通法院、联邦行政法院、联邦财政法院、联邦劳动法院和联邦社会法院等的地位；法官的独立性及法律地位等司法方面的根本性问题。结合《行政法院法》和《德国法官法》的有关规定，一般认为应将德国行政法院的独立性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１．法院组织上的独立性。从组织和作用上而言，行政法院不仅独立于立法和行政机构，也独立于其他法院。基本法虽然在１９６９年１月２９日修正案中作出了宪法诉愿的规定（基本法第９３条第１款第４a项），规定可以因基本权利或基本法第２０条第４款、第３３、３８、１０１、１０３、１０４条规定的权利受到公权力侵害时、在穷尽行政诉讼程序之后还可以向联邦宪法法院提起宪法诉愿（Verfassungsbeschwerde），但并不认为联邦宪法法院是联邦行政法院的上诉法院。因为就联邦行政法院判决而在联邦宪法法院提起宪法诉愿的案例虽非罕见，但受理的情况并不多，胜诉的更是寥寥无几。在州宪法的层面上，部分州对此类宪法诉愿并未作出规定。
２．法官人事上的独立。法官一经正式任命，则在其任职期间只能由符合法定理由和形式的法官裁判才能在违背该法官意愿的情况下改变或解除其职务（基本法第９７条第２款）。基本法关于法院组织的规定中，第一个条款（第９２条）就规定了国家司法权是直接委托给法官而不是法院的，而国家司法权同时又是通过法院得到行使的。因此法官与法院的关系是：法官经基本法授权、通过法院行使国家司法权；法院只是是法官行使国家司法权的机构，与法官的关系不同于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之间的命令与服从关系。同时，德国法官法还规定法官不能同时从事立法或行政事务（第４条）。
３．事务上的独立性。基本法在司法权和法官两个层面上规定了事务上的独立性。在司法权层面上，基本法第２０条第３款规定：“司法权受法律与法约束”，因此法院在事务上独立于其他国家权力，不接受议会或行政机关的指令。在法官层面上，基本法第９７条第１款规定，“法官独立，只服从于法律”，表明法官除依法裁判以外，不接受任何指令，包括来自议会、行政和法院本身的指令。法院虽然是法官行使国家司法权的载体，也不能对法官职权的运用进行干涉或发布命令。对此，德国法官法具体规定，即使是对法官的职务监督，也必须是在不影响法官独立性的条件下才可进行。
因此，德国的司法独立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但这三个层面并非是能相互分开的，也与我国学者理解的司法独立的层次有所不同。从这三个方面的独立性可以看出，行政法院的独立性实际上是建立在法官独立的基础之上的（其他法院亦如此），法官的独立乃是司法独立之关键。
从德国司法制度基本理念来看，并不认为司法的本质在于将普遍性法律规则运用于具体实践的过程――因为所有国家机关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这一工作，尤其是行政机关，也不从司法裁决纠纷的功能角度来认定司法的本质；而是认为司法纯粹是维护法（律）的国家机制，并且司法要在维护国家法（律）的过程中具体化和发展法（律）。在此过程中，司法起到了规范、理性化和稳定的作用。司法与立法相比，区别在于其没有政治因素。与行政相比，区别在于司法不用追求政治目的、不用作出政治决定、不用为内政外交政策承担责任。对于司法而言，国家政治中最为稳定的法律是其唯一依据，司法因此而成为了国家权力中最倾向于维护稳定和现有体制的机制。而为了排除立法和行政对于司法的政治干扰，司法独立就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通过独立的法院来对行政进行法律控制乃是法治国之本质”。而司法独立的关键，又在于具体实现司法这种稳定作用的法官的独立。这就是德国维护司法独立和司法独立之核心为法官独立的逻辑过程。
德国在经过希特勒时期以合法或非法、政治或军事等手段肆意摧残法制的历史后，深刻认识到确立法制、维护法制乃是维护国家稳定之根本，因此无论内政外交、政党更替还是应对紧急事件，均有相关成文立法对实体、程序及后果作出规范。以联邦宪法法院、联邦行政法院和普通法院为主的司法系统则是维护既定法律规范的中坚力量，依法对政府的行政行为以及政党、议会和各种团体行为的合法性作出评价，以体现法律作为国家运行之根本规则的意义。这也是德国之所以自称为“法治国”的关键所在，而法官的独立性则是关键中的关键。正是国家需要以法律机制维护国家的稳定，国家才首先要以法律规范维护队为实现这一机制而作出评价的法官的独立性；而只有保证了法官的独立性，才有可能实现“法官只服从于法律”的制度要求。
