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欧洲化的背景下，从发展史的角度对德国的程序权教义学进行反思十分必要。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程序是实体法的实现模式，德国的程序权裁判主要限于国家与公民之间的二元法律关系。20世纪70年代，联邦行政法院第四庭针对多元行政法律关系中提出了“全有全无式的”程序权构想。20世纪70和80年代，受联邦宪法法院裁判的影响，德国的程序权保护进入到宪法化阶段。随后，第七庭提出的相对程序权与第四庭提出的绝对程序权融合称为统一的程序权理论。20世纪90年代，行政程序在加速立法中贬值，瑕疵治愈和瑕疵可忽略不计规定逐步扩张。在程序权理论的欧洲化和国际化阶段，欧盟法院慷慨地承认绝对程序权对德国的程序权理论提出了挑战。总体上看，德国程序权教义学所具有的开放性、灵活性和适应性能够有效应对欧盟法的冲击。在德国和欧盟程序法相互趋同的背景下，尽管程序价值有所提升，但原则上仍不存在可独立实施的程序权。     关键词:  程序规定 程序权 主观公权利 保护规范理论

一、引言

德国行政法立足于程序的“服务功能”。服务功能这种说法并非贬义，而是中立性和分析性的。理论界经常将其与外国法（比如法国、美国）和欧盟自主行政法（EU-Eigenverwaltungsrecht）中“程序的独立价值”进行对比。最近，这种比较由于太过粗糙而被摈弃。实际上，在德国，行政程序也有独立价值。这主要是因为，程序为国家决定提供事实基础，有助于决定者（国家机关）尽可能广泛地获取信息、生产知识，以确保决定的合理性。这一点越是成功，程序作为正确性保证的说法就越有道理。

长久以来，欧洲化是德国公法创新最重要的动力来源。欧洲化几乎涵盖了行政（程序）法和行政诉讼法的所有内容，特别是诉权（主观公权利）教义学。环境法更是如此。环境法向来是欧洲法中程序友好型方法的“试验场”， 但是这些方法的普遍性仍未有定论。

正是在欧洲化的背景下――特别是自2006年《环境权利救济法》（Umwelt-Rechtsbehelfsgesetz）生效以来，欧洲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德国程序权理论的重新自我确证（Selbstvergewisserung）更加迫切，因为它可以成为对传统保护规范理论的改革需求进行批判性自我反思和审视的基础。对于这种自我反思而言，除法理论和比较法的观察外，法律史的分析也尤为重要。因此，本文尝试从发展史的角度分析德国个人程序地位的主观化理论。本文将对联邦德国的历史进行分期，需要注意的是，各个阶段无法截然划分，经常相互重叠。

二、第一阶段：程序作为实体法的实现模式，但主要限于二元关系

联邦德国早期（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有关程序权的裁判主要涉及重度伤残者法（Schwerbeschädigtenrecht）和公务员法。联邦行政法院（第二庭）在1957年1月31日的裁判中首先认为，当行政机关违反程序规定时（没有依据旧版《重度伤残者法》第35条第2款听取主要福利局[Hauptfürsorgestelle]的意见），利害关系人具有受保护权（Schutzrecht）（如今称为主观程序权）。不久后，联邦行政法院第六庭也确认和证实了该条款的主观内容。可以看到，联邦行政法院不要求程序瑕疵与实体决定之间存在因果关联，用今天的术语来表达的话，这是“绝对的”程序瑕疵。第六庭在1964年8月28日的判决中主张，公务员主管机关仅进行正式的调查和讨论（并未澄清事实），没有出具法律要求的官方医疗意见，这违反了程序规定的保护功能，因此应该被评价为程序瑕疵。少有的与第三人相关的案例是联邦行政法院在1960年4月关于劳动行政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就解雇劳动法官未达成一致的裁判。同样，联邦行政法院没有讨论可独立实施的程序法律地位，而是直接从程序规定保护原告的目的中推导出撤销请求权。这里已经让人联想到了后来的观念：通过程序弥补实体法的不足。

早期主观程序权教义学发展的另外一个参照领域是建筑指导规划（Bauleitplanung），特别是建筑监督程序中市镇的同意权（das Recht der Gemeinden auf Erteilung ihres Einvernehmens）。在1967年12月6日的裁判中，就受到影响的土地所有权人是否可以依据《联邦建设法》第36条第1款（如今为《建设法典》第36条第1款），以市镇未参与为由撤销建设许可，联邦行政法院第四庭认为：

尽管一般来说，程序规定也是为了可能受到行政活动影响的公民而制定，因为就其本质而言，程序规定原则上是整理权利和义务的主张，确保在合理的时间内得出正确的结果，以实现实体法。但这并不排除在个别情况下，某项程序规定不是为了公民的利益，因此不承认程序权。

虽然现在看来，这一论证的“进步性”听起来令人感到惊讶（关键词：程序作为实体法的实现方式），尽管其中表达了原则－例外的关系（“一般来说”/“个别情况下”），但是不能过早进行概括。因为20世纪60年代，关于第三人参与的程序权裁判非常少，即使有，也表现出对于程序权的明显怀疑。

联邦德国早期阶段，负担（裁量）行政行为应说明理由是从法治国家原则中推导而来的（现在是《联邦行政程序法》第39条第1款第3句）。但也要注意，说明理由原则在裁判中受到限制――现在看来似乎是值得怀疑的――例如在“政务类公务员”的退休、解雇或者拒绝录取公务员的情形中。在听证权（Anhörungsrecht）中，也可以看到说明理由原则的相对化。

总之，联邦德国早期既没有比现在更慷慨地肯定绝对程序权*，绝对程序权与纯粹客观的程序规范之间也不存在“全有全无式的”对立。一方面，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关于程序权的讨论涉及国家与公民之间的二元垂直法律关系；水平维度的第三人诉讼仍不具有实践意义。然而，在普罗伊斯的基础性研究之后，如今存在一个基本共识，即程序规定是否成立了可诉权利，主要在第三人诉讼中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相对人理论[Adressatentheorie]并不适用）。另一方面，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有关程序瑕疵的裁判也并未提供充分的完整图像。而穆勒（Müller）的评价之所以相反，是因为他过度关注旧版《士兵参与法》（Soldatinnen- und Soldatenbeteiligungsgesetz）第35条第2款的裁判。尽管这些裁判显示了程序友好型的倾向，但是从中却无法看到当时对于程序权的整体理解。程序权教义学仍然具有探索性和个案性，而且也并不一致。

三、第二阶段：联邦行政法院第四庭向“全有全无式的”司法实践过渡

第二阶段的重点是20世纪70年代，联邦行政法院第四庭提出了多元法律关系中处理程序权的构想，它被称作“全有全无式的司法实践”。在1973年12月14日的判决中，第四庭为进一步处理多元法律关系中的程序权奠定了基础。该判决指出，从规划确认（Planfeststellung）程序中无法得出第三人的主观程序权。规划确认程序的目的是基于其集中效果以达成统一、全面的行政决定。联邦行政法院的结论是：规划确认“甚至比批准和许可更不在于为第三人提供程序保障，而仅仅是服务于合理的行政程序这一公共利益”。在这种二元结构中，没有相对程序权存在的余地。如果尊重程序规定是为了程序自身，并且违反程序规定在诉讼中必然触发制裁，那么就会承认――以保护规范理论为基础通过解释而被识别的――不依赖程序结果的、可独立实施的程序地位。否则，程序规定就归为仅涉及公益的领域，被排除在法院保护之外。结果就是，尽管有些程序规定保护个人，但是它们通常仅是为了尽可能地实现实体法，也就是间接保护个人，所以应被排除在法院保护之外。1972年10月20日的判决已经如此，该判决标志着联邦行政法院开启了对程序权予以限制的裁判路线：

此外，第三人的程序地位也能作为法律所确定的实体法保护地位的证据而发挥重要作用；但只有当法律明确规定，参与程序的第三人在不考虑决定结果的条件下，仅援引影响他的程序瑕疵来撤销机关决定时，程序规定才具有自己的保护功能。

在随后的裁判中，第四庭仅在有限的例外情形中才承认绝对程序权，如征收法上的某些程序规定，市镇和市镇联合体对建筑法和航空法许可程序的参与权，以及被认可的环保团体的参与权。除此之外，在未履行核能法许可程序的情况下，联邦行政法院也肯定了许可撤销请求权。

自此之后，尽管形式可能会略作修改，但程序地位的独立功能（作为承认绝对程序权的前提）成为持续的司法实践。以此为基础，绝对程序权以非常相似的理由并且大部分是在参考BVerwGE 44, 235 (239 f.)这一指导判决而在诸多专业法领域中被拒绝，比如远程道路法、水资源法、航空法、垃圾法、规划法（例如建筑指导规划程序）以及设备法（例如污染防治法或者核能法许可程序、环境影响评价法）等。在这些情形中，并未区分程序行为被遗漏、违章建筑和程序种类瑕疵，受征收法预先效力（Vorwirkung）影响的利害关系人也不享有任何优先权。

总之，联邦德国早期重视二元关系中程序规定的倾向，在第三人诉讼中转变为一种例外情形。这也是因为，有关绝对程序权的审查标准发生了转变或者进一步分化：尽管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为了证成某项规定的绝对内容，重点仍然是关注程序的服务功能，但如今在三方行政法律关系中，为了承认绝对程序权，需要孤立观察相应的程序规定及其保护目的。回过头来看，这一阶段没有公正地对待程序的功能，而是将程序规定保护第三人的内容与实体法相剥离。

四、第三阶段：程序权保护的宪法化

第三阶段与第二阶段部分重叠。由于联邦宪法法院的裁判对于程序法的主观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我们可称第三阶段为程序权保护的宪法化阶段。这一阶段大体上可以追溯至20世纪70和80年代。

基本权利保护必须通过程序来进行，而且基本权利保护也影响程序。这一理论首先是由联邦宪法法院依据《基本法》第14条第1款以及第12条第1款提出，然后才适用于从第2条第2款第1句、第16a条、以及第2条第1款与第1条第1款相结合所导出的保护义务。

学术讨论的核心几乎都是1979年12月20日的米尔海姆－凯尔利希裁定（Mülheim-Kärlich-Beschluss）。作为联邦宪法法院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裁判”，该裁定为联邦德国的整个法律发展阶段贴上了“标签”。在该裁定中，联邦宪法法院认为：

原则上，只有实体法规定才具有保护第三人的功能。只有当基础法规范的目的是保障听证权或参与权时，行政程序规定才具有保护第三人的功能。行政程序规定中的通知第三人和第三人参与明显是为了程序有序推进，目的是使许可机关考虑到与决定相关的所有情形。

