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国家与宪法是德意志国家法传统中一组既关键又棘手的概念。[1]在德国，关于它们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争论已旷日持久。时至今日，这一主题仍引发着某些原则性的分歧。[2]实在宪法是否需要国家理论？从现有广泛且丰富的理论基础（Theoriefundus）来看，这是个近乎狂妄的问题，且往往趋向于得到肯定的回答。这也是德国学界拥有诸多国家理论，而缺乏宪法理论的结果。[3]

不过，该设问本身就已提出了一个棘手的界定问题（Abgrenzungsprobleme）。而这也正是该主题一直以来的魅力所在。为此，两组对立概念（Gegensatzpaare）有待解释：一者为宪法与国家的关系，一者为法（Recht）与理论的关系。法需要一种理论吗？以及实在宪法所需要的理论该当是国家理论吗？这些问题在实证法（positives Recht）与超实证层面（überpositive Bezugsebene）之间的关系中存在争议。如果将实证层面与超实证层面理解为法效力的不同形式，那么这种关系就可以被表述为现行法的问题（Problem des geltenden Rechts）。宪法与国家的关系引出了国家概念的增值（Mehrwert），从而实质上丰富了宪法。宪法与国家二要素成为整体的一部分，但两者在规范层级（Normhöhe）与效力（Geltungskraft）方面存在差异。

如果不对这其赋予任何法效力，则这种关系将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解，并呈现为现行法层面与法之理论反思层面（Ebene der theoretischen Reflektion des Rechts）的差异。正因现行法或者作为法规范（法律/宪法规范），与规范适用命令（Normanwendungsbefehl）及其适用依据有关（即在规范上受限制）；或者作为个案决定（判决/行政行为），与决定性的事实存在关联（即在事实上受到限制），故而，法所需要的是，既不质疑其普遍、抽象的效力，也不质疑其与个案相关的适用，同时又将两者作为讨论（Erörterung）与审查（Überprüfung）对象的理论。因此，实在宪法的理论一方面必须超越现行法及其适用问题，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它们，否则它就不再是实在宪法理论，而是一般法理论（allgemeine Rechtstheorie）了。我们由此被指向一个实体法（materielles Recht）的问题，该问题同时标志着法实践（Rechtspraxis）与法科学（Rechtswissenschaft）的边界。法实践仅限于现行有效的制定法及其在个案中的适用，而法科学还须以超出这一界限的反思为主题。

宪法与国家的关系将这两个次级问题（Teilfragen）联系在了一起，因为无论是宪法概念抑或是国家概念既不能明确被归于现行法层面，也不能被明确归于从现行法中抽象出来的理论反思层面。换言之，宪法既可以被理解为现行宪法（《基本法》），也可以被理解为成文宪法之上的某种增值。卡尔·施米特关于宪法与宪法律（Verfassungsrecht und Verfassungsgesetz）的二分，[4]或者鲁道夫·斯门德关于宪法与实在宪法（Verfassung und Verfassungsrecht）的区别[5]在内容上扩展了宪法概念，将其超越于实定范围之外。宪法概念不仅能统一实体法之间的相互衔接，而且能统一科学理论形成（wissenschaftlicher Theoriebildung）与实践规范实施（praktischem Normvollzug）边界的共识。

国家的概念也可以从两方面来表述。它既可以被定义及法律化（verrechtlicht）为法秩序的一部分；也可以被理解为法秩序的前提，在后一种意义上，国家概念就不再由法律描述，而是必须引入法外的要素。在德意志传统中，国家和宪法概念从来都是模糊不清的，并且存在内容争议。它们同时具有强制性与绝对性特征。它们所要求的权威性与客观性，一方面与确定这些概念的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的众多尝试存在一定的矛盾，但另一方面也解释了为何这两个概念的范畴作为规范论据仍然具有吸引力。

即便是相关术语（Begrifflichkeit）在德意志传统中并不统一，并且多年来一直是被激烈争论的主题。在此无须对它们进行追溯或者澄清。本文的目的更为谦抑，即在宪法概念与国家概念这一组对立概念的范畴内讨论法与理论的关系。最初的问题意识是:宪法需要国家理论吗? 这一问题也可以重新表述为：相比于宪法，国家这个概念是否包含了能够丰富前者内涵的实质增值? 国家这个概念在规范上可提供哪些宪法概念所不能提供的东西？这种差异是否可以通过一种理论进行富有成效地证明并进行合乎科学的处理？这种理论又是否是一种国家理论，抑或应当作出不同的构想？