二、独立行政诉讼制度建设之模式选择
我国现有行政审判制度既不同于英美法系制度，也不同于欧洲大陆法系制度。尽管两大法系的不同制度形式不同，但以独立的法院对国家行政进行法律控制这一本质并无不同。可见，作为对国家行政和行政权进行控制的一种基本法律制度，行政诉讼由普通法院主管，还是设立专门的行政法院主管，并非实现这一制度价值的关键问题。从实证角度而言，两种模式都不乏成功经验；而从理论上而言，即使是大陆法系的学者也并不认为必须由特别设立的行政法院来主管行政诉讼，而是认为主管法院只要能公正、独立即可。提出建立独立行政法院，实际上则明确了应在形式上倾向于向欧洲大陆法系制度学习，具体而言就是法国模式和德国模式。有论者认为应借鉴法国模式设立行政法院，将行政复议纳入行政诉讼的范畴进行统一审查。这种观点注意到了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之间衔接困难、行政机关与法院之间有对立情绪等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但却未对形成这些实际问题的深层原因进行分析。笔者认为，“行政复议的救济作用十分有限”并不能成为将其纳入行政诉讼范畴的理由，而是提出了如何改善行政复议的问题；建立隶属于中央政府的行政法院也未见得就能“消除矛盾、协调关系”并“解决问题”。关键在于诉讼这种解决行政纠纷的法律机制能否真正达到其制度目的，而不在于承担这一机制运作的机构在体制上的归属。
行政复议是行政内部解决行政争议的“准司法机制”以及行政诉讼的前置程序，其制度合理性和价值是不能以行政诉讼来取代的。在所有实行法制的国家，行政复议制度都是独立于行政诉讼之外的，法国也不例外，这一点似乎无须多谈。至于独立行使行政审判权的行政法院系统究竟应借鉴法国模式隶属于中央政府，还是应借鉴德国模式自行独立，只是决定了形式上的改革目标方向。问题的关键在于哪种形式更能保证法院和法官审判的独立性和公正性，而不是在于其能否“协调关系”。我国历来是一个行政集权国家，法院审判行政案件（当然不仅仅是行政案件）遇到的最大阻力正是来自于现实中存在的行政集权和司法程序中要求的依法裁判之间的矛盾，也正是因此才造成了法院与行政机关之间的“矛盾”。解决这样的矛盾、以司法裁判的形式纠正违法的行政决定，以达成“依法行政”和“依法治国”之目的，似乎不应该采取将行政法院纳入行政序列以“协调关系”的途径；而是恰恰相反，应该在现有行政审判制度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行政审判的独立性，以加强行政法院对抗强大的行政集权的能力。从借鉴模式的选择上而言，就是要借鉴德国模式，而不是法国模式。从实质上而言，就是应选择更有助于确立司法独立性的制度模式。
三、我国建立独立行政法院之必要性
我国虽与德国国家制度不同、历史和现实具体情况不同，但是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是一致的，而且这一目标已成为了在我国法制发展中居于根本地位的宪法性目标。德国发展法制的历史从总体上看已经相当漫长，在奥托・迈耶《德国行政法》成书以前，建设“法治国”就已成为了富有号召力的口号。从二战后算起，建设“法治国”的实践不断稳步前进推进，但其成功经验似乎还未有受到我国学术界的足够重视。而我国法制发展的时间虽然已不短，但道路应是还相当漫长，司法改革亦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笔者认为，司法改革应从关键入手，分步骤逐步进行。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既使从行政诉讼法正式生效算起也有十余年了。行政诉讼作为我国国家制度中唯一直接以法律手段控制国家权力的制度，其面临的有与民事诉讼一样的问题，更有行政诉讼特有的问题。但归结到一点就是受外界干扰太多。这种干扰在民事审判中突出表现为地方保护主义，在行政审判中则表现为行政保护主义。行政诉讼中居高不下的撤诉率就是明证。与德国相比，我国行政诉讼案件的在数量上的特点是案件数目极少、撤诉率畸高。从1992、1993年37。5％、41。7％的撤诉率一直上升到1995，1996年的５0。6％，53。9%，不可不谓是我国、恐怕也堪称世界审判实践中的一道“亮丽风景”。撤诉既表明了原告对于行政诉讼这一解决行政纠纷的法定机制之不信任，也反映了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对于接受法院裁判之不容忍（撤诉的主要原因来自行政机关），更反映出了行政诉讼这一裁判机制之制度失灵。对此，行政法学者多有“行政诉讼陷入困境”、“步履维艰”之论，也早认识到行政诉讼作为以行政机关为被告的诉讼制度这一特性使得法院体制的问题显得更为突出。与民事、行使诉讼相比，行政诉讼无疑更需要独立、公正的法院作为其制度保证。对此，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论述已多，在此不用赘述。