与第四庭有关绝对程序瑕疵的裁判不同，联邦宪法法院强调：

基本权利保护也可以受到程序设计的深远影响，基本权利不仅影响全部实体法，而且只要程序法对有效的基本权利保护是重要的，那么基本权利也影响程序法。

宪法法院进一步认为：

这并不意味着，在核能法的大众程序（Massenverfahren）中，所有的程序瑕疵都必须视为基本权利侵害。但当许可机关无视国家为履行保护《基本法》第2条第2款法益的职责而制定的程序规定时，就可以认为是基本权利侵害。

“米尔海姆－凯尔利希理论”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赞同，引起了广泛的程序亢奋。这种程序思维成为国家与“负责任的”公民之间“合作的公益具体化的秩序理念”。法院权利保护的部分失灵应通过有效的程序保护，或者通过――素来具有指引性的――“主动程序地位”进行弥补。在米尔海姆－凯尔利希裁定之后，出现了大量以行政程序与基本权利保护为主题的文献。除了程序中的基本权利保护（Grundrechtsschutz im Verfahren）外，通过程序的基本权利保护（Grundrechtsschutz durch Verfahren）的理念也获得了关注。然而，也有人警告，不要过早地诉诸基本权利，而且宪法规定的程序制度是优先从法治国家原理中推导而来的。

第三阶段末期达成的共识是，基于宪法的决定，应确保最低限度的程序标准，但并非所有的程序违法都能被视作基本权利侵害。

五、第四阶段：第七庭的相对程序权及其与第四庭裁判之间的关系

作为对米尔海姆－凯尔利希裁定的回应，第七庭在第四阶段提出了旨在尽可能实现实体法的相对程序权。据此，在诉权方面，程序瑕疵的主观法意义取决于，从原告的主张中能否得出，若侵害未明显且一义性地被排除，程序瑕疵是否有可能影响原告的实体法律地位。相对程序权的作用只是减轻原告在主张实体权利受影响方面的证实责任（Substantiierungslast），但相对程序权却不能成立独立诉权。在理由具备性方面，撤销请求权的存在至少需要，程序瑕疵具有影响实体决定的具体可能性；不同决定的单纯的抽象的可能性并不足够。

第七庭与第四庭在程序权的推导和审查方案方面存在根本差异。第四庭否认从实体法中推导主观程序权，并致力于将程序权的重要考量与实体法脱钩。而第七庭则明确接续了米尔海姆－凯尔利希裁定，并由此发展出一套体系。这一体系包含了区分化的审查方案，既具有灵活性，也更利于实现个案正义。比如，根据第七庭为相对程序权设置的条件，肯定诉权尽管开放了容许性层面的权利保护。但在理由具备性层面，由于实体决定的因果关系有具体可能性的要求，这可以提供一种修正机会，从而给法院留下了充足的余地。相反，如果按照第四庭的做法，那么就不存在类似余地，侵害绝对程序权会直接导致诉讼具备理由。

第七庭提出的相对程序权理论在联邦行政法院内部被广泛接受；第九庭和第十一庭尤其支持该理论。但第四庭的绝对程序权理论并未获得这种待遇。文献中，尽管第七庭和第四庭的构想不同，但是二者却融合成为由相对程序权与绝对程序权共同组成的具有层级次序的统一体系。

六、第五阶段：程序在加速立法中贬值

20世纪90年代，对程序的认识进入到清醒阶段。主要是在政治层面，许可程序（特别是与德国统一有关的基础设施项目）被认为有可能会造成不当延误，危及德国的经济地位。于是，讨论的重点转向加速、放松规制、瘦身国家、私有化与全球化，等等。在这种盛行的“时代潮流”的推动下，立法者在20世纪90年代明确规定了大量没有公众参与的许可程序，将预防性的许可保留转变为单纯的通知义务（Anzeigepflicht）或者登记保留（Anmeldevorbehalt）。与此同时，针对行政决定的法律保护――特别是程序法方面的法律保护――受到限缩。这主要涉及――在功能上对《联邦行政法院法》第44a条第1句进行补充的――瑕疵治愈规定和可忽略不计规定的扩张：新《联邦行政程序法》第45条第2款规定，原则上，在最后事实审之前，第1款所列的程序瑕疵都可被治愈。由于加入了明显性标准，程序瑕疵（《联邦行政程序法》第46条）可忽略不计的条件进一步松动。

与立法层面的发展相对应，司法裁判根据程序的服务功能对主观程序权进行狭义解释，而对治愈可能性或忽略不计规定的解释则较为宽松。因此，《联邦行政程序法》第45条第1款被类推适用于该条未提及的程序瑕疵（如公众未参与），或者――与文义相反――从将瑕疵与结果之间积极因果性所需的“具体可能性”解读到《联邦行政程序法》第46条之中。除了核能程序法外，联邦行政法院几乎没有接受米尔海姆－凯尔利希裁定的程序友好型方法。

七、第六阶段：主观程序权理论的国际化与欧洲化

早在2005年，普罗伊斯就认为，“程序权面临的巨大挑战与创新的型塑过程不是自制的（hausgemacht），而是国际法与欧洲法发展的结果”。他的判断是正确的，现在更加适用。

“通过欧洲化的程序化”已经持续30多年，它可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德国程序法的欧洲化（“欧洲化I”）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要与《环境影响评价指令》（UVP-Richtlinie [1985]）、《污染预防和控制综合指令》（IVU-Richtlinie [1996]）有关。第二个阶段，也是更强化的阶段（“欧洲化II”）始于2000年。之后持续的“程序权的复兴”一方面是由《环境影响评价修订指令》和《战略环境评价指令》（SUP-Richtlinie [2001]）转化为德国法（条款立法Artikelgesetz [2001], 《建筑法典适应欧盟指令条例》Europarechtsanpassungsgesetz Bau[2004]）而引发的。强制程序化的主要引擎是《奥尔胡斯公约》（1998）和《欧盟公众参与指令》（2003）。在落实《奥尔胡斯公约》第9条第2款时，《欧盟公众参与指令》吸纳了《环境影响评价指令》第10a条（现在为第11条）和《污染预防和控制综合指令》第15a条（现在为《工业排放指令》第25条），而这些指令由――其后多次修正的――《环境权利救济法》（2006）转化到德国。此后，通说认为，《环境权利救济法》第4条（与第3款和第1款相结合）规定了一个特别条款，它免除了根据《联邦行政程序法》第46条的因果性审查和违法性关联。由此，通过确定绝对的撤销请求权，该条在理由具备性层面使得《环境权利救济法》第4条第1款所提到的程序瑕疵成为绝对程序瑕疵。然而，司法裁判以及文献中存在的一种强烈的反对意见，不想只在理由具备性阶段对于程序瑕疵进行――一种破坏体系的――“被裁减了的”绝对化，而是也希望在容许性阶段（《联邦行政法院法》第42条第2款后半句），赋予《环境影响评价指令》第11条和《工业排放指令》第25条适用范围内的所有程序规定以绝对程序权的性质。此外，这也具有事实上的“溢出”效果，至少对环境法来说是这样。《环境权利救济法》的形成史（或其修正案）在这方面并不明确，而且由于缺少机会，欧盟法院也尚未就这一问题表达立场。欧盟法院间接的相关裁判仍有待解释。立法层面“欧洲化II”阶段的最后一块基石是，在2011年制定并于2014年4月16日修订的《环境影响评价指令》。2017年5月4日，德国通过法律转化实施该指令，但在程序权方面没有任何重大创新。

当然，欧洲化阶段不仅涉及立法，而且也伴随着欧盟法院关于直接执行的司法裁判（欧盟自主行政法，参见《欧盟运行条约》第263条第2款: “违反重要的程序规定”），这大体上可被总结如下：欧盟法院比德国行政法院更慷慨地承认绝对（独立可诉的）程序权。具体而言，根据欧盟法院的裁判，如果程序规定承认个人的参与权，或者强制性的程序进程以保护人格化的法益为目的，那么个人可以援用该程序规定。如果欧盟法规定可以直接适用该程序规定，那么无需考虑成员国的程序自主，这些程序规定必须基于等价原则（Äquivalenzprinzip），特别是有效性原则（Effektivitätsprinzip）在成员国法中也可实施，即程序规定必须能够单独成立诉权。因此，至少在环境法中，即使按照欧盟法的解释，相对程序权原则上也并不足够，绝对程序权需要更广泛地获得承认。

八、总结

本文的历史之旅表明，德国主观程序权教义学并非一成不变，它起初不断变化，随后逐步发展，有时也具有周期性。迄今为止，德国教义学毋宁是以防御性－犹豫性或者“最低限度的”姿态来应对外部的“刺激”（宪法化、欧洲化）。然而，尽管有路径依赖（如程序的服务功能），但德国教义学仍展现出一定的开放性、灵活性和适应性。这种适应性未来在合乎欧盟法的解释、特别是合乎指令的解释方面也是不可或缺的。如果理解得当，这种适应性也是为了欧洲行政法的协调性，超越之前适应欧洲法的“最低限度的”策略（“一对一”），以前瞻性－积极性的方式接纳欧盟层面程序友好型价值（“溢出”效果）的先决条件。程序的基本目的是实现实体法，只要不将它与错误的、程序低价值观点联系起来，那么它就不必也不应被改变。不管国际法、欧洲法和宪法的影响如何，未来仍然不可能仅从程序法中推导出实体的主观公权利。即便不改变德国诉权（保护规范理论）或者撤销请求权（违法性关联）教义学，甚至不必放弃权利受侵害者诉讼（《基本法》第19条第4款第1句）而采用利益者诉讼模式（Interessentenklagemodell），德国与欧盟程序法也呈相互趋同之势（施密特－普罗伊斯称之为“接近”）。借助初级法的有效性原则、次级法的规定和欧盟法院的慷慨裁判，这种趋同之势会导致，在德国间接执行欧盟法的领域中，至少在环境法领域中，要谨慎地提升绝对程序权的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范式转换，即程序权在未来具有纯粹的独立价值，被界定为“绝对的”主观权利。换句话说，由于欧盟法的影响，尽管主观程序权是为了实现实体法这种立场在特定领域中有所松动，但主观程序权对于实现实体法的附属性未被消除。原则上，仍不存在可独立实施的程序权，但相对程序权与绝对程序权之间的关系将“更多地向后者偏移”。

