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饥荒的发生是否必然由粮食短缺而引起？或者反过来，粮食的短缺是否将不可避免地引发一场饥荒，而在重新获得足够粮食供给之前，人们将不得不面对灾难而束手无策？也就是说，人口与粮食之间的关系是否仅仅取决于两者绝对数字上的平衡，如果通过计算而得到的人均食粮难以满足其需要，灾难是否就将不可避免？

笔者认为，上述问题的结论并不是确定而唯一的，饥荒的恶果是否出现不仅仅与粮食的供应有关，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拥有一套相对完整、透明的民主决策与信息传递机制同样是决定因素之一，后者的存在有助于将有限的食品在人口中加以短期调剂，并帮助人们树立信心以渡过难关，从而避免饥荒的发生或阻止其进一步扩大。

一、对粮食与人口平衡关系的重新认识

本文需要首先反对的是那些从粮食与人口之间的机械平衡出发来看待饥荒的论调，以及由这些论调所当然导致的悲观主义――认为普遍地实现人口与粮食之间的良好平衡只能被视为一种理想，起码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之内必将如此。事实上，就我国范围内而言，关键的问题已经发生了转变，即在总量上保证足够的食品供给这一目标已经实现，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如何更好地实现对食品的分配，从而满足每一个人的起码需要。

需要注意的是，一场饥荒的真正起因并不仅仅是简单的粮食供应不足，往往在于部分人口被迫失去了换取足够食品所有权的经济权益，而这种丧失又没有得到及时、适当的恢复，单纯的粮食产量下降实际上很难导致一场饥荒的发生――即便发生了，也完全可以及时地得到拯救。

导致一部分人丧失换取足够食品的经济权益的原因不一而足，一部分人的失业无疑是最有可能引发灾难的原因；而在没有发生大规模失业的时候，一部分人所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相对于粮食的交换价格发生了下降，也有可能导致其生活状况的急剧恶化并陷入饥荒之中；即使是在较好地拥有着工作的人群当中，由于其他社会群体购买能力的迅速提高而引起的粮价上涨，同样可以使得他们丧失获得足够食品的机会――对于这些情况，经验事实的说明力是勿庸置疑的。

而对于业已发生的饥荒的防止与赈济，实现跨区域的食品调节与本区域内更加平均的食品分配计划将是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而在较短的时间之内或者在外部条件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后一种解决方案显得尤为重要。

一个地区试图获得跨区域的粮食供给，必须以实现本区域的经营多样化与经济的全面增长作为前提，不难明白，正是这些条件使得该地区的人获得了用于跨区域食品购买的经济前提，就像那些工业化程度较高而农业生产相对萎缩的国家所做的那样――在亚洲，它们的典型是韩国与新加坡――这些国家的耕地面积与粮食产量极其有限，但其人民却仍然过着富足的生活，享受丰富的食品供给。

而在本区域之内实现更加合理的（或者是更加平均的）食品分配，关键在于为那些处在危险边缘的人恢复其业已失去或者严重受损的经济条件――诸如紧急的就业，尽管这时候他们所得到的工作往往是低报酬的，甚至只是临时的，但足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完成这一切――包括域外供给和域内再分配――都需要一种民主的公共决策与信息传递机制作为支撑。仅仅是在察觉一场饥荒的形成与萌芽上，民主运作的体制就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工作往往可以由高透明度的媒体、理性而健康的政治反对派所完成。而身处民主体制之下的统治当局由于背负着舆论的压力和面临着随时下台的危险，将不得不竭尽所能地为那些失去经济权益的人谋求及时的补救，以便恢复其对于食品的购买力。