二、回顾：国家理论取得了什么成就？

我们是否需要宪法的国家理论，取决于迄今为止国家理论为宪法所作出的贡献的评价。只有当国家理论的贡献能力（Leistungsfähigkeit）在时至今日的学科发展中得到证明时，未来诉诸该理论才是值得的。对此，以下三种评价标准可供参考：国家概念的定义、方法的定义以及国家理论目的（Zweck）的定义。换言之，即追问国家理论的对象（Gegenstand）、方法与目标（Ziel）是什么？

（一）国家理论中的对象争议（Gegenstandskontroversen）

关于国家概念的争议源远流长，并主要呈现为内容与方法的争议。在德国，国家概念一直具有模糊不清的双重内涵：一方面，国家被视作一个真正的（国际法上，作为法律主体，作为归因点的）法学范畴（juristische Kategorie）；另一方面，它又被理解为一种社会科学范畴（geistwissenschaftliche Kategorie），包含社会、历史、哲学、经济等方面。用现代德语修辞来说，国家概念在此被作为一个“跨学科的桥梁概念”。“国家”既是一个法学概念，也是一个超越其上的（hinausreichenden）概念。国家被作为认知对象（Erkenntnisgegenstand）的双重属性至今仍可在格尔奥格·耶利内克国家双面理论（Zwei-Seiten Theorie des Staates）中找到其经典的表现形式，例如1900年出版的《一般国家学》中就有此表述。[6]耶氏在这一著作中将国家既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又作为一种宪法现象。尽管它们之间相互关联，但仍须在方法论上加以区分。在耶氏看来，同一对象应当运用不同方法进行认识。这也是为什么耶利内克式国家学至今仍能成为德国几乎所有国家理论共同起点的原因：耶利内克既满足了方法论上的分化（Ausdifferenzierung）需求，也满足了对象上的去分化（Entdifferenzierung）与统一构成（Einheitsbildung）的需求。[7]他坚持统一的国家概念，同时在方法上有所区别。通过这种方式，耶利内克符合了德意志对待国家概念的态度：即这一概念既是规范建构的产物，又是事实描述的结果。由此，国家被表述为了一种状态与一种理念；它既是社会现实又是理念体系；它既属于实然范畴，又属于应然范畴。国家理论的魅力通常源自以下事实：即其能够在应然与实然层面相互交织，使得国家法学能够将国家观念升格为法学的研究对象，并赋予其规范效力。国家理论既满足了法的超实证的充实与保障的需要，又满足了法的描述性社会再联结（Rückbindung）的需要。它承诺在不超越法学或进入政治学层面的情况下克服法科学的学科与认识论的界限。不过，国家理论服务于法学上规范与事实要素的充实，超然于一种纯粹的实在宪法上的探讨。汉斯·凯尔森这样描述这一过程：国家作为一种区别且独立于法的存在，同时又被界定为一种法的存在。[8]

此种原则上兼具法学与社会学属性、描述性（Deskription）与规定性（Präskription）特征的国家概念的双重性质，一方面使这一概念具有了吸引力，另一方面则引起了长期的争议以及显而易见、不可调和的内容与方法论上的龃龉。根据耶利内克的观点，国家理论家们亦可尝试将国家概念消解为单一的法学或者社会学概念。国家可以在汉斯·凯尔森的语境中，意味着与法秩序相一致的国家组织；或者在赫尔曼·黑勒的语境中，包含作为现实科学的整个共同体。[9]所有其他的见解或多或少地标示着这两个极点的中间谱系。

因此，德意志国家理论没有发展出统一的国家概念。鉴于与国家概念相关的前提与预期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一个统一的国家概念仍然仅是一种期待。无论如何，与法兰西传统相反，[10]在过去的100年里，德意志国家理论并未就国家的对象达成一致。作为概念的国家既不能归入一门学科，也不能归入一种具体的方法论。在法律、历史、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协奏中，国家在对象和方法上仍是分散的。