我国经过十余年的行政审判实践，不仅造就了大批审判事务人员，也发展起来了一批理论研究人员，从组织上和专业人员两方面考虑，建立独立行政法院的困难并不大。而且行政诉讼案件只占我国法院审判案件的极少部分，率先建立独立的行政法院制度，对现行司法体制整体上的冲击力并不大，因此这一尝试是可以在短期内实现的。此外，实务界和理论界都普遍认为修改行政诉讼法势在必行，这也为独立行政法院的建设提供了一个契机。
四、我国建立独立行政法院之体制可能性
从我国现有司法体制而言，宪法第三章第七节（第１２３－１２８条）关于人民法院设置的规定似乎构成了建立独立行政法院制度的体制性障碍。根据宪法的１２３条，只有人民法院在是国家审判机构，并无行政法院之规定；根据宪法第１２７条，上级法院有权监督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这实际上否定了司法独立中事务性这一层面的独立性；而根据宪法第１２８条法院对同级人大负责、第１２９条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规定，由从组织层面上否定了司法独立性。那么是否建立独立的行政法院制度不能见容于现行体制呢？笔者认为也未必尽然，理由有四：
１．宪法第１２３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为国家审判机构并不构成建立独立行政法院制度的宪政障碍，因为如上所述，行政法院独立的关键在于保证行政法官人事和事务两个层面的独立性。至于组织层面，可以考虑先行在最高法院内部建立相对独立的行政法院系统。使该行政法院对外独立于人大及党政机关、拥有独立经费和办公资源；对内虽为最高法院机构之一，但组织、人事、审判事务上独立于最高法院之中。这样既不超于现行宪政体制之外，又初步实现了行政法院的独立性。更何况宪法第１２４条就规定了国家可设立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
２．宪法第１２７条也不构成障碍。该条规定的“监督”本来就不明确，法院组织法亦未对此“监督”予以细化。因此是可以在现行体制中对上下级法院之间的下“请示”上“批复”的合法性进行质疑的。法院系统不同于行政系统，各级法院都应建立法官独立审判的机制。二审程序也体现了一种监督。但不应因监督而使法院失去其事务上的独立性。
３．宪法第１２８条法院对同级人大负责、第１２９条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之规定亦可圈可点。对同级人大负责，首先并不等于要就受同级人大的个案监督，否则人大自行设立“法院委员会”即可，又何必劳神苦思，由若干未见得有多少审判实践经验的代表，对每年判案动辄成百上千的法院的裁判中的数件进行“个案监督”呢？其次，宪法第１２６条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虽未规定不受人大的干涉，但是同时也没有规定人大就可以干涉以及如何干涉。再次，司法的公正由司法机关的组织、程序为保证，人大的监督的公正性以何为保证呢？最后，法院向人大汇报工作也不是影响法院独立的制度性障碍。法院不仅要汇报，而且还应汇报得更具体，以体现“重大事情让人民知道”。然而汇报是汇总而后上报，不是事事请示。而法官由人大任免，也并不能构成制度性障碍，关键在于要改变法官随人大而换届的制度，以确定法官职位的稳定性。至于宪法第１２９条规定的检察监督，宪法和检察院组织法均未予明确规定，这是需要进一步予明确的。从与德国司法制度的比较来看，并无与我国检察制度同质之制度，行政诉讼中的公益代表人也只是在联邦行政法院审理程序中才由检察机关出任。并且公益代表人在行政诉讼中最低要代表州或州行政机关这一层级来维护公共利益，其诉讼的位置相当于当事人。而从法官独立的本意而应，“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因此，检察机关对法院的法律监督不管程度如何，其合理性都是值得怀疑的。