上述的分析结果无疑足以反对那些悲观主义者的论调，即担忧粮食的供给不能普遍地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从而在粮食突然短缺的时候将不可避免地陷入饥荒之中的“悲观主义”，但正由于这一结论的得出，使得我们在运用这一结论衡诸现实的时候不得不产生一种新的担忧。民主机制在防止爆发性危机中的不可替代性，使我们不得不担心：由于在诸多广泛的领域中，民主的公共决策与信息传递机制尚付阙如，当足以导致一场饥荒发生的条件在我们国家的某个区域中渐次形成的时候，我们对于它的觉察、防止以至救助都将可能因此而变得难以奏效。这样的担心来源于当前的现实，且正是建立在对民主机制工具性价值的肯定之上，对此，或许可以称之为一种新的、基于现实的“悲观主义”论调。

通过笔者所知悉的几个例子中，本文试图得到这样的一种认识，即尽管自由与民主在防治一场爆发性危机中的作用是无法被替代的，然而其发挥作用的条件却无疑是受到多方限制的――事实上我们也从未宣称民主的公共决策与信息传递机制是无所不能的。在此之后，通过对某些在晚近发生的例子，我希望可以为这种基于现实的“悲观主义”找到一点经验上的论据――尽管我的悲观并非是绝对和彻底的。

二、对个案的剖析―― 发生在20世纪40―70年代的几个例子

我所提供的经验事实来源于地处广东省东南沿海地带的粤东地区，这一地区由于其历史上的行政区划往往以潮州与汕头两地作为行政中心，从而在通常上被称为“潮汕”地区――为下文所援引的事例，即是上一个世纪40―70年代近三十年间，实际发生于这一地区的、三次具有相当规模的饥荒。

在这一历史上饥馑频仍的地区，造成灾难的最初原因几乎无一例外与当地的自然条件有着密切的关联。指责这一地区的自然环境过于恶劣会被当然地认为缺乏根据，事实上这一地区多年来保持着全国的最高粮食单产，甚至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近三十年时间里，广东省境内近一半地区的地方农业领导人均需从这一地区借调――但正是在这段时间里，该地区便发生了两次严重的饥荒。

诚然，四季温润的气候、河汊棋布的平原以及一年三熟的收成足以使每一个拥有足够土地的农民享受富足的生活，不幸的是这一条件在该地区并没有被满足。正是由于这一地区土地的丰腴，在几百年的历史中吸引了大量的来自于福建（或者途经福建）的移民，而这些移民居高不下的生育率使得粤东地区的人口长时间以来持续着惊人的增长――被迫迁徙的人群往往也被迫用高生育率来维持家族的繁衍――直到目前，这里仍然是中国实行强制计划生育的人口政策最不彻底的地区之一。

在今天，近一万平方公里面积的潮汕平原已经承载了1500多万人口――如果加上已经移民海外的等量人口（该地区移民及其后裔占据着全球华侨总数量的四分之一），这个数字应该在3000万以上。据悉，该区域中的潮阳、普宁两县（县级市）人口均已经超过了200万――必须承认这个数字部分来源于外来人口的增长，据了解，普宁县在1986年的人口数量仅为160万，即使以当地畸高的生育率增长与较为庞大的人口基数，也很难在16年的时间里生育40万人口。在人口达到250多万的潮阳县，人均农业人口的耕地面积已经下降到0.1亩以下，在该县人口最为密集的国道324线沿线地区，有数个乡镇的人口已经超过了20万，这些农村的人口密度甚至高于我国北方地区的许多中小城市。即使是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如此的人口数字仍然是骇人听闻的。

由于人口与粮食比例的严重失调――这种失调在一个更加广阔的区域内并无更多意义，而在存在着有效外部供给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在粤东平原，由于毗邻的闽南地区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同样面临着人多地少的威胁（只不过没有该地区严重而已），而北部的客家地区则土地相对贫瘠，这一地区的外部粮食供给只能依赖于更加遥远的赣中地区（江西省的吉安地区以及赣州地区北部的产粮区）。即使外部的粮食供给存在可能，这一地区的居民用于取得食品的经济条件也相当薄弱，其来源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所列举的几个方面：侨居海外（主要是东南亚地区）的亲友的接济；到沿海一带从事走私（走私的主要对象是食盐，此外还包括一些布匹等日常生活用品）；非法种植罂粟以换取收入（在上个世纪20年代广州国民政府“二次东征”成功进入该地区之前，这是该地区相当部分农业人口实现种植多样化的主要方式）。而笔者所了解到的最为极端的方式则发生在一个建有内河航运码头的小镇上，在新中国建立之前，那里的许多居民依靠劫掠那些来往于客家地区与汕头港之间的商船为生。