（二）国家理论中的方法争议（Methodenkontroversen）

方法争议是认识对象与认识过程之间复杂关系的表现。一直以来的争议在于，究竟是先存在科学发现的认识对象，并根据对象的需求适配方法，抑或是相反，即方法首先建构了认识的对象。国家概念是此种方法论的基础争议（Grundsatzkontroverse）之一：一种观点基于统一的国家概念，对这种国家概念的整体理解需要方法多元主义（Methodenpluralismus）。另一种观点则倒置了这些前提，并宣称获得专业的方法是开展对象认知的先决条件。囿于整体性的认知难以通过科学的方法达到，故而不应将其作为认知的目标。根据这一观点，通过增加不同认知面向来实现对概念的整体把握不具可能性，而且出于科学认知的有限性等理由，也不值得追求。

因此，在国家概念上缺乏共识，首先是基础方法与认识论存在分歧的结果，其中黑勒与凯尔森分别代表了两种典型。与此同时，共识的缺乏也是将十分不同的预期强加给国家概念的结果。人们期待通过国家这种范畴或对象来处理实在宪法所无法处理的议题。国家不仅在方法论的基本分歧问题上占有一席之地，也是使实质的、意识形态的核心前理解被具体化为客观标准，且产生普遍约束力之处。基于此，国家理论在内容与方法上没有达成共识也就不足为奇了。它的贡献在于知识的丰富、主题的拓展以及方法论冲突的更新。[11]我们关于宪法是否需要国家理论的疑问，须以更为明晰的对象与方法上的参照系为前提。如果在此基础上已经存在明显无法解决的意见分歧，那么通过国家理论将这些基础争议纳入宪法便不是一种合理的方法。

（三）国家理论的目标（Ziele）与意义（Zwecke）

国家理论既不能从对象也不能从方法上进行理解——事实上，开放性正是其特殊魅力所在，为此，或可尝试保持国家概念的可替代性，并从补充性视角来界定它。那么，哪些真实或假定的实在宪法的“赤字”（Defiziten des Verfassungsrechts）助长了对于国家理论的需求呢？下文将重点介绍国家概念的各种补充功能：[12]

1．国家概念作为愿望概念（Aspirationsbegriff）

德国作为国家是一个错综复杂（verzwicktes）的现象。在德国，国家很少作为一个统一体而存在。长期以来，德国的领土秩序一直被称为帝国（Reich）而非国家（Staat）。[13]它通常也与宪法秩序所建立的国家政权（Staatlichkeit）不相一致。在1871年前，德国只是一个文化理念（kulturelle Idee），并非政治现实（politische Wirklichkeit）。即使到了1871年后，也只有“小德意志方案”（klein-deutsche-Lösung）得以实现。奥地利则一直被留在德意志的疆域之外，1918年后两者合并的意愿也遭致反对。[14]从1949年（狭义上1966/69）到1990年，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的关系适用于“一个民族中的两个国家”[15]的措辞——而奥地利则在表述上（terminologisch）被排除于德意志民族之外，尽管这是开放的。无论如何，历史的经验表明，在德国，国家不仅仅是各自既定的国家政权。甚至，宪法规定的领土范围也与其不相符合。直到1990年，德国才首次成为一个民族国家。

国家概念在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往复交替（Changieren）反映了长期以来德国的政治—历史形势。在德国，“国家”所追求的从来就不止于宪法上的领土范围。它代表了与其规范现实不相一致的文化认同。基于此，国家被赋予了既不存在于政治上亦不存在于规范上的统一思想的任务。在德国，就像法国那样，国家与统一的设想相联结，但与后者不同的是，此种统一仅仅停留在理念层面，而非现实。换言之，德国国家理论传统中的国家概念，其目的在于使宪法上未实现的愿望变得具象化，并将其作为科学的主题进行阐释。它实现了超越宪法断裂的一贯性，并在超越宪法的成就之外的秩序形成具备稳定性。从概念上讲，国家在德国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重要的意义，是因为它将从未实现的愿望从思想领域移植到了现实领域，并承诺将应然原理锚定在实然之中。因此，国家学过去与现在始终是德国的特色。[16]国际上并不存在与之兼容的概念。而且，德语中的“国家法”（Staatsrecht）也难以翻译：它在其他法秩序中基本上被称为宪法，而非国家法。总之，作为愿望概念的国家在功能上描述了自1990年业已完成的典型的德国特征。