４．至于法官人事和事务上的独立，现行体制中的实际规定其实是很倾向于维护的。法官法规定（第８条第２项），法官有权“依法审判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在对法官义务的规定中，法官法只规定了法官要遵守宪法和法律、以法律为准绳（第７条第１、２项），而并未规定其有义务接受审判委员会、院长、庭长或组长关于具体案件应如何裁判的指令，甚至都没有规定裁判前必须向院长或庭长、组长汇报。至于审判委员会，法院组织法（第１１条第１款第２句）规定其任务为“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因此审判委员会依法只是总结经验和讨论问题的组织，而不应是一级裁判组织（哪怕是对内）。其实行的“民主集中制（第１１条第１款第２句）”，也只是审判委员会的内部制度，不应对外有效。因此，可以总结而言，现行法规并未否定法官事务上的独立性，实现法官事务独立实为实现现行法规具体规定之举。当然，人事上的独立性除了需要法官法进一步作出规定以外，还有待于人事制度的相应配套改革。作为适用于法官的人事制度，应该以品德和学识为选任的标准，政治标准当予排除。
综上所述，建立独立行政法院从现有体制而言是可能的。
当然，笔者认为，宪政体制对于司法体制改革而言，总体上仍然是束缚太多，但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问题并不是宪政体制作出有力变革就可以完成的。恰恰相反，不管宪政体制是否及时能够得到改变和改变能否到位，司法体制改革都只能是一个痛苦、漫长的过程。因此与其等待宪政体制变更后再进行司法体制改革，还不如在宪政体制所能容忍的最大限度内进行，先行“用尽”现行体制之变革可能，积累宝贵经验，这样反而还能对现行体制的变革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例如在现行体制中，宪法第１２６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之规定就属于“资源”尚未用尽之规定，其虽不同于五四宪法（第７８条）和１９８３年９月２日修改前的法院组织法（第４条）“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之规定，但在现行司法体制运行中，亦属于“资源”尚未“用尽”之列。
宪政体制是一国体制稳定之根本和核心，很多同志都提出了司法改革与体制改革的互动关系问题。笔者认为，司法体制改革虽迫在眉睫，但是在现行体制之张力尚未被司法体制改革之动力突破、体制改革之理论与实践准备均未充分之前，还是先进行体制内的资源利用更为稳妥。
五、结语：建立独立行政法院制度可为实现司法独立之关键第一步
司法改革是国家制度性改革的重要环节。在现实国家生活中，司法改革更是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步骤之一。独立司法体制的建设必将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行政审判是我国国家制度中唯一直接以法律手段控制国家权力的制度，是司法制度中最亟待变革的部分，同时也是三大诉讼制度中比重最轻的部分。进行司法改革，建立独立、公正的司法体制，可以首先从建设独立的行政法院制度入手，一方面解决现行司法实践中行政审判工作难以开展之现实问题，一方面又可作为我国建设独立司法制度之制度尝试。笔者认为，此举将有利于实现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目标。
注释:参见易延友《走向独立与公正的司法――司法改革研究述评》，载《中外法学》２０００年第６期，７３９－７６５页。
德国独立于行政系统的行政法院最早是１８６３年在巴登建立的，其后普鲁士（１８７２）、黑森（１８７５）等各邦国已先后建立独立行政法院制度。参见Hufen, Friedhelm, Verwaltungsprozessrecht, 4. Aufl., § 2, Rn. 9, S. 30（该书第5版中文译本见莫光华译、胡芬著《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下同）。此前，类似的机构是仿照法国国家参事院建立的从属于行政的法院。1849年3月28日法兰克福帝国宪法第182条“终止行政诉讼；由法院裁决一切侵权事项”之规定，即针对这些机构。
“早在十九世纪，把对行政的控制委托给独立的法官的努力就已经成为了自由运动的核心要求，对行政的司法控制也被当作是法治国以及对基本权利进行保护的基本前提。” 参见Hufen, Friedhelm, Verwaltungsprozessrecht, 4. Aufl., § 1, Rn. 4, S. 4。