这种从域外获取的粮食供给是很不充分的，原因在于这个地区的居民通过种种方式，仍然难以获得足够的资源（主要是金钱）用于从外地购买粮食，也就是说即使一种勉强的、脆弱的平衡在这里都没有被长时间地建立起来，而一旦周围的条件发生了变化（诸如自然灾害的到来），饥荒很容易地就会袭击这个地方。

第一次大规模的饥荒发生于1941年―1942年，由于1941年的大旱（旱灾在粤东地区确实罕见，但绝非没有）导致粮食歉收，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切断了人们与侨居东南亚的亲友之间的联系，毗邻的闽南地区与珠三角地区相继沦陷引起了物价的飞涨，人们不得不开始逃荒――由于沿海的沦陷，逃荒的主要方向只剩下了路途遥远的赣中、赣南地区，对于当时的交通状况而言，这是一段漫长的距离。这次饥荒的结果是造成了许多人在逃荒的道路上饿毙――尽管成功到达目的地的人口在绝对数量上并不算少，直至2000年笔者对地处赣中的吉安地区的某次探访中，甚至在当地发现了一些完全使用着潮汕方言的村落，其聚居者逾500人。

第二次饥荒则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大跃进”运动所引发的，正如多数学者对这一灾难性事件的描述那样，由于遍及全国大多数地区的自然灾害，更重要的是由于席卷全国上下的一场“浮夸风”使得没有人敢于揭露糟糕的事实――相反，许多人为了掩盖这一事实，变本加厉地夸大了早已存在的谎言，而这些行径在当时并没有被足够强大的反对力量所制止。在粤东地区，这一场灾难甚至比20年前所发生的更加严重，尽管粮食歉收所带来的后果直到1961年的春天才开始严重地显现出来，但由于灾难席卷了全国而导致饿殍遍野，加上新的政权对于户口的严格管制，人们甚至连逃荒的机会都没有得到。

最近一次大规模的则灾难发生在“文革”期间的1970年，进入当年夏天以来，粤东地区连续普降暴雨，终于在当年9月15日导致了位于与客家地区交界处的山区水库连续决口，顺流而下的洪水冲刷了潮汕平原的西半部，持续多日的水灾不仅卷走了人们的大部分财产，同时使得绝大部分农田失去了当年下半年的收成。在水灾过后，地方当局官员竟然对外声称拒绝一切来自外部的援助，而试图通过自救使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得到恢复――笔者只能猜测这样离奇的举措与官员们的政绩，以及当时独特的政治氛围有着莫大的干系。结果不难想见，水灾过后的饥荒比洪水本身夺走了更多的生命。

从事实的描述中不难看到，引发这三次饥荒的原因是不尽相同的，在与前文有关人口与粮食平衡的新观点，包括避免灾害发生以及灾害发生之后的赈济措施等等――进行了简单的印证之后，笔者所得到的认识可以大致地被表述如下：

首先，对于实现跨区域食品供给的条件而言，除了本区域的居民具有足够的支付能力之外，一个畅通的货物流通渠道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结论似乎显得过于简单，实际上，在一个地区引发一场爆发性危机的因素，常常同时引起了这一地区对外来往的不便，在这样的情况下考虑流通渠道的问题就不仅仅只对于某些特例具有意义。正如40年代发生在粤东地区的那场饥荒一样，战争除了与干旱一道成为引发灾难的原因之外，还阻断了该地区与外界的正常物品交流，从而使得从外部输入食品变得没有可能。不仅仅是战争，由瘟疫、暴动、罢工以及某些持续时间较长的自然灾害所引发的危机也往往伴有同样的后果，这一结论刚刚被最新的事实所证明，2003年初由非典型肺炎所引发的危机曾经一度引起疫区物资供应的紧张，并导致了短暂的食品物价飞涨。而随时保持这种畅通的食品供应渠道，需要政府与公民的共同警觉及相互间及时的信息沟通，仅仅依靠官僚机制的运作将难以及时对最新的情事变化做出适当反应。