九、展望

关于欧盟主观程序权与德国主观程序权教义学之间相互的趋同过程，目前有以下四个问题尚待解决：

首先，源自《环境权利救济法》第4条第3款和第1款的绝对诉权。欧盟法院会接受联邦宪法法院目前限制程序权的（强调成员国程序自治以及以“限制欧洲化”为目标的）司法实践吗？也就是将《环境权利救济法》第4条第3款和第1款的效果仅仅限制在理由具备性层面，排除作为《联邦行政程序法》第46条特别规定的、绝对的（不依赖于结果的）制裁请求权？还是说欧盟法院认为这种做法违反了《奥尔胡斯公约》第9条第2款、《环境影响评价指令》第11条第1款（以及程序法的合法性）、第3条第1句（目标是保障受影响的公众广泛的进入法院）以及有效性原则？即使在纯粹对于成员国法进行解释的过程中，联邦行政法院的立场也不能让人充分信服。特别是《环境权利救济法》第4条第3款规定，能够进行法律救济的是《联邦行政法院法》第61条第1项和第2项规定的具有参与能力的主体。据此，不要求主张自身的（实体）权利受到侵害（类似于团体诉讼），便可以就《环境权利救济法》第4条第1款规定的所有程序瑕疵提起诉讼。即使对之前欧盟法院有关《环境影响评价指令》和《环境权利救济法》的裁判进行全面评估，人们也必须要考虑到，欧盟法院很可能会利用第一个出现的机会（特别是预先裁决程序），对程序权的可诉性表达立场。与《联邦行政法院法》第42条第2款后半句有关的下一步的欧洲化迫在眉睫。这给人的印象还是，德国行政法院和传统教义学正在以一种宿命般的僵硬姿态等待卢森堡的（进一步的）改革动力。