Art. 92-104 GG.
基本法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在第１至１９条共２２个条文（包括３个增补条文）。第２０条第４款、第３３、３８、１０１、１０３、１０４条规定的权利分别为反抗权；作为德国公民的平等权；作为（下）议院议员选举和被选举权（原则性规定）；获得法定法官裁判的权利；要求进行法定听证的权利、禁止刑事法律溯及既往的效力、禁止重复刑事处罚；对剥夺自由的法定保护。其中第２０条第４款规定的反抗权是指任何德国人在其他补救不可能的情况下都有权利对任何企图破坏民主社会法治国原则、分权原则、之人进行反抗。
基本法第９２条条文为：“司法权委托给法官；司法权通过联邦宪法法院、基本法规定的其他联邦法院和州法院得到行使。”
德国法官法（Deutsches Richtergesetz，简称DriG，共１２６条）对法官与法院的关系作了具体规定，详见该法第一编第三章“法官关系”（第８―２４条），第一编第四章“法官的独立性”（第２５―３７条）。
参见章武生、吴泽勇《司法独立与法院组织机构的调整（上）》，载《中国法学》２０００年第５期５５－７０页。
Hesse, Konrad, Grundzügedes Verfassung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黑塞著《德国宪法要论》), Neudruck der 20. Auflage, 1999, Rn. 549, S. 235。
Ule, Carl Hermann, Verwaltungsprozessrecht (乌勒著《行政诉讼法》), 9. Aufl., 1987, S. 21.
即使是在政治决定中法律也是根本规则。例如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６日上午，在联邦议会（Bundestag）依据基本法第６８条对施罗德总理进行信任投票前，议会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激烈辩论，德国多家电视台数小时进行全程现场播报。辩论中的根本问题是德国应否在对付阿富汗塔利班战争中出兵以及是否应将此问题与对施罗德总理的信任投票联系在一起。对这些具体问题的争论焦点都在于与对基本法以及联邦宪法法院意见的不同理解，实质上则是在进行关于法律规范具体适用的讨论。
原施佩尔行政学院教授、曾任高等行政法院副院长的乌勒（Ule, Carl Hermann）对此有一段精辟论述，原文为：“行政法律保护之所以就是通过法院进行的法律保护，是因为在法治国中只有法院才符合作为法律保护机构所应具有的公正性和独立性的要求。然而主管行政法律保护的法院却并不需要特别的、专门为此而设置并区别于所谓普通法院的行政法院。”参见Ule, Verwaltungsprozessrecht (乌勒《行政诉讼法》), S. 2.。
王学政《论我国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制度之创新》，载《中国法学》2001年４期67－74页。
均引自王学政《论我国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制度之创新》，载《中国法学》2001年４期67－74页。
当然，“协调关系”在目前行政诉讼个案中还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从实体上解决纠纷的作用。法院实际上也认同各种在诉讼程序之外解决纠纷的做法。仅举一例，见《人民法院案例选》第32卷案例55“长沙市邮政局不服娄底市娄星区交通运输管理所道路运输行政处罚决定案”。该案系由省人大财经委“召集诉讼双方及省级主管部门领导商处，达成一致意见”后由法院准许原告撤诉而圆满解决的。这种做法虽能化解个案中的矛盾，但却并非行政诉讼制度建设所应予提倡的。
见1999年3月15日修正后的宪法第5条第1款。
详见Otto Mayer, Deutsches Verwaltungsrecht § 5 (奥托・迈耶《德国行政法》第五章（法治国）)。
