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奥运后是否要继续实施单双号限行措施，正反双方在媒体上舌剑唇枪，辩论十分激烈。在网上浏览有关资料的过程时，我抑制不住地想到了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毫无疑问，无论是继续还是废止，都会涉及诸多利益。它们相互碰撞在一起，彼此冲突。在一个行政法学人的眼里，这种讨论涉及尤其多的是法益相称性问题。所以，我们不妨收集上述争辩中的双方“矛”和“盾”，放到法益相称性的分析框架之中重新做一番整理与分析。

法益相称性，也叫严格意义或狭义的比例原则（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stricto sensu），是比较晚近出现的一种思想，是对冲突利益的一种权重，也是一种更高级的比例形态。它要求干预的严厉程度与理由的充分程度之间要非常成比例（the seriousness of the intervention and the gravity of the reasons justifying it are in adequate proportion to each other）， 要求以公权力对人权的“干涉份量”来断定该行为合法与否，要求在宪法的价值秩序（Wertordnung）内，对上述行为的实际利益与相对人付出的相应损害之间进行“利益衡量”（Guterabwagung），使相对人因此受到的损害，或者说作出的特别牺牲（Opfer）比起公权力由此获得的利益来讲，要小的多，要合算得多，是相对人可以合理忍受的程度（Zumutbarkeit），否则，公权力的行使就有违法、违宪之虞。

汇总媒体的各种报道，继续限行的利弊得失，似乎已经阐述得非常清晰充分；相互冲突的利益，也已梳理得条分缕析、脉络分明；正反双方的立场，可谓泾渭分明、针锋相对。归纳起来，无非是，继续限行将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解决交通拥堵，这是政府与公众能够获得的最主要的公共利益。但是，继续限行无疑会损害有车族的利益，因为限制了他们使用车辆的权利，并相对地增加了养车和停车的成本。而且，继续限行也有可能会损害汽车产业以及与其有关的驾驶员培训、车辆检测等行业的利益。

但是，这似乎是一个纠缠不清的混战。在我看来，单凭正反方出具的理由，我们还无法对这些冲突的利益进行衡量，确定出孰大孰小；还无法正确判断我们是否应该、也必须将限行措施固定化，使之成为一个长效机制。理由有四：

第一，人们谈论要继续限行的理想参照物是奥运期间的环境与交通，想要留住的也是像奥运期间一样的蓝天、白云、通畅的道路。但仔细分析起来，在奥运期间，优质环境与交通畅通这两个目的的实现，与限行之间并不存在着直接的必然的因果关系，而是多种因素加总的结果。这些不容忽视的因素包括：（1）很多单位推迟以至取消了在此期间的公商务活动，职工分单双日上班，甚至放假。 （2）不少单位或个人也自觉或被动地放弃或者减少了很多开会、聚会等活动。（3）积极治理北京市周边的污染企业，采取了临时减排、控制施工扬尘等措施。（4）地铁加开37列，等等。当我们谈继续限行能够得到的好处时，就有了看低其他因素的偏差。事实上，参照物发生了变形，公共利益的获得被我们无意地放大了。我们不妨扪心自问：单凭继续限行，还能够达到与奥运期间同样的效果吗？不无疑问。

第二，人们谈论奥运期间的道路畅通时，却忽略了另外还专门设有一般机动车禁行的奥运专用车道。专用车道取消之后，道路容量会陡增，假设投入的机动车数量不变，道路会在畅通之余略显闲置。这个现象的背后实际上反映了道路利用效率不高，与我们投入道路建设与管理的成本不相对称，不成比例。如果继续追求这样的效果，显然也不太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要最大限度使用道路资源、提高使用效率的基本要求。