2. 国家概念作为消解概念（Verlustbegriff）

国家概念的第二个目的可以从其被消解、限缩与演变等方面的判断功能中识别出来。国家概念不仅包括了连续性，也包括了不连续性。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家概念建立在完全相异的消解判断（Verlustdiagnose）的基础上。[17]此处也显示了，国家是如何相对于法秩序呈现为实质增值的；这一点在“国家作为道德国家”的表述中尤为明显。[18]

（1）之所以使用作为消解概念的国家概念，是为了提醒人们需要考虑实在宪法所不能预设的内容基础。它们呈现在对于国家任务学说以及国家目的的强调中。[19]这一国家概念的内涵与民主原则相矛盾，后者将实体标准的确立留给宪法形成的政治程序。民主有责任通过法律确定国家的任务。将国家任务纳入宪法，不仅限制了民主在个案中的形成余地（Gestaltungsspielraum），[20]而且也将民主整体置于国家的实质保留之下。基于此，宪法规范中民主原则决定法规内容并由此明确公权力任务的职能，变成了国家理论上对于先在的实质基本决定的复描。这不仅使民主基本决定受到基本权利干预的消极标准的制约，而且也可根据积极标准对其进行审查。如此一来，未实现的政治目标都能突然地被合法提出。作为客观基本权利学说的要素，基本权利保护义务的教义学是使国家任务学说永久化，同时将其锚定在宪法上的最新尝试，也就是固定在从主观防御权转变为积极的给付义务与客观法的行为标准的基本权利中。[21]

（2）作为被消解的概念，国家概念提示人们不要将法学研究限制在联邦宪法法院所预设的主题上。联邦宪法法院是德意志国家法所确立的新机构，其权力扩张在国际上也尚无先例。[22]该机构的核心意义导致了其判例的规定密度常常使诉诸理论成为多余。在《基本法》之下，德意志国家法学从一开始就自然地集中于对新宪法的解释，并不得不将解释权（Interpretationshoheit）授予新的宪法管辖机构。由此，对宪法法院判例的评论与批判在宪法学的日常工作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几乎没有时间留给进一步的理论论述，并且实践中也几乎不存在对理论的需求。宪法案件可裁判性（die Verfassungsgerichtsbarkeit）的出现改变了宪法关系，当前它以司法形式（Gerichtsförmigen）为中心。[23]对于当下的国家学而言，它的任务不是建立一个庞大的宪法理论框架，而是对宪法判例的体系化与评论。[24]如果理论阐释要被接受并讨论，则其需要援引原则上只能由宪法法院作出裁决的判例。通过援引判例，理论阐释失去了其原理性特征；对此，它只具有个案上的具体意义。法科学通过宪法法院制度参与到了宪法学的繁荣发展之中。[25]因此，宪法学在理论意义上的消解被个别案件实际影响力的增加所抵消。在此背景下，对于国家理论的呼吁旨在提醒我们不能仅满足于联邦宪法法院的实证主义（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positivismus）。[26]《基本法》的国家法学说几乎没有形成自己的国家理论框架，[27]其表现一是《基本法》成功地以宪法标准取代了理论框架的贡献，再则是联邦宪法法院作为具体化并适用这些标准的机构所取得的成就。[28]如果说国家理论丧失的问题令人遗憾，那么这一情况也只是《基本法》空前成功的历史阴影而已。

（3）第三，作为消解概念的国家通过欧洲一体化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传统国家法范畴的演变而获得了新的现实意义。[29]这些变化通过国家理论的范畴来刻画，同时也与法的范畴相关联。联邦宪法法院作出的马斯特里赫特判决，以及由此发展出的国家联盟与联邦、邦联的界限的讨论也许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30]作为消解概念，国家概念具有判断并议题化当前政治或社会变化的重要功能。在这里，国家是一个非法律性的符码，更多是公法的社会参照符码，而非为了解决法律问题可直接援引的范畴。[31]

3. 国家概念作为跨学科的桥梁概念（Brückenbegriff）

国家理论的第三个目的在于保障公法中的跨学科课题。国家概念的多元价值（Multivalenz）使其在跨学科课题中备受青睐。它旨在使法科学向超越实在宪法的主题开放。在这里，人们既可从学科内部又可从跨学科的视角就实在宪法的丰富意涵展开探讨。也就是说，它一方面涉及法科学本身，并希望将法学外部的主题引入法学辩论；另一方面则意图通过共同的研究对象吸取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32]经由社会科学丰富的国家理论被常常证实具有规范的调整需求，当然其在细节上仍存在一定的联想与模糊。[33]对于“关键概念”（Schlüsselbegriffen）[34]的辩护或者对于法中“现实性”（Wirklichkeit）考量[35]的持续呼吁即属于此——赫尔曼·黑勒的国家学业已坚持了这一观点。