注释:
原文Verfahrensvorschriften als subjektive öffentliche Rechte �C Eine entwicklungsgeschichtliche Betrachtung载于Markus Ludwigs (Hrsg.), Regulierender Staat und konfliktschlichtendes Recht. Festschrift für Matthias Schmidt-Preuß zum 70. Geburtstag, Duncker & Humblot, 2018, S.135-160。经作者同意，部分内容与脚注略有删减，部分脚注次序有所调整。摘要和关键词为译者所加。
对此，可见BVerfGE 105, 48 (60 f.); BVerwGE 64, 325 (333 f.); 85, 368 (373); 139, 11 (18); 141, 171 (173); VGH BW, NVwZ-RR 2007, 82 (93); Burgi/Durner, Modernisierung des Verwaltungsverfahrensrechts durch Stärkung des VwVfG, 2012, S. 29 ff.; Maurer,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18. Aufl. 2011, § 19 Rn. 8; Pöcker, Stasis und Wandel der Rechtsdogmatik, 2007, S. 35 ff.; Schmidt/Kahl/Gärditz, Umweltrecht, 10. Aufl. 2017, § 5 Rn. 23 f.; Schoch (Fn. 2), Rn. 170, 298; Wolff, FS Scholz, 2007, S. 977; 有关批评，可见Schmidt-Aßmann, Das allgemeine Verwaltungsrecht als Ordnungsidee, 2. Aufl. 2004, Kap. 6 Rn. 46, 149; ders., NVwZ 2007, 40 (41); Kluth, in: Wolff/Bachof/Stober/ders., Verwaltungsrecht I, 13. Aufl. 2017, § 58 Rn. 13; 关于程序的服务功能的历史背景，可见Bickenbach, LKRZ 2009, 206 (207) 。
Schmidt-Preuß, NVwZ 2005, 489 (490); Schoch, in: Hoffmann-Riem/Schmidt-Aßmann/Voßkuhle (Hrsg.), GVerwR III, 2. Aufl. 2013, § 50 Rn. 298. 正如阿斯曼（Schmidt-Aßmann (Fn. 1), Kap. 6 Rn. 46）正确指出的那样，裁判和部分文献（如Dolde, NVwZ 2006, 857 [858]）的理解相反。
基础性的介绍，可见Ladenburger, Verfahrensfehlerfolgen im französischen und deutschen Verwaltungsrecht, 1999。也可参见v. Danwitz, Europäisches Verwaltungsrecht, 2008, S. 52 ff。
Jarass认为，德国法和美国法对于程序的理解形成“鲜明对比”，Jarass, FS Battis, 2014, S. 467 (468)。更进一步的研究，可见Pünder, in: Ehlers/ders. (Hrsg.),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15. Aufl. 2016, § 13 Rn. 31 f。
比较法的详细分析，可见Epiney, VVDStRL 61 (2002), 362 (370 ff., 377 ff., 385 f.); Pünder (Fn. 2), § 13 Rn. 26 ff。
详细介绍，参见Fehling, in: Leible/Terhechte (Hrsg.), Europäisches Rechtsschutz- und Verfahrensrecht, 2014, § 3 Rn. 13 ff.; Nehl, Europäisches Verwaltungsverfahren und Gemeinschaftsverfassung, 2002, S. 184 ff.; Quabeck, Dienende Funktion des Verwaltungsverfahrens und Prozeduralisierung, 2010, S. 92 ff.; 也可参见Ehlers, VerwArch 84 (1993), 139（也包括美国法）; Kahl, VerwArch 95 (2004), 1 (8 ff.); Kluth (Fn. 1), § 58 Rn. 40; Schlacke, UPR 2016, 478 (478 f.); 总体上具有启发性，有关程序主导图像的角色，可见Saurer, Der Einzelne im europäischen Verwaltungsrecht, 2015, S. 318 ff。
参见Appel, NVwZ 2012, 1361; Fehling, VVDStRL 70 (2011), 280 (281 ff., 286 f.); Gurlit, VVDStRL 70 (2011), 227 (238 ff.); Burgi, DVBl. 2011, 1317 (1318 f.); ders./Durner (Fn. 1), S. 31 ff.; Reimer, Verfahrenstheorie, 2015, S. 186 ff.; Schmidt-Aßmann, in: Hoffmann-Riem/ders./Voßkuhle (Hrsg.), GVerwR II, 2. Aufl. 2012, § 27 Rn. 65; 也有学者的观点过于片面，可见Stelkens, DVBl. 2010, 1078。
Appel/Singer, JuS 2007, 913 (915 f.); Schmidt-Preuß, NVwZ 2005, 489 (489 f.); Schneider, in: Hoffmann-Riem/Schmidt-Aßmann/Voßkuhle (Fn. 7), § 28 Rn. 4 f., 36 ff., 43, 45; 也可参见Schmidt/Kahl/Gärditz (Fn. 1), § 5 Rn. 24. 此外，还有其他的非工具性功能，如保证可接受性和参与, 参见Appel, NVwZ 2012, 1361 (1362); Ramsauer, in: Kopp/ders./Wysk (Hrsg.), VwVfG, 17. Aufl. 2016, Einführung I Rn. 36b; Kluth (Fn. 1), § 58 Rn. 44 f.; 详细介绍，可见Schneider, a.a.O., Rn 1ff。
Schmidt-Preuß, FS Maurer, 2001, S. 777 (785); Hoffmann-Riem, in: ders./Schmidt-Aßmann/Voßkuhle (Hrsg.), GVerwR I, 2. Aufl. 2012, § 10 Rn. 101; Schmidt-Aßmann (Fn. 2), Kap. 4 Rn. 75; Kap. 6 Rn. 46, 149提到了BayVGH, DVBl. 1994, 1199; ders., VBlBW 2000, 45 (49)。
关于欧洲化的概念，可见Siegel, Europäisierung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 2012, Rn. 68 ff. 专门对于环境法的欧洲化进行分析的，可见Knopp/Hoffmann, Progredientes Europäisierungsphänomen im Umweltrecht, 2010。
详细分析，参见Kahl, VerwArch 95 (2004), 1。基础性的介绍，可见Schmidt-Aßmann, FG 50 Jahre BVerwG, 2003, S. 487; 概览性介绍，可见Kluth (Fn. 1), § 58 Rn. 37 ff.; Kahl, NVwZ 2011, 449。
Burgi, Verwaltungsprozeß und Europarecht, 1996; Classen, Die Europäisierung der Verwaltungsgerichtsbarkeit, 1996; Dörr/Lenz, Europäischer Verwaltungsrechtsschutz, 2006; Dünchheim, Verwaltungsprozeßrecht unter europäischem Einfluß, 2003; Ehlers, Die Europäisierung des Verwaltungsprozessrechts, 1999; Epiney, VVDStRL 61 (2002), 362 (362); Huber, BayVBl. 2001, 577; Knauff, in: Gärditz (Hrsg.), VwGO, 2013, Einführung Teil B; Saurer (Fn. 6), S. 364 ff.; Schoch, Die Europäisierung des verwaltungsgerichtlichen Rechtsschutzes, 2000; ders., FG 50 Jahre BVerwG, 2003, S. 507; Guckelberger, Deutsches Verwaltungsprozessrecht unter unionsrechtlichem Anpassungsdruck, 2017.
Classen, VerwArch 88 (1997), 645; v. Danwitz (Fn. 3), S. 519 ff.; Gärditz, NVwZ 2014, 1; Kahl/Ohlendorf, JA 2011, 41; Kokott, Die Verwaltung 31 (1998), 335; Masing, in: Hoffmann-Riem/Schmidt-Aßmann/Voßkuhle (Fn. 12), § 7 Rn. 88 ff.; Ruffert, DVBl. 1998, 69; Ruthig, in: Kluth/Rennert (Hrsg.), Entwicklungen im Verwaltungsprozes. 对欧盟法中主观权利的概念和功能（以及更为常见的术语――个人权利）的全面介绍，可见Masing, Die Mobilisierung des Bürgers für die Durchsetzung des Rechts, 1997; 诸多不同的分析，参见Saurer (Fn. 6), S. 64 f., 67 ff., 318 ff. (334 ff.); v. Danwitz, DVBl. 1996, 481; Frenz, DVBl. 1995, 408; Kadelbach,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unter europäischem Einfluß, 1999, S. 409 ff.; Nettesheim, AöR 132 (2007), 333; Triantafyllou, DÖV 1997, 192。
详细分析，可见Epiney/Sollberger, Zugang zu Gerichten und gerichtliche Kontrolle im Umweltrecht, 2002; Kahl, Umweltprinzip und Gemeinschaftsrecht, 1993, S. 145 ff.; Krüper, Gemeinwohl im Prozess, 2009; Ruffert, Subjektive Rechte im Umweltrecht der Europäischen Gemeinschaft, 1996; Wegener, Rechte des Einzelnen, 1998; instruktiv ferner Epiney, NVwZ 2014, 465; Schoch, NVwZ 1999, 457; Winter, NVwZ 1999, 467; 代表性的裁判，可见EuGH, Rs. C-237/07, Slg. 2008, I-6221 Rn. 37 ff. (Janecek), 对此分析，可见Hofmann, EurUP 2015, 266 (271, 275)。
Gärditz, EurUP 2015, 196; 相似立场，可见Schmidt-Aßmann, EurUP 2016, 360 (363 ff.)。
见本文第八部分。
代表性文献，可见Gärditz, in: ders. (Hrsg.), VwGO, 2013, § 42 Abs. 2 VwGO Rn. 54 ff.; Kluth (Fn. 1), § 43 Rn. 9 ff. (12 ff.); Masing, GVerwR I (Fn. 13), Rn. 106 f., 111; Wahl/Schütz, in: Schoch/Schneider/Bier (Hrsg.), VwGO, Stand: Okt. 2016, § 42 Abs. 2 Rn. 94 ff. 相关的国家理论的背景，可见Schaefer, Die Umgestaltung des Verwaltungsrechts, 2016, S. 384 f。
最近，这在环境法上具有典范性，但对整个行政法来说却是相当普遍的，可见 Reimer, JbUTR 2017, 79 (79 f.)。
限于篇幅，本文不讨论社团的程序地位。关于社团的程序地位，参见第129个脚注以及其中的文献。
Müller也这样认为，Müller, Verfahrensartfehler, 2005, S. 95。
Gesetz über die Beschäftigung Schwerbeschädigter (SBG [a.F.]) v. 16.6. 1953, BGBl. I, S. 389.
BVerwGE 5, 18 (21).
BVerwGE 9, 69 (71 ff.); 也可参见BVerwG, MDR 1959, 687; 相关评价，也可见Müller (Fn. 20), S. 92 f。
Müller, Verfahrensartfehler, 2005, S. 93.
BVerwGE 19, 216 (221 ff.).
BVerwGE 11, 195 (199 ff., 205 f.).
也可见Müller (Fn. 20), S. 93 f。
对这一争议性制度的研究，可见Müller (Fn. 20), S. 161 ff。
BVerwGE 28, 268 (270).
瓦尔（Wahl）对这一概念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Wahl, VVDStRL 41 (1983), 151 (153)。也可参见Schmidt-Preuß, NVwZ 2005, 489 (490 f.); Schneider (Fn. 8), Rn. 1; Schoch (Fn. 2), Rn. 298。
参见Müller (Fn. 20), S. 94 f., Müller认为这是早期程序权裁判的“主观法的高峰”。
例如BVerwGE 28, 131 (134)：在此，法院根据《营业法》第16条以下条款（现在为《联邦污染防治法》第4条以下条款）对于排放设备的权利进行裁判：第三人按照规定正式参与程序不能得出，第三人具有通过诉讼主张这一利益的权利，这仅仅是行政机关获取信息的一种手段。
BVerwGE 8, 234 (238).