第三，从德国的经验看，对于涉及基本权利的领域，单靠“合理的”（reasonable）、“客观正确的”（objectively justified）、“重要的”（important）公共利益之理由，尚不足以限制基本权利，除非出于保护“极其重要的”社会利益（outstanding important community interests）之需要。 继续限行实际上限制了有车族对车辆的所有权（使用权），是对财产权利的限制。但是，我们从支持继续限行一方的论述中也只是发现了有重要的公共利益，还谈不上“极其重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继续限行与这些重要的公共利益有着某种关联。即便退一步说，这些公共利益是“极其重要”的，但因为继续限行和它们之间缺少直接的必然因果关系，我们也无法把继续限行渲染成一种必须、不得不采取的措施。这就使得继续限行无法获得充分的正当化基础。

第四，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无法从纯粹的、描述性的、抽象的“利益”当中，就轻率地得出数理上的量的比较。这无法让人信服，也似乎容易陷入“价值专制”（tyranny of values）。德国学者已经把这种方法批评为“是一种把（法官）个人的价值观输入宪法的天真的方法”（an ingenuous means for importing the personal values of the judges into constitutional law）。 因为缺少很客观的衡量尺度，在有些情况下你很难说这个利益就一定比那个利益重要。

在我看来，与其这样抽象地争论利益的孰大孰小，不如沉下心来，努力寻找一个能够实现双赢或多赢的方案。也就是荷兹（K. Hesse）建议的采取可行性协调原则（the principle of practical reconciliation, praktischer Konkordanz）来解决两权冲突问题，把宪法保护的权利调和到“彼此都获得某种实现”的程度（each gains a degree of reality）。

也就是说，当宪法保护的两种权利彼此发生冲突时，既不能用缺乏考虑的“利益权衡”，甚至也不能用抽象的“价值衡量”来让一种权利优先于另一种权利的方法解决（Where conflicts arise, these must not be solved by giving one right precedence over the other either by means of an ill-considered “weighing up of interests”or even through an abstract “weighing up of values”.）。相反，宪法的整体性原则要求去寻找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法（the principle of the unity of the Constitution requires that an optimal solution be found.），两种权利都必须受到某种限制，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各自效率（optimise their effectiveness）。其中的界限怎么去划，在个案中必须成比例，不能超出协调两种权利所必需的程度。

我觉得，荷兹（K. Hesse）的这种理论模式比较适宜解决我们目前讨论的问题。限行只是一剂临时“止痛药”（媒体语）。我们不能长期依赖“止痛片”。从现有的讨论看，我们不能轻易否认或限制有车族的使用权，我们应该选择别的方向“突围”，去寻找和设计一个多赢的方案。

那么，剩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解决目前的尾气污染和交通拥堵呢？这让我们又回到了一个老话题，这也是现代城市发展中面临的一个永恒的话题。人们早已畅所欲言、献计献策了，比如，发展高速轻轨、适当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合理规划线路，根据不同时段调整发车次数；不允许污染车辆通行；优化道路设施，加强公共交通；放开汽油价格，征收燃料税等等。我还可以补充一个具体措施，就是错开各单位上下班时间，契合现有公交运输能力。作为一个总体原则，我觉得，通过市场选择，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措施，实现“软着落”，是比较理想的方案。

最后，我特别想说的是，单双日限行是奥运期间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采取的临时性措施，并由官方在媒体上正式宣布了起止期限。人们有理由相信，在上述限行期限届满之后将重新恢复原状。这种合法预期无疑应当受到保护，政府不能随意更改原先的政策，辜负我们对政府未来行为的信赖。

北京市交通管理局副局长王立在答记者问时也表示：“（是否奥运之后继续限行），不妨可以让市民展开一定程度的大讨论，让市民更多地去发表意见。听听市民的意见，也可以为我们政府今后的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这表明政府对改变原先政策的慎重态度，也暗合了对合法预期的程序性保护之要求。

我们也期望，政府的政策是稳定的，不是朝令夕改。政策即便要变化，也不应是急遽变化，而应该是一种理性的变化，要有足够大的公共利益的要求，并且给予了相对人足够的准备与过渡。我也热切期望，政府在上述政策是否改变的问题上，能够更多的考虑行政法上合法预期保护（protection of legitimate expectation）的要求，包括程序的、实体的、甚至赔偿（补偿）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