其次，民主机制对于发觉、防止与拯救一场饥荒的作用得到了很好的验证。对于粤东地区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所发生的两次灾难，都与民主、透明的公共决策与信息传递机制在整个国家的付之阙如有着莫大的关系，这样的结果不得不让人既哀且怒。在一个缺乏起码民主制度的时代里，官员们可以毫无原则地向他的上司描述着与灾难性事实完全相反的东西，也可以把数百万人的生命作为赌注进行一场名为“生产自救”的游戏。则对于个体自由价值的尊重，以及基于这种尊重而建立的使公众自由表达其意愿、从而形成民意的渠道，在一场突发性灾难到来的前后所能发挥的作用已至为明显。2003年初，在非典型肺炎发生与防治初期所出现的公众极度恐慌与流言迅速传播的情况，同样与透明、通畅的信息传递途径的缺失有着直接关系。

最后，从上面的事实中所能得到的最重要结论在于：试图通过食品在饥荒地区内部更加合理的分配来拯救一场灾难，并不能当然地获得成功――即使当局竭尽所能，试图恢复一部分人业已失去的用于获得粮食的经济权益，在这样的努力下，理想的结果也并不会当然发生，决定这种举措能否获得成功的另一要素是对灾难的理性预期。

试图恢复一部分人的购买能力以实现对食品重新分配的计划，其顺利启动必须以人们对于饥荒的发展进程有着起码的理性预期为前提，也就是说，对于正在发生着的灾难，人们对于它的结束与可能带来的危害程度必须有着最起码的认识，否则所有人都将满足于最基本的自给生活而尽可能吝啬地使用着自己手中的全部经济资源。1970年发生在粤东地区的那场饥荒中，所谓的“生产自救”之所以难以奏效，根本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明确地拒绝了外部援助之后，没有多少人对灾后恢复的速度与程度抱有信心，所有人都固守着手中仅有的经济资源，愿意在低水平自给的情况下坚持度过灾期；而地方当局能够用于公共工程支出的资金在数字上是极其可怜的，则难以保证最为穷困的受灾人口恢复其获得粮食的经济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存在着相对良好的食品再分配机制恐怕也将无法发挥作用，再充分的讨论与信息沟通也很难使人们计算出手中持有多少粮食才足以度过灾年，甚至没有人知道更加平均地分配粮食到底是使得更过的人获救，还是反过来导致更多的人陷入灾难之中。正因为如此，在考虑重新分配食品以便重建一部分人的经济基础之前，对于饥荒的理性预见（不一定是十分确切的）显示出关键的作用。而这种预期的获得及其为公众所接受，则绝非仅仅依靠政府的专断而能够得到。

三、当饥荒可能再次爆发的时候――对当前现实并不乐观的分析

上文中提到，正是基于民主决策与信息自由流通在解决一场爆发性危机中至关重要的作用，使得我们在面对周围现实的时候，不得不常常流露出悲观的情绪，事实已如上文所言，民主机制在许多领域的迟迟难以健全，已经无数次引发或者加重了发生在我们国家的灾难，正如它在上面的例子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

尽管在前文所考察的经验事实当中，离我们最近的事情也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然而，当我们比较这三十年间发生在我们国家公共决策与信息传递机制上的变化时，所得到的结论实在很难令人感到乐观，仅仅是因为经济条件上的明显改观，使得在全国范围或者某一区域内发生一场爆发性饥荒的可能性被大大降低了，从而使得潜在的危险得以被暂时地掩盖了起来而已。