BVerfGE 7, 155 (166 f.); 8, 332 (356); BVerwGE 5, 95 (98); 19, 332 (336 f.); Bachof, Verfassungsrecht, Verwaltungsrecht, Verfahrensrecht in der Rechtsprechung des Bundesverwaltungsgerichts, Bd. 2, 1967, S. 330; Wolff, Verwaltungsrecht I, 5. Aufl. 1963, S. 287. 现在的法状况：Stelkens, in: Stelkens/Bonk/Sachs (Hrsg.), VwVfG, 8. Aufl. 2014, § 39 Rn. 65。
BVerwGE 19, 332 (336) 参照了BVerfGE 7, 155 (166 f.); 8, 332 (356)。
BVerwGE 12, 20 (26).
例如BVerwG, DVBl. 1957, 650 (651 f.); 1958, 174 (175 �C 提及了BVerfG, NJW 1956, 1026); VGH BW (Senat Karlsruhe), VwRspr 1965, 477 (478); OVG NRW, DVBl. 1950, 674 (677); Forsthoff, Lehrbuch des Verwaltungsrechts, Allgemeiner Teil, 6. Aufl. 1956, S. 209 f。
* 译者注：绝对程序权（absolute Verfahrensrechte）和相对程序权（Relative Verfahrensrechte）是德国行政法中的一组概念。绝对程序权是指不依赖于实体法，可单独主张的程序地位。相关主体可以仅因绝对程序权受到侵害而请求撤销行政行为或要求行政机关为给付。至今为止，德国联邦行政法院仅在某些情形承认绝对程序权，例如特定的征收法的相关程序规定，航空法许可程序中市镇（Gemeinde）和市镇联合体的参与权，以及根据《联邦自然保护法》第29条第1款第4项在规划确认程序中自然保护社团的参与权。与绝对程序权相比，相对程序权是一种更弱的程序地位，因为它主要服务于实体权利的实现。在行政诉讼中，只有能证明程序瑕疵可以影响实体法律地位，才能承认权利侵害和诉权。参见Wahl/Schütz, in: Schoch/Schneider(Hrsg.), Verwaltungsgerichtsordnung, Werkstand: 39. EL Juli 2020, § 42 Abs. 2 Rn.73 ff.
相反观点，可见Müller (Fn. 20), S. 92。
相反观点，可见Wahl/Schütz (Fn. 17), Rn. 74 Fn. 250；赞同观点，可见 Greim, Rechtsschutz bei Verfahrensfehler im Umweltrecht, 2013, S. 48; Müller (Fn. 20), S. 92。
Wahl, in: Schoch/Schneider/Bier (Hrsg.), VwGO, Stand: Okt. 2016, Vorb. § 42 Abs.2 Rn. 68.
当时很少关注多元行政法律关系，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如Bachof (Fn. 34), S. 238。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BVerwGE 11, 195 (199 f.)中，对于相关规定保护第三人的内容也只进行附带审查（就违反该规定是否只导致决定违法的问题）。一般来说，20世纪50年代，程序（权）在理论上意义不大，也可见Schmidt-Aßmann, AöR 142 (2017), 325 (345)。
关于多元行政法律关系中程序权的实现，可见Schmidt-Preuß, Kollidierende Privatinteressen im Verwaltungsrecht, 2.Aufl., 2005, S.9 ff., 30 ff。
Appel/Singer, JuS 2007, 913 (914); Schneider (Fn. 8), Rn. 89.
Müller (Fn. 20), S. 92.
一般性地认为，裁判具有不一致性和不确定性，可见v. Danwitz, DVBl. 1993, 422 (425); Greim (Fn. 39), S. 45 f.; Hufen, DVBl. 1988, 69 (69 f.); Quabeck (Fn. 6), S. 69。
Müller认为并无差别，他基本上（仅）从第四庭的裁判就得出了联邦行政法院的“判例”，可见Müller (Fn. 20), S. 96 ff。
Wahl/Schütz (Fn. 17), Rn. 74 Fn. 250.
也可见Müller (Fn. 20), S. 95 ff.; 简要介绍：Held, DVBl. 2016, 12 (14)。
BVerwGE 44, 235 (239 f.).
BVerwGE 44, 235 (240)。当时具有代表性的文献：Groschupf, DVBl. 1962, 627 (630)。
关于这种绝对程序权，参见Guckelberger, JA 2014, 647 (650 f.); Haller, VBlBW 2017, 133 (134); Ramsauer (Fn. 8), § 46。
参见Guckelberger (Fn. 12), S. 158 ff.; Ladenburger (Fn. 3), S. 359 ff.; Quabeck (Fn. 6), S. 54。
Quabeck (Fn. 6), S. 54.
BVerwGE 41, 58 (65); 在此基础上引入的更具限制性的裁判，可见v. Danwitz, DVBl. 1993, 422 (424); Müller (Fn. 20), S. 96; 也可见BayVGH, DVBl. 1979, 673 (677 f.)。
这导致文献普遍指责程序法被边缘化, 参见Quabeck (Fn. 6), S. 56 ff.; Groß, Die Verwaltung 43 (2010), 349 (359 f.)。
BVerwG, 13. 2.1970, Buchholz 11 Art. 14 GG Nr. 106.
持续性裁判，可见BVerwG, NVwZ 1986, 556; Emmenegger (Fn. 54), Rn. 129。
BVerwGE 56, 110 (137); BVerwG, VerwRspr 1979, 990 (991); DÖV 1980, 135 (137); BVerwGE 81, 95 (106).
BVerwGE 87, 62 (71); 102, 358 (361 f.); OVG Schl.-Hol., NVwZ 1994, 590 (591). 根据联邦行政法院――值得怀疑的――的观点，在2002年引入利他型的团体诉讼后（旧版《联邦自然保护法》第61条，现在是《联邦自然保护法》第64条），这不再适用，参见BVerwG, NVwZ 2002, 1103 (1105); 2004, 1486 (1488 f.); 不同观点，可见Schmidt/Kahl/Gärditz (Fn. 1), § 5 Rn. 23; Erbguth/Schlacke, Umweltrecht, 6. Aufl. 2016, S. 141。
BVerwGE 85, 54 (56); 85, 368 (371); Sparwasser/Engel/Voßkuhle, Umweltrecht, 5. Aufl. 2003, § 5 Rn. 15. 对于整体状况的详细介绍：Greim (Fn. 39), S. 33 ff.; 简要介绍：Schoch (Fn. 2), Rn. 304。
参见BVerwG, DÖV 1980, 135 (137); DVBl. 1980, 996 (997 f.); BVerwGE 64, 325 (331 f.); VGH BW, NVwZ 1986, 663 (664); BVerwG, NVwZ-RR 1999, 556; 也可见Müller (Fn. 20), S. 99 Fn. 132。
BVerwGE 44, 235 (239 f.).
BVerwG, VerwRspr 1979, 990 (991); DVBl. 1980, 996 (998); BVerwGE 64, 325 (331 f.); BVerwG, NVwZ-RR 1999, 556.
BVerwGE 62, 243 (246 f.); 78, 40 (41 f.).
BVerwG, NVwZ 2002, 346 (348); VGH BW, VBlBW 1994, 62; NVwZ-RR 2003, 412 (413).
VGH BW, NVwZ 1986, 663 (664).
BVerwG, DVBl. 1982, 1096.
整体介绍，可见 Czajka, FS Feldhaus, 1999, S. 507。
BVerwGE 85, 368 (377); OVG Rh.-Pf., LKRZ 2009, 227 (228); 批评性的意见，可见Bickenbach, LKRZ 2009, 206 (208 ff.)。
BVerwGE 61, 257 (275); 75, 285 (291).
BVerwGE 98, 339 (361); 100, 238 (250); 100, 370 (376); 104, 236 (242); 122, 207 (213); 130, 83 (94); 解释性的观点，可见Hien, NVwZ 1997, 422 (424 f.); 对此保持开放性的观点，可见BVerwGE 132, 352 Rn. 16。对于整体进行介绍的，可见Schlacke, UPR 2016, 478 (479); 批评性的观点，可见Erbguth, UPR 2003, 321; Saurer (Fn. 6), S. 336 f. 为了论证这一点，通说援引了环境影响评价所具有的单纯的和非独立性的程序性质, 参见BVerwGE 100, 238 (242 ff.); 100, 370 (376); 104, 337 (342); BayVGH, DVBl. 1994, 1198; OVG Rh.-Pf., ZUR 1995, 146; Meßerschmidt, Europäisches Umweltrecht, 2011, § 8 Rn. 14, 26, 32, 135; Schmidt-Preuß, DVBl. 1995, 485; Wahl/Dreier, NVwZ 1999, 606 (612). 无论如何，这都不再正确，因为欧盟法院已经承认对实体内容也要履行《环境影响评价指令》第3条所包含的评价义务, 参见EuGH, Rs. C-50/09, Slg. 2011, I-873 Rn. 37 ff., 40 ff. (Kommission/Irland); Breuer/Gärditz, Öffentliches und privates Wasserrecht, 4. Aufl. 2017, Rn. 1195; Erbguth, NVwZ 2011, 935; ders., ZUR 2014, 515 (518 ff.); ders./Schlacke (Fn. 59), S. 105, 141 m. Fn. 86; Gärditz, ZfU 2012, 249 (256); Kahl, JZ 2012, 667 (671); Schmidt/Kahl/Gärditz (Fn. 1), § 4 Rn. 82, 95; Wemdzio, NuR 2008, 479 (482); 不同观点，可见Bickenbach, LKRZ 2009, 206 (210)。
通说认为，原告不具有要求遵守正确程序类型的请求权，仅参见BVerwG, NVwZ 1991, 369; 2014, 365; Kluth (Fn. 1), § 60 Rn. 23; § 62 Rn. 180。但这种观点也是有疑问的，参见v. Danwitz, DVBl. 1993, 422 (424 f.); Hufen (Fn. 54), § 14 Rn. 90。
详细介绍，可见Müller (Fn. 20), S. 99 ff., 102 f。
BVerwGE 98, 339 (361 f.); Müller (Fn. 20), S. 103 f.
代表性裁判：BVerwGE 41, 58 (64 f.); 44, 235 (239 f.)。
即使现在，保护目的也具有基准性，可见Kluth (Fn. 1), § 43 Rn. 10 ff。
Held, DVBl. 2016, 12 (14); 也可参见Greim (Fn. 39), S. 44 f。
Müller认为，除了20世纪70年代环境法中规制密度增加外，部分学说认为提升程序的价值也是联邦行政法院“转变方向”的理由，可见Müller (Fn. 20), S. 104。相反的发展，可见v. Danwitz, DVBl. 1993, 422 (423)。
参见Mangold/Wahl, Die Verwaltung 48 (2015), 1 (2 f.); Wollenschläger, VVDStRL 75 (2015), 187 (190 ff.). 对于较早的根源，特别是在一般法律中的根源，可见Schmidt-Aßmann, AöR 142 (2017), 325 (340 ff.)。
持续性裁判，可见BVerfGE 37, 132 (141, 148); 46, 325 (334); 49, 220 (225); 51, 150 (156)。
持续性裁判，可见BVerfGE 39, 276 (296); 44, 105 (119 ff.); 45, 422 (430 ff.)。
持续性裁判，可见BVerfGE 52, 214 (219); 53, 30 (65)。
持续性裁判，可见BVerfGE 56, 216 (236)。
持续性裁判，可见BVerfGE 63, 131 (143); 65, 1 (58 f.)。
BVerfGE 53, 30.
参见Bredemeier, Kommunikative Verfahrenshandlungen im deutschen und europäischen Verwaltungsrecht, 2007, S. 296 f.; Brönneke, Umweltverfassungsrecht, 1999, S. 362 ff。
OVG Rh.-Pf., 3. 5.1977 �C I B 15/77 �C, Rn. 36 �C juris, 参照了BVerwGE 41, 58 (65)。
BVerfGE 53, 30 (63 f.) 提及了BVerwGE 41, 58 (63 ff.)。
BVerfGE 53, 30 (65).
BVerfGE 53, 30 (65 f.).
对此的详细报告，可见Pünder (Fn. 4), § 13 Rn. 7。
Schmidt-Aßmann, in: Isensee/Kirchhof (Hrsg.), HStR, Bd. V, 3. Aufl. 2007, § 109 Rn. 4.
Häberle的观点具有基础性，因此也为米尔海姆－凯尔利希裁定提供了理论准备，Häberle, VVDStRL 30 (1971), 43 (80, 86 ff.). “主动程序地位”在之后，直至现在都被广泛认可, 代表性的立场，参见Stober, in: Wolff/Bachof/ders./Kluth, Verwaltungsrecht I, 13. Aufl. 2017, § 32 Rn. 23 f. 在米尔海姆－凯尔利希裁定之前阶段，具有开拓性的，也可见EuGRZ 1978, 427 (434 ff.)。