例如1999年我国全国受理一审行政诉讼案件97，569件，同年审结98，759件，见2000年《中国法律年鉴》第129页。对比一下德国的情况，其一审行政法院为52个，而每年一审结案的行政诉讼为20万件以上（例如1995-1997年一审结案分别为215，520；224，033；216，010件），平均每个行政法院每年处理3800件以上案件。数字来源：德国联邦统计署《1999年统计数字报告》第221，222页（Statistisches Bundesamt (Hrsg.), Datenreport 1999,Bundeszentrale fuer politische Bildung）。
1999年撤诉率为46。42%，共44，395件，其中原告主动撤诉的28，681件，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后原告撤诉的15，714件。数字来源于各年《中国法律年鉴》。
对比一下德国行政法院的情况，1999年行政法院（不包括高等行政法院）一审结案共211，476件，其中以判决结案81，139件，以裁定结案106，692件。以其他方式结案23，648件。笔者所看到的统计数字中虽然没有直接关于撤诉的统计，但是将“以其他方式结案”的全部计为撤诉也不过11.18%。高等行政法院一审和二审的此一比例分别为14.73%，2.48%。联邦行政法院二审和三审的此一比例总计为2.06%。1997，1998年的情况基本同于1999年。数字来源见Statistisches Jahrbuch 2001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德国统计年书2001年》）, S. 363。
参见薛刚凌著《行政诉权研究》第219页中对撤诉的分析。
例如杨海坤、朱中一《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步履维艰的原因探索》，刘莘《论摆脱行政诉讼的困境》，分别载《行政法学研究》１９９９年４期第15-25，33-37页。
例如陈有西文《我国行政法院设置及相关问题探讨》，载《中国法学》1995年４期。
行政诉讼法施行以来，全国平均每个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不到20件（其中2001年平均33件），有的法院全年没有一件行政案件。在已受理的案件中，三分之二没有经过实体审理和判决，即以原告撤诉或法院驳回起诉等方式结案的。参见应松年《修改行政诉讼法势在必行》，载《法制日报》2002年3月3日第3版。
参见应松年等《完善行政诉讼法专家谈》，载《法制日报》2002年3月3日第3版。
对此的简明论述见郭春明、刘志刚《司法公正：司法制度改革的目标――司法制度改革研讨会综述》，载《中国法学》２０００年４期１５５－１５８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７６页，转引自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修订本）》第１８４页。
对此可以参见王申《“千年之交司法改革”国家学术研讨会综述》，载《法学》2002年第2期第78-80页。 作者简介：刘飞,男,1971年出生｡1996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获法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1999年留学德国,2003年获德国科隆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98年起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讲师,2004年起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德国公法｡ 主要著作：司法权对行政权之控制系中国行政法发展之动力:中德比较研究(Die gerichtliche Verwaltungskontrolle als Entwicklungsfaktor des chinesischen Verwaltungsrechts. Eine vergleichende Untersuchung zwischen China und Deutschland)〉〉(德国亨泽尔?霍恩豪森出版社2003年版);译著:奥托•迈耶著《德国行政法》,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另有中､德文论文以及译文十余篇｡ 文章来源：《行政法学研究》2002年第3期 发布时间：2013/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