尽管笔者承认自己尚不具备足够的能力将这些潜在的危险一一揭示出来，但由于这种危机的广泛潜在，使得当我们试图在其中寻找某个典型用于说明问题的时候，显得并不十分困难。在笔者看来，横亘在中国城乡之间与大大小小各行政区域之间的户籍隔离便极有可能成为一场潜在的灾难的最大诱因，由于户籍管制的消极作用，已经在中国的几乎每一个城市当中人为地制造了许多公民之间的等差。

这种情况在广东省的深圳市有着最好的例证，120万户籍人口、近300万非户籍常住人口以及300万流动人口，这样的等级划分为这个城市里的大多数人所认同，并在日常的实际生活中被极其鲜明地区分着，而现实中这三种不同的人群在整体发展状况上的差别也非常明显。在绝大多数户籍人口享受着接近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市民生活时，另外两个群体中的相当部分人则刚刚能够勉强维持自己相对体面的生活，而起码的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并没有惠及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不难想象，当类似于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那样的突发性事件波及这个城市的时候，大量无法得到可预期的失业救济的人群将难以继续接下去的生活，就像某些东南亚国家在这场灾难中的受害者一样――事实上，1997年的金融风波确实给这个城市及其周围地区带来过轻微的影响，当时便曾经迫使广东省政府在此后数年的春节前后，宣布禁止没有固定工作的外来人员入境长达数月之久。户籍管制所形成的社会不合理分层造就了一批“落在最后的人”，而这些人恰恰最有可能成为被饥荒的“魔鬼”袭击的对象。

另外一个新近发生的例子也可以对这个问题做出一点说明，发生在7年前的台海危机引发了我国军方的一场大规模军事演习，成为演习重点区域之一的东南沿海某近陆岛屿被军方封锁。长期以捕捞海产为生的大部分岛上居民被迫中断了工作，并在接下来的整个渔季里，由于近海海域受到大量爆炸物的污染而失去大部分的收获――渔民们的船只并不足以帮助他们实现远洋作业。由于地方当局对这种情况的漠然态度，受到损害的渔民们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补偿，其微弱的声音也无法通过适当的渠道得以上传。而为了获取必要的食品，许多人被迫耗费了家庭的大部分积蓄，甚至不得不依靠借贷度过了那段艰难时节。跳出具体的事件本身转到更加普遍的现实，我们便可以发现当一场突如其来的饥馑在我们国家某个区域之内发生的时候，并不是每一个地区的居民都像这个岛屿上的渔民一样拥有足够的积蓄或者有着足够的资金来源以供借贷。

由此可以看到，一场突入其来的粮食危机并不仅仅因为食品总量上的富足就能够被绝对地避免，而粮食总量的不足也并不必然引发饥荒。防范与赈济饥荒的途径并不仅仅在于粮食供给的增加，而在于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公共决策与信息传递机制，以便在困难发生的时候迅速地预见灾难的进程并说服公众接受这种预期，同时创造条件为身处底层的人口恢复其起码的经济能力，从而迅速消弭随时可能到来的灾难事件与社会动荡。

笔者所以反过来声称自己的悲观论调并非绝对，是由于来源于现实的悲观态度总可以因为现实的改变而逐渐消弭，应该承认，在今天我们仍然有理由对一个人民更加自由、民主更加健全的中国寄与期待。而在当前时期，尤以2003年春夏之交我国所经历的一场非典型肺炎危机以来，有关这一问题若干制度的更新无疑正出于一个紧密而繁忙的运作过程当中，这样的历史时期或可称之为一个“过渡时代”。而梁启超先生在他的政论名篇《过渡时代论》中曾写下诗句以形容历史上每一“过渡时代”的普遍特征，梁先生对此做出如此形容――“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是语深为笔者所认同，或可借以为本文做结。

文章来源：明德公法网 发布时间：2007/1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