这里无法列举全部文献，首先要列出一些基础性的专著：Goerlich, Grundrechte als Verfahrensgarantien, 1981; Held, Der Grundrechtsbezug des Verwaltungsverfahrens, 1984; Hill, Das fehlerhafte Verfahren und seine Folgen im Verwaltungsrecht, 1986; Hufen, Fehler im Verwaltungsverfahren, 1. Aufl. 1986; Lerche/Schmitt Glaeser/ Schmidt-Aßmann, Verfahren als staats- und verwaltungsrechtliche Kategorie, 1984. 当时重要的文章包括Bethge, NJW 1982, 1; Grimm, NVwZ 1985, 865; ders., JZ 1986, 30; Hufen, NJW 1982, 2160; ders., DVBl. 1988, 69; Laubinger, VerwArch 73(1982), 60; Ossenbühl, DÖV 1981, 8; ders., NVwZ 1982, 465; Redeker, NJW 1980, 1593. 也可参见Geist-Schell, Verfahrensfehler und Schutznormtheorie, 1988; Hoffmann-Riem, VVDStRL 40 (1982), 187 (211 ff., 220 ff.); Kunig, Das Rechtsstaatsprinzip, 1986, S. 373 ff.; Pietzcker, VVDStRL 41 (1983), 193 (207 ff.); Wahl, VVDStRL 41 (1983), 151 (166 ff.). 总结性的介绍，可见Bredemeier (Fn. 89), S. 276 ff.; Schuppert, Verwaltungswissenschaft, 2000, S. 791 ff。
富有启发性的：Held (Fn. 94), S. 64 f., 161 ff., 241。
Schmidt-Aßmann (Fn. 92), § 109 Rn. 28 提及了BVerfGE 60, 253 (297); 也可参见ders., AöR 142 (2017), 325 (347). 基于不同理由对基本权利为程序加载进行批评，可见Laubinger, VerwArch 73 (1982), 60 (83 ff.); Rauschning, DVBl. 1980, 831 (832); Dolde, NVwZ 1982, 65 (68 ff.); Ossenbühl, DÖV 1981, 8 (9); Schenke, VBlBW 1982, 313 (319)。
典范性的裁判是BVerfGE 56, 216 (242). 文献中的观点：Ramsauer (Fn. 8), Einführung I Rn. 21; Hufen, NJW 1982, 2160 (2168); Ossenbühl, NVwZ 1982, 465 (470)。
Grimm, NVwZ 1985, 865 (870 f.); Kloepfer, Umweltrecht, 4. Aufl. 2016, § 8 Rn. 69; Hill (Fn. 94), S. 233 ff.; Schoch, Die Verwaltung 25 (1992), 21 (26).
BVerwGE 61, 256 (275); 75, 285 (291 f.); 85, 368 (375); OVG NRW, ZUR 2008, 97; Breuer, FS Sendler, 1991, S. 382 (387 f.); Held, DVBl. 2016, 12 (14); Schoch (Fn. 2), Rn. 170 f.; 也可见Ladenburger (Fn. 3), S. 361, 371; Quabeck (Fn. 6), S. 57 ff. 有太过限制性的观点认为，立法者必须“以突出的、适格的方式”承认程序权，可见Wahl/Schütz (Fn. 17), Rn. 78。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合理批评，可见Hufen/Siegel, Fehler im Verwaltungsverfahren, 5. Aufl. 2013, Rn. 850; Scherzberg, in: Ehlers/Pünder (Hrsg.),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15. Aufl. 2016, § 12 Rn. 24.目前仅在核能法（BVerfGE 53, 30 [59 ff.]; BVerwGE 61, 256 [275]; 75, 285 [291 f.]）以及《联邦污染防治法》第10条第2款第2句（BVerwG, NJW 1983, 1507 [1508]; BVerwGE 85, 368 [373 ff.]）中，将程序地位定性为具有保护第三人的性质（相对程序权），参见Sparwasser/Engel/Voßkuhle (Fn. 60), § 5 Rn. 16。
BVerwGE 75, 285 (291 f.); 117, 93 (115); BVerwG, NJW 1983, 1507 (1508); Schmidt-Preuß (Fn. 42), S. 566; Schwerdtfeger, Der deutsche Verwaltungsrechtsschutz unter dem Einfluss der Aarhus-Konvention, 2010, S. 76; Sparwasser/Engel/Voßkuhle (Fn. 60), § 5 Rn. 16; Wahl/Schütz (Fn. 17), Rn. 75.
Held, DVBl. 2016, 12 (15); Quabeck (Fn. 6), S. 56 f., 70. 至少对于处于欧洲化背景下的环境法来说，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可见本文第七部分。
  BVerwGE 100, 238 (252); 141, 171 Rn. 68; BVerwG, NVwZ 1996, 1011; 2015, 79 Rn. 7; 2016, 844 Rn. 39; Held, NVwZ 2012, 461 (463 f.); Schoch (Fn. 2), Rn. 302; Sparwasser/Engel/Voßkuhle (Fn. 60), § 4 Rn. 202；更为严格的是BVerwG, NVwZ 2004, 1486 (1488)：不同决定的“具体的盖然性”; Schmidt-Preuß (Fn. 42), S. 526 的观点并不相同（有“充分的盖然性”来证明，合理地推进程序会改善第三人的实体法律地位）。
Quabeck (Fn. 6), S. 54 (m. Fn. 238), 60; Wahl/Schütz (Fn. 17), Rn. 74.
见本文第三部分。
参见Greim对此的批评，Greim (Fn. 39), S. 41 ff. (45); Müller (Fn. 20), S. 198 f。
BVerwGE 61, 256 (275).
BVerwG, NuR 2013, 184 Rn. 14; NVwZ 2014, 365 Rn. 3; BVerwG, BeckRS 2012, 50133 Rn. 6 f承认了第4庭有关绝对程序权的构想。
BVerwG, NVwZ-RR 1999, 725 (726).
参见BVerwG, NVwZ-RR 1999, 556。整体性介绍，也可见Baumeister, Der Beseitigungsanspruch als Fehlerfolge des rechtswidrigen Verwaltungsakts, 2006, S. 64 f.; Quabeck (Fn. 6), S. 54。
参见Müller (Fn. 20), S. 87 ff.; Wahl/Schütz (Fn. 17), Rn. 73 f.; Kleesiek, Zur Problematik der unterlassenen Umweltverträglichkeitsprüfung, 2010, S. 49。
参见Bericht der Unabhängigen Expertenkommission zur Vereinfachung und Beschleunigung von Planungs- und Genehmigungsverfahren, in: Bundeswirtschaftsministerium (Hrsg.), Investitionsförderung durch flexible Genehmigungsverfahren, 1994, S. 37 ff., 171 ff. 总结性的介绍，可见Kahl, VerwArch 95 (2004), 1 (6 ff.)。
只有《交通道路规划加速法》（1991）、《便利投资和居住用地法》（1993）、《规划简化法》（1993）和《许可程序加速法》（1996）。对此，可见Pünder (Fn. 4), § 13 Rn. 8; Schmitz/Wessendorf, NVwZ 1996, 955。
这主要涉及的是各州的建筑法，参见Ortloff, NVwZ 1995, 112。
由此产生了诸多规定，这些规定广泛地屏蔽了程序违法行为的后果，从而使程序权利保护边缘化，而且对宪法和欧盟法的框架规定关注太少，这一点受到了批评。可见Ekardt, NVwZ 2012, 530 (532); Hatje, DÖV 1997, 477; Hufen, JuS 1999, 313; Kluth (Fn. 1), § 58 Rn. 13; Quabeck (Fn. 6), S. 61 ff.; Schmidt-Aßmann, DVBl. 1997, 281 (288); Wahl, DVBl. 2003, 1285 (1292); Jochum, Verwaltungsverfahrensrecht und Verwaltungsprozessrecht, 2004, S. 144 ff。
例外情形下，如果决定作出后，程序行为的目的无法实现（比如环境影响评价的情形），那么这一规定并不适用，参见BVerwGE 131, 352 Rn. 26。
在文献中，这种由效率驱动的程序瑕疵后果的相对化受到了批评，代表性的文献为Hufen/Siegel (Fn. 99), Rn. 918 ff., 934 ff., 978 ff.; 积极进行反对的是Schmidt-Preuß, NVwZ 2005, 489 (492)。
Schoch, Die Verwaltung 25 (1992), 21 (41 ff.); Erbguth, DÖV 2009, 921 (927 ff.).
BVerwGE 131, 352 (359); OVG NRW, NVwZ-RR 1995, 314; DVBl. 2010, 719 (720).
BVerwGE 98, 339 (361 f.); 130, 83 (94 f.); 141, 171 Rn. 68; BVerwG, NVwZ 2012, 448 Rn. 39; 2015, 79 Rn. 7; 2016, 844 Rn. 39.
Schmidt-Preuß, NVwZ 2005, 489 (492).
同样立场，参见Gurlit, VVDStRL 70 (2011), 227 (267)：“欧洲法再次提供了现代化的潜力”。
之后是《环境影响评价修改指令》（1997）。对整体进行说明的是Saurer (Fn. 6), S. 336 ff。
之后是2008年版（Richtlinie 2008/1/EG），现在称为《工业排放指令》（RL 2010/75/EU）。
相较之下，《环境信息指令》（1990/2003）或者为执行该指令而颁布的《环境信息法》严格来说不属于这种情况，因为《环境信息法》第3条规定的是实体请求权。
Ziekow, NVwZ 2005, 263.
Schmidt-Preuß, NVwZ 2005, 489 (490); Schmidt-Aßmann (Fn. 2), Kap. 6 Rn. 150; 关于战略环境评价：Schink, NVwZ 2005, 615。
正如Saurer正确指出的那样，《奥尔胡斯公约》再次将程序主观化“提高到新的水平”，Saurer (Fn. 6), S. 339。也可参见Karge, Das Umwelt-Rechtsbehelfsgesetz im System des deutschen Verwaltungsprozessrechts, 2010, insbes. S. 90 ff.; Wiesinger, Innovation im Verwaltungsrecht durch Internationalisierung, 2013, S. 31 ff., 117 ff., 199 ff., 322 ff。
概览性介绍：Guckelberger, JA 2014, 647 (651 ff.)。
《奥尔胡斯公约》第9条第3款的潜力不仅有利于社团（关键词：根据《联邦行政法院法》第42条第2款后半句的检察官式的诉权；对此：BVerwGE 147, 312 Rn. 46; Masing, GVerwR I [Fn. 13], Rn. 112 ff., 119, 128; Schmidt-Aßmann [Fn. 3], S. 113 ff。太过宽泛的是Franzius, EurUP 2014, 283 [288 ff., 290 ff.]；相关批评，可见Kahl, JZ 2014, 722 [730]; 不同观点，可见Schlacke, NVwZ 2014, 11 ），而且在理论上也建立了有利于个人的新的主观程序权，可见Gärditz, NVwZ 2014, 1 (6); Held, DVBl. 2016, 12 (17); Schink, DÖV 2012, 622 (624); 总结性的介绍，可见Seifert, ZEuS 2016, 49。更详细地研究这个问题是一个单独的话题。然而，至少应该指出，《奥尔胡斯公约》第9条、《环境影响评价指令》第11条，根据其文义和体系，（仅）允许环境社团的单方特权，对个人构成不平等对待，正确的说法是这种不平等对待是“体系所固有的”，参见Skouris, DVBl.2016, 937（942）。
BVerwG, NVwZ 2012, 573 Rn. 20 ff.; BauR 2013, 2014 Rn. 10; NVwZ 2014, 367 Rn. 21 ff.; BVerwGE 148, 353 Rn. 41; 151, 138 Rn. 34 f.; BVerwG, NVwZ 2016, 308 Rn. 23; VGH BW, NVwZ-RR 2014, 634 Rn. 41 ff. (45, 50); 30. 10. 2014 �C 10 S 3450/11 �C juris, Rn. 40; BayVGH, ZUR 2017, 309 (310); HessVGH, 2.3. 2015, Az. 9 B 1791/14, Rn. 9 �C juris; OVG Nds., NuR 2013, 132 (133); Appel, NVwZ 2010, 473 (477 ff.); Beier, UPR 2016, 48; Haller, VBlBW 2017, 133 (141); Held, DVBl. 2016, 12 (19); Kment/Lorenz, EurUP 2016, 47 (54 f.); Ludwigs, NVwZ 2016, 314 (315); Rennert, DVBl. 2015, 793 (796); Siegel, DÖV 2012, 709 (715).
OVG NRW, NWVBl. 2014, 472 (473 f.); ZUR 2015, 492 (493 ff.); OVG LSA, NVwZ 2009, 340 (341); VG Aachen, EurUP 2015, 70 Rn. 11 ff.