总体而言，国家概念发挥着作为愿望概念与连续性概念，作为消解概念与变迁概念，以及作为跨学科桥梁概念的重要功能。它促成了统一性，使对于社会变迁的判断成为可能，并扩展了相关研究的主题与对象。在德意志传统中，国家概念用于解决以下两个问题。首先：情况是怎样的？在这里，国家概念具有作为规范体系的实在宪法所不能实现的描述性功能（deskriptive Funktion）。第二，情况应该怎样？在这里，国家概念被赋予了规定性功能（präskriptive Funktion），而实在宪法作为现行法同样无法为此作出贡献。总之，国家理论必须能够从描述性与规范性两方面实现前述三个目标。

在德国，国家概念与国家理论的魅力正是源于能够达成这些目标的想法。后者的吸引力较少被归因于作为对象的“国家”或与之相关的特定方法论。在这两点上，国家理论似乎是无用且过时的，因为众所周知，它无论是在对象上抑或是在方法上都难以达成一致。在国家理论受到持续关注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更多是对实在宪法进行理论反思的需要，以处理实在宪法根据其规范效力难以予以考量或难以充分考量的特定要素（愿望、判断、跨学科）。现行宪法需要一个反思的层级，其一方面与自身有一定距离，另一方面又不会在范畴上过于遥远以至于无法达成自身理论目标。

（四）国家理论的“赤字”（Defizit）

实在宪法的确需要理论，但是它是否需要国家理论则值得怀疑！国家理论真的能够满足宪法的理论需求吗？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必然否定的，因为国家的对象过于模糊并且对真实的（wirklichen）需求视而不见。换言之，国家概念对于实在宪法科学发挥着重要作用，且必须通过一种理论来实现。但是，国家范畴却是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的失败范畴。为什么国家是失败的理论对象？为什么国家理论无法胜任实在宪法的理论任务？不同方面的原因在此交汇；下文将简单提及。

1. 对象的模糊性

国家的对象过于模糊。这一范畴的模糊性可能是其跨学科吸引力的结果，但它被证明是一个巨大的理论障碍。国家概念只有像凯尔森那样被法律化（juridifiziert），或者像黑勒那样被作为社会概念排除出法科学，才能明确。然而，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它都会丧失作为实在宪法的理论参照概念的功能。而所有在这两极之间渐次变化的观点都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反而会掩盖这一问题。国家概念作为实在宪法的理论对象过于抽象，并且过于依赖主观价值的判断。国家概念在研究对象的意义上过于模糊，过于集合性，且承载了太多主观性的内容。它作为研究对象已经被人们穷尽其价值，或者可以说：被过度地汲取（überreizt）。

2. 方法的模糊性

在方法论上，对于国家的研究也已穷尽。魏玛时期国家法学辩论深远的现实意义尤其证明了这一点。[36]魏玛时期的方法与方向之争之所以具有持久意义，是因为它独立于特定时间与规范背景的情况下，对方法问题进行了堪称典范的讨论。不过，即使人们采取魏玛时期的立场，不采取一种针对特定对象（gegenstandsbestimmten）的方法，而是采取生成对象（gegenstandserzeugenden）的方法，正如我将要做的那样，则国家概念也不会就此获得说服力。法学家在凯尔森将国家本质等同于法秩序的观点基础上很难再走出实质性的一步，而政治学家则总是黑勒的追随者。凯尔森与黑勒设计了两个极端情况；从根本上来说，《基本法》下的德国已经不再形成新的国家理论大纲，或者说它在很大程度上失效了。此时，方法论理解的重心已经转向了宪法理论与基本权利理论。国家理论在对象和方法上都被穷尽了。