Franzius, UPR 2016, 281 (291); Gärditz, JuS 2009, 385 (390); ders. (Fn. 3), S. D 84; ders., NVwZ 2014, 1 (3); Gurlit, VVDStRL 70 (2011), 227 (267 m. Fn. 188); Kahl, JZ 2016, 666 (668 f.); Keller, NVwZ 2017, 1080 (1081); Kment, NVwZ 2007, 274 (276, 279); Murswiek/Ketterer/Sauer/Wöckel, Die Verwaltung 44 (2011), 235 (259 f.); Ogorek, NVwZ 2010, 401 (402 f.); Sauer, ZUR 2014, 195 (200); Scherzberg (Fn. 99), Rn. 26; Schlacke, ZUR 2006, 360 (362); dies., NVwZ 2014, 11 (15); dies., in: Gärditz (Hrsg.), VwGO, 2013, § 4 UmwRG Rn. 42; Schlecht, Die Unbeachtlichkeit von Verfahrensfehlern im deutschen Umweltrecht, 2010, S. 223 ff.; Schmidt/Kahl/Gärditz (Fn. 1), § 5 Rn. 24, 35 f.; Schoch (Fn. 2), Rn. 172 f.; Seibert, NVwZ 2013, 1040 (1045); Steiger, VerwArch 107 (2016), 497 (517); Ziekow, NVwZ 2007, 259 (261); ders., NuR 2014, 229 (234).
参见Greim (Fn. 39), S. 120; Seibert, NVwZ 2013, 1040 (1045); Steiger, VerwArch 107 (2016), 497 (520). 然而通说将其与《联邦行政法院法》第47条进行比较，参见Held, DVBl. 2016, 12 (18)。
也可参见Gärditz, Gutachten 71. DJT, 2016, S. D 84，Gärditz称之为“对于整个程序权利保护的辐射效果”，但这主要是指《联邦行政程序法》第46条。
Schlacke, ZUR 2013, 195; dies., UPR 2016, 478 (480 ff.); 新的修正：G. zur Anpassung des UmwRG und anderer Vorschriften an europa- und völkerrechtliche Vorgaben v. 29. 5.2017, BGBl. I S. 1298; Schlacke, NVwZ 2017, 905（第910页有专门针对《环境权利救济法》第4条的讨论）。
通说援引的是BT-Drs. 16/2495, S. 7 f., 14; BT-Drs. 17/10957, S. 17, 相反观点援引的是BT-Drs. 16/2495, S. 13; BT-Drs. 17/10957, S. 17。
有待法院澄清：Hofmann, Die Verwaltung 50 (2017), 247 (252); 此外也有学者对于欧盟法院进行批评， Dietz, UPR 2016, 469 (474)。
EuGH, Rs. C-201/02, Slg. 2004, I-723 Rn. 54 ff., 62 ff. (Wells); Rs. C-72/12, NVwZ 2014, 49 Rn. 46 ff., 52 ff. (Altrip); Rs. C-570/13, DVBl. 2015, 767 Rn. 36 ff., 46, 50 (Gruber); Rs. C-137/14, NVwZ 2015, 1665 Rn. 31 ff., 54 ff., 60 ff. (Kommission/Deutschland).
概览性介绍：Battis/Mitschang/Reidt, NVwZ 2017, 817; Schmidt/Kahl/Gärditz (Fn. 1), § 4 Rn. 76 ff. (78)。
欧盟立法者越来越多地创设绝对程序权，以及其中所表达的欧盟程序自身价值的增加，可见Schoch, VBlBW 2013, 361 (369 f.)。
虽然在细节上有所差异，但是原则上和通说一致，参见Classen, NJW 1995, 2457 (2459); Gärditz (Fn. 134), S. D 83; Guckelberger (Fn. 12), S. 158 ff.; Kahl, VerwArch 95 (2004), 1 (23 f.)（关于听证权和说明理由的义务）; Kluth (Fn. 1), § 58 Rn. 40; Lepsius, Die Verwaltung, Beih. 10, 2010, 179 (186); Mangold/Wahl, Die Verwaltung 48 (2015), 1 (11); Ramsauer (Fn. 8), § 46 Rn. 5a; Saurer (Fn. 6), S. 375 ff.; Schlacke, NVwZ 2014, 11 (17); Schmidt/Kahl/Gärditz (Fn. 1), § 5 Rn. 24; Schoch (Fn. 2), Rn. 173; Steiger, VerwArch 107 (2016), 497 (516, 518 f.); Wahl (Fn. 40), Rn. 122 ff.; Wollenschläger, VVDStRL 75 (2016), 187 (226 ff.), 但他也警告要避免夸大其词。
Epiney/Sollberger (Fn. 17), S. 280; Guckelberger (Fn. 12), S. 158 ff.; Winter, NVwZ 1999, 467 (470)；也可参见 Kment, NVwZ 2012, 481 (482); 不同观点，可见Saurer (Fn. 6), S. 336 ff.; Epiney, EurUP 2017, 223 (232 f.)。
参见《欧盟条约》第4条第3款、第19条第1款和第2款。关于等价原则和有效性原则：Franzius, in: Pechstein/Nowak/Häde (Hrsg.), Frankfurter Kommentar EUV �C GRC �C AEUV, 2017, Bd. I, Art. 4 EUV Rn. 124 ff., 139; Kahl, in: Calliess/Ruffert (Hrsg.), EUV/AEUV, 5. Aufl. 2016, Art. 4 Abs. 3 EUV Rn. 65, 79 ff。与成员国程序自治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见Saurer (Fn. 6), S. 325 f。
也可参见Fehling (Fn. 6), Rn. 59; Franzius (Fn. 143), Art. 4 EUV Rn. 138 f., 141; Gärditz (Fn. 134), S. D 78 f.; Sommermann, DÖV 2002, 133 (133 f.); 也可见Classen, in: Schulze/Zuleeg/Kadelbach (Hrsg.), Europarecht, 3. Aufl. 2015, Rn. 107, 113。
Kahl/Ohlendorf, JA 2011, 41 (43); Hofmann, Die Verwaltung 50 (2017), 247 (251 f.)可能也持这种立场。不同观点，Greim (Fn. 39), S. 243 ff.：对相对程序权进行合乎欧盟法的解释。
Hofmann批评其为“防御姿态”，可见Hofmann, EurUP 2015, 266 (271)。
关于法中发展路径的构想，可见Wahl, JZ 2013, 369；也可参见Volkmann、Münkler和Hartmann的文章，in: Wagner u. a. (Hrsg.), Pfadabhängigkeit hoheitlicher Ordnungsmodelle, 2016, 27; 29; 71。
BVerwGE 64, 325 (331 f.); 92, 258 (261), 自那之后直至现在都是持续性裁判。
Schlacke的观点可能有点太过宽泛，可见Schlacke, NVwZ 2014, 11 (17)：在欧洲法中，“行政程序的服务功能”被“结果合法化的功能”所“取代”。与其说是“取代”，不如说是“强化补充”。
同样也适用于保护规范理论，Schmidt-Aßmann, Verwaltungsrechtliche Dogmatik, 2013, S. 110 f.; Schoch (Fn. 2), Rn. 139, 173a；《基本法》第19条第4款第1句也为立法者在确定诉权主体方面留下了充分的灵活性，参见BVerfGE 22, 106 (110); Kloepfer (Fn. 98), § 8 Rn. 44; Skouris, NVwZ 1982, 233 (233 f.)。
施密特－普罗伊斯早就正确指出了这一点，Schmidt-Preuß, NVwZ 2005, 489 (490)。
在不考虑实体法的条件下，从基本权利（具体而言，就是《基本法》第2条第2款第1句）中，无法得出绝对的撤销请求权，可见BVerfG, NVwZ-RR 2000, 487; Held, NVwZ 2012, 461 (464); Schmidt-Preuß, DVBl. 2000, 767 (771); 不同观点，可见Scherzberg (Fn. 99), Rn. 26; Appel/Singer, JuS 2007, 913 (916)。
Schmidt-Preuß (Fn. 42), S. 174 f., 520。关于核能法，也可参见BVerwG, NVwZ 1989, 1168。
保护规范理论也适用于程序权，尽管在针对个人利益的保护目的方面，有关程序权的解释经常很困难，可见Held, DVBl. 2016, 12 (14); Kluth (Fn. 1), § 43 Rn. 17 f.; Schmidt-Aßmann (Fn. 150), S. 122。也正因此，施密特－普罗伊斯提出的“利害调整公式”仍然有用，特别是考虑到宪法友好型和欧盟法友好型、合乎欧盟法解释，关于基本权利对于一般法律的程序规范的效力，可见Schmidt-Preuß (Fn. 42), S. 41 ff., 49 ff.; Schmidt-Aßmann, in: Maunz/Dürig, GG, Stand: Dez. 2016, Art. 19 Abs. 4 Rn. 123 ff.; Wahl, DVBl. 1996, 641 (642, 647 f.); Ramsauer, AöR 111 (1986), 501 (527 ff.); Huber, Konkurrenzschutz im Verwaltungsrecht, 1991, S. 278 ff。
EuGH, Rs. C-137/14, NVwZ 2015, 1665 Rn. 32 ff. (Kommission/Deutschland); Ludwigs, NJW 2015, 3484 (3485).
如Epiney, VVDStRL 61 (2002), 362 (413); Fellenberg, AnwBl. 2016, 648 (649); Frenz, NuR 2015, 832 (833); Gärditz, NVwZ 2014, 1 (3); ders. (Fn. 134), D 20 ff. (D 27 f.), D 84; Guckelberger (Fn. 12), S. 67 ff. (69 ff.), 165 f.; Kahl, VerwArch 95 (2004), 1 (29, 34 ff.); Kluth (Fn. 1), § 43 Rn. 27 ff.; Schmidt-Preuß, NVwZ 2005, 489 (494 f.)（提到了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指令》第11条第1款、《工业排放指令》第25条第1款的“选择模式”）；Rennert, DVBl. 2015, 793 (797 ff.); Schmidt-Aßmann, EurUP 2016, 360 (366); Schoch (Fn. 2), Rn. 161, 173a; ders., VBlBW 2013, 361 (365); Stern, JuS 1998, 769 (771); Wahl (Fn. 40), Rn. 128; Wollenschläger, VVDStRL 75 (2016), 187 (224 ff.); Steiger, VerwArch 107 (2016), 497 (524); Ziekow, NuR 2014, 229 (234)；在诉权方面也是如此，但在违法性关联方面则不同，可见Hofmann, Die Verwaltung 50 (2017), 247 (251 f., 263 ff.)。Schlacke将保护规范理论整合到利益者诉讼之中，可见Schlacke, DVBl. 2015, 929；也可参见Kluth, a.a.O., § 43 Rn. 29 (“利益者规范理论”); Berkemann认为应支持利益者诉讼，告别权利受侵害者诉讼（保护规范理论），可见Berkemann, DVBl. 2011, 1253 (1257, 1261); Bruckert, NuR 2015, 541 (546); Classen (Fn. 12), S. 82 ff.; Ekardt, NVwZ 2012, 530 (534); Epiney, EurUP 2017, 223 (232 f.); Wegener, JZ 2016, 829 (833); ders. (Fn. 14), S. 284 f.; Winter, NVwZ 1999, 467 (472 f.). 关于权利受侵害者诉讼和利益者诉讼之间的区分：Epiney, NVwZ 2014, 465 (467 f.); Kloepfer (Fn. 101), § 8 Rn. 40 ff.; 基础性介绍，可见Skouris, Verletztenklagen und Interessentenklagen im Verwaltungsprozess, 1979。
Schmidt-Preuß, NVwZ 2005, 489 (493). Kahl, VerwArch 95 (2004), 1 (29 ff., 31 ff.) 同样早已指出这一点。
参见Epiney/Sollberger (Fn. 17), S. 303 ff.; Groß, Die Verwaltung 33 (2000), 415 (432 ff.); Huber, in: v. Mangoldt/Klein/Starck (Hrsg.), GG, Bd. 1, 6. Aufl. 2010, Art. 19 Abs. 4 Rn. 544 f.; Schwarze, DVBl. 1996, 881; Sommermann, DÖV 2002, 133 (139 ff.).
Jarass (Fn. 4), S. 473; Saurer (Fn. 6), S. 376 f.; Schoch (Fn. 2), Rn. 172 ff. (173a).
Gärditz (Fn. 134), S. D 79在不同语境中提到了“欧盟法的温和的履行压力”与“某些重点转移”，而不是“功能变迁”。这种说法也适用于本文的研究对象。
与之相反，一般性并且也具有合理性的观点，可见Scherzberg (Fn. 99), Rn. 24; Schmidt-Aßmann (Fn. 154), Art. 19 Abs. 4 GG Rn. 151; Schoch, VBlBW 2013, 361 (368)。
Siegel (Fn. 10), Rn. 224 f.; Steinbeiß-Winkelmann, NJW 2010, 1233 (1235)则太过宽泛。
这向来是通说, 参见BVerwGE 85, 368 (377); 98, 339 (361 f.); BVerwG, NVwZ-RR 1999, 556; v. Danwitz, DVBl. 1993, 422 (423); Schoch (Fn. 2), Rn. 170; Wahl/ Schütz (Fn. 17), Rn. 73; Müller (Fn. 20), S. 101。
Guckelberger (Fn. 12), S. 166. 也可参见dies., Verhandlungen des 71. DJT, Bd. II/1, 2017, S. N 52 f。
在欧洲行政诉讼法领域，特别是程序权领域，这种趋同过程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的，可见Kahl, VerwArch 95 (2004), 1 (29 ff., 31 ff.); Sommermann, DÖV 2002, 133 (143)。
欧盟法院近来的裁判特别强调成员国的程序自治：Held, DVBl. 2016, 12 (20 f.) .; Skouris, DVBl. 2016, 937 (941 f.)。
参见《欧盟运行条约》第291条第1款、《环境影响评价指令》第291条第1条第1款和第3款第1句。
除了《环境权利救济法》第4条第1款提到的程序瑕疵外，其他的都是“相对的”程序瑕疵。对于这些瑕疵，具体的因果性要求（根据《行政程序法》第46条）仍然存在；现在，《环境权利救济法》第4条第1a款具有宣示性；对此，可见BT-Drs. 18/5927, 9 f.; BVerwG, NVwZ 2016, 844 Rn. 41 f.; BVerwGE 155, 91 Rn. 36; Keller, NVwZ 2017, 1080 (1082 f.); Ludwigs, NJW 2015, 3484 (3486)。
不同观点，可见脚注130以下。
Keller, NVwZ 2017, 1080 (1081).
在这个方向上，已经有GA Kokott, Schlussantr. in Rs. C-570/13, Rn. 53; dies./Sobotta, DVBl. 2014, 132 (136).
关于以前的：Berkemann, DVBl. 2016, 205，Berkemann在谈到《环境权利救济法》时说到，到目前为止，在欧洲法院“德国人的争吵”有三个回合。也可参见Saurer (Fn. 6), S. 342 ff。
相似趋势，也可参见Meitz, ZUR 2014, 496 (499)。
可见脚注142以下。
EuGH, Rs. C-201/02, Slg. 2004, I-723 Rn. 56 ff. (Wells).
EuGH, Rs. C-420/11, NVwZ 2013, 565 Rn. 32 (Leth).
可见Gärditz, JuS 2009, 385 (390); Greim (Fn. 39), S. 219 ff.; Held, DVBl. 2016, 12 (14); ders., NVwZ 2012, 461 (465)。那些根据个人的功能主观化，不管个人利益是否受到影响，就想承认主观程序权的观点，太过宽泛，例如Kokott (Fn. 171), Rn. 48 ff.; dies./Sobotta, DVBl. 2014, 132 (136)。
VGH BW, NVwZ-RR 2014, 634 Rn. 50; HessVGH, ZUR 2009, 87 (88 ff.); OVG NRW, 29. 8. 2012 �C 2 B 940/12 �C juris, Rn. 53 ff.; Appel, NVwZ 2010, 473 (474); Dolde, NVwZ 2006, 857 (861); Held, DVBl. 2016, 12 (14, 20 ff.); Spieth/Appel, NuR 2009, 312 (315 f.); Wahl/Schütz (Fn. 17), Rn. 214.
为了避免利益者诉讼或者民众诉讼，有必要在人的保护范围方面肯定这种限定性，如OVG NRW, ZUR 2015, 492 (495); Dietz, UPR 2016, 469 (474); Gärditz, NVwZ 2014, 1 (4 f.); Keller, NVwZ 2017, 1080 (1081); Seibert, NVwZ 2013, 1040 (1045); Stüer/Stüer, DVBl. 2014, 1601 (1604); 更为严苛的立场：Greim (Fn. 39), S. 217 ff。根据本文的观点，关键是原告自己的利益（如健康、财产）是否受到侵害且他们是否与项目的影响范围在空间上相关。
OVG NRW, ZUR 2015, 492 (494); Erbguth/Schlacke (Fn. 59), S. 141 f.; Gärditz, JuS 2009, 385 (390); ders. (Fn. 17), § 42 VwGO Rn. 82; Hofmann, Die Verwaltung 50 (2017), 247 (251 f.); Kahl, VerwArch 95 (2004), 1 (26 ff.); Murswiek/Ketterer/Sauer/Wöckel, Die Verwaltung 44 (2011), 235 (250 ff.); Scheidler, NVwZ 2005, 863 (868); Schlacke, ZUR 2006, 360 (362); dies., in: Gärditz (Hrsg.), VwGO, § 4 UmwRG Rn. 42; Schmidt/Kahl/Gärditz (Fn. 1), § 5 Rn. 24, 36; Schoch (Fn. 2), Rn. 172 ff., 312; Steinbeiß-Winkelmann, NJW 2010, 1233 (1235). Vgl. auch bereits BayVGH, NVwZ-RR 2000, 661 (662); OVG Rh.-Pf., NVwZ 2005, 1208 (1210 f.); tendenziell auch OVG NRW, NVwZ-RR 2007, 89 (95 f.).
EuGH, Rs. C-72/12, NVwZ 2014, 49 Rn. 48 (Altrip); vgl. auch a.a.O., Rn. 46, 52, 54; EuGH, Rs. C-240/09, NVwZ 2011, 673 Rn. 47, 50 (Slowakischer Braunbär); Rs. C-570/13, DVBl. 2015, 767 Rn. 40 ff. (Gruber), 在此看到欧盟法院的“折衷”，可见Guckelberger (Fn. 12), S. 170 f。关于Altrip裁判对于环境影响评价瑕疵的司法审查的特殊意义：Böhm, in: Ziekow (Hrsg.), Aktuelle Probleme des Luftverkehrs-, Planfeststellungs- und Umweltrechts 2014, 2015, S. 65 (70 ff., 74 ff.); dies., UPR 2014, 201; Greim, NuR 2014, 81; 对于剩下的不明确之处，也可参见Bunge, NuR 2014, 305。
这些规范作为欧洲化的杠杆：Epiney, EurUP 2017, 96 (97)；一般性的介绍，可见Reimer (Fn. 10), S. 81。
如Gärditz, NVwZ 2014, 1 (3); Gellermann, DVBl. 2013, 1341 (1345); Kahl, JZ 2014, 722 (732); Schoch, VBlBW 2013, 361 (369); Steiger, VerwArch 107 (2016), 497 (521 f.); Ziekow, NuR 2014, 229 (234); ders., NVwZ 2005, 263 (267) (“范式转换”); Schlacke, NVwZ 2014, 11 (16 f.); Ogorek, NVwZ 2010, 401 (402 f.); 一般性地也具有此种倾向，v. Danwitz, DVBl. 1993, 422 (425)。关于主观（公）权利的概念和类型，参见Kluth (Fn. 1), § 43 Rn. 31 ff., 52 ff。
在此意义上，可见Classen, NJW 2016, 2621 (2624); Gärditz (Fn. 134), S. D 83, 85 ff.; ders., EurUP 2015, 196 (198)；保守性的，也可见Fehling, VVDStRL 70 (2011), 280 (309 f., 317 ff., 329); ders. (Fn. 6), Rn. 60 ff., 64 ff., 70（仅在环境法和公共采购法中提升程序的价值，加强程序的正式性）；Stelkens (Fn. 34), EuR Rn. 222。
Saurer (Fn. 6), S. 350 ff.
关于这一趋势，可见Kahl, VerwArch 95 (2004), 1 (8 ff.,19 ff.); Kim, EurUP 2017, 233 (242); Nöhmer, Das Recht auf Anhörung im europäischen Verwaltungsverfahren, 2013, S. 145 ff., 231 ff.; Schmidt-Aßmann (Fn. 2), Kap. 6 Rn. 150; Schoch, in: Schmidt-Aßmann/Hoffmann-Riem (Hrsg.), Strukturen des Europäischen Verwaltungsrechts, 1999, S. 279 (311 ff.); Steiger, VerwArch 107 (2016), 497 (516, 523 f.)。
Pietzcker已经有这样的观点，可见 Pietzcker, FS Maurer, 2001, S. 695 (702 ff.)。
Saurer已经明确提及了这种关联，可见Saurer (Fn. 6), S. 382 ff。
BVerwGE 105, 348 (353 f.); Guckelberger (Fn. 12), S. 161, 167; Schemmer, in: Bader/Ronellenfitsch (Hrsg.), VwVfG, 2. Aufl. 2016, § 46 Rn. 26; Schwerdtfeger (Fn. 103), S. 87.
例如Gärditz, NVwZ 2014, 1 (3 f.); ders. (Fn. 17), § 42 Abs. 2 VwGO Rn. 354; Kahl, JZ 2014, 722 (731 f.)。
即使对《联邦行政程序法》第46条进行既注重文义，又符合欧盟法和宪法的（限制性）解释（EuGH, Rs. C-137/14, NVwZ 2015, 1665 Rn. 55 ff. [Kommission/Deutschland]; Bredemeier [Fn. 89], S. 313 ff., 368 ff.; Gärditz, NVwZ 2014, 1 ; Ludwigs, NJW 2015, 3484 [3486]; Kment/Lorenz, EurUP 2016, 47 [48 f., 53 f.]），其结果（特别是在行政机关具有判断余地的情况下）也将是，在绝大多数绝对程序瑕疵的情况下，绝对程序瑕疵具有重要性，以此会给予撤销请求权。
一般性介绍，可见Schmidt-Aßmann/Schenk, in: Schoch/Schneider/Bier (Hrsg.), VwGO, Stand: Okt. 2016, Einleitung Rn. 181 ff。
Brenner, Der Gestaltungsauftrag der Verwaltung i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1996, S. 407 ff.; Neidhardt, Nationale Rechtsinstitute als Bausteine europäischen Verwaltungsrechts, 2008, S. 86 ff., 170 ff.; Kment也具有这种倾向，Kment, UPR 2013, 41 (44 f.)。
Gärditz (Fn. 134), S. D 79 ff.; Ludwigs, Die Verwaltung 44 (2011), 41 (68); Schoch, NVwZ 1999, 457 (466); Stelkens (Fn. 34), EuR Rn. 220, 222, 225.
对规范授权理论的基础性介绍，可见Schmidt-Aßmann (Fn. 154), Art. 19 Abs. 4 GG Rn. 185 ff。从《基本法》第19条第4款第1句中得出的全面司法审查的实质原则，可见BVerwGE 94, 107 (109); 106, 263 (266 f.); Schmidt-Aßmann, a.a.O., Rn. 181 ff.；不同观点，可见Eifert, ZJS 2008, 336 (337)。
有关降低审查密度的不同程度，可见Franzius, DVBl. 2014, 543 (550); Kahl, Die Verwaltung 42 (2009), 463 (474); ders., VerwArch 95 (2004), 1 (32 f.); Kokott, Die Verwaltung 31 (1998), 335 (368 f.); Nöhmer (Fn. 186), S. 329 f.; Saurer (Fn. 6), S. 385 f.; Schoch (Fn. 186), S. 311 f.; Schröder, Gesetzesbindung des Richters und Rechtsweggarantie im Mehrebenensystem, 2010, S. 264; Wegener, JZ 2016, 829 (832)。不同观点，Gärditz (Fn. 134), S. D 83 f.; Rennert, DVBl. 2015, 793 (798); Schlacke, NVwZ 2014, 11 (18); Stelkens (Fn. 34), EuR Rn. 220, 225。
Wahl, in: Schoch/Schneider/Bier (Hrsg.), VwGO, Stand: Okt. 2016, Vorb. § 42 Abs.2 Rn. 128，Rennert是在正当化的视角下进行考察的，Rennert, DVBl. 2015, 793 (799 ff.), Rn. 128 (vgl. auch a.a.O., Rn. 3); 此外ders., NVwZ 1991, 409 (418); Saurer, Der Einzelne im europäischen Verwaltungsrecht, 2015, S. 380 ff. (“沟通管道系统”); Schmidt-Aßmann, VBlBW 2000, 45 (51); ders., DVBl. 1997, 281 (285 f.); Sparwasser, in: GfU (Hrsg.), Umweltrecht im Wandel, 2001, S. 1017 (1035); Gärditz (Fn. 134), S. D 19 f., D 73; 关于行政程序和法院程序在功能上的关联，可见Siegel, ZUR 2017, 451 (451 f.)。 作者简介：沃尔夫冈・卡尔（Wolfgang Kahl），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法学院院长，德国和欧洲行政法研究所所长。 译者简介：王世杰，法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 文章来源：章剑生主编：《公法研究》第23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 发布时间：2024/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