3. 科际整合（Interdisziplinarität）

在科际整合方面，国家理论也是不可取的。人们以国家作为跨学科对象的想法尚未得到证实。当法学家们围绕国家概念进行争论时，他们或许希望吸纳并考虑来自法学外部的审视，但并未对相邻学科投入关注。相反的情况是：相邻学科之所以被忽视，是因为它们的认识对象或者根本不是国家，或者针对的是国家的某个片面。借助于国家理论，法学家们获得了以法学家的身份进行社会学、哲学与历史学考量的授权。换言之，国家理论服务于法学内部的充实，而非学科间的交流。从经验上看，法学家的国家理论阐述不能被相邻学科所借鉴，无法在这些学科中发挥作用。并且，目前将国家科学定义为跨学科项目的努力在实践中也几乎没有产生跨学科的成果。[37]这可以证明一种有关国家概念的更为传统的理解，例如在约瑟夫·伊森塞（Josef Isensee）与保罗·基尔霍夫（Paul Kirchhof）所编辑的《国家法学手册》中，[38]正如现在人们对国家概念的使用：关于“非正式的”、“精简的”（schlanken）或者“合作的”国家讨论中使用了标语式的国家概念，其理论构造能力原则上是受到质疑的。因此，“从国家图景的视角思考”越来越受到了批判性对待。[39]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以每个学科都具有界定清晰的认识对象以及相应的特定方法为前提。国家概念无法满足的正是跨学科工作的这一先决条件，因为它融合了不同的维度与课题，而没有将其作为跨学科的前提进行区分。因此，尽管在方法论上仍可存疑，但国家科学主要服务于法学内部的充实，而非跨学科的研究。

不过，在当前关于行政法改革的讨论中，国家概念被赋予了相互矛盾的功能：它既服务于跨学科的要求，又予以拒绝。“国家概念的统一性”是抵御社会科学公认的社会分化表现的堡垒。[40]法学家借此不仅意在丰富国家概念的统一性，同时也打算实现它的反面，即隔绝并保护法律的封闭性。[41]在此，国家概念再次展现出了它在目的相互矛盾的基本属性。

4. 实际的非相关性（Aktuelle Irrelevanz）

从跨学科与方法论的视角，国家不是一个适合进行理论建构的参照点（Bezugspunkt），反而难以切中现实议题。此外，基于实在宪法的理论反思，宪法理论的核心问题其实在别处。作为一个虚拟的（文化上，但也是领土上的）封闭实体，国家不再涵盖当前的紧张领域。当前，国际化与私有化所带来的并非统一性问题，而是多元性问题。而在国家理论的指引下，多元化问题往往被视为一种威胁，因为它质疑国家的内在统一性。面对国际化、多元化或私有化的问题，借助国家概念只能划定它们的底线，而无法标记中间阶段。[42]那些坚持在这些领域坚持将国家概念作为理论框架的人，正抓住机会以形成差异化且同时基于理论的解决方案。人类受到各种统治关系的拘束；其中越来越少源自国家。

三、一个替代：统治形式理论

因此，在理论建构中，人们不应再从国家范畴出发，而应选择另一个范畴。本文由此提出了统治形式及其正当性需求（Legitimationsbedürftigkeit）的理论。[43]这一理论的对象必须扩展至所有主权行为，也就是以公权行使为对象。这种理念必须以统治形式的区分为导向，而非导向国家概念，后者正如所有经验所表明与国家概念理论问题在未来被预期的那样，是以统一的设想为核心的。[44]

（一）国家理论的界限

国家理论趋向于二分法，一种“或者……或者……”的结构；它反对区分与分化。正相反，统治形式理论并不像国家理论一贯地从预设的实体（Entitat）出发，其不能通过演绎的方式推导而出，而必须用归纳法，也就是通过哪些职权行使者（Kompetenzträger）、针对哪些人的哪些统治关系应当被认为合法并加以分析。统治形式的对象需要一种方法上的重新定位，这也是过去两百年间国家理论的研究经验所缺乏的。那么，统治形式理论与国家理论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呢？

首先，统治形式理论从针对特定对象的行为转变为生成对象的行为，[45]这尤其是国家民主化以及国家正当性基础从君主制原则转变为人民主权的结果。[46]其次，它改变了传统国家理论将国家视为万能，进而赋予宪法以限制统治功能的限制统治的视角，并使之转向建立统治的视角。[47]当代的问题如何能被一种限制统治的思想所支配呢？限制统治的思想为国家概念和以国家为基础的宪法理论所固有，它忽视了当前权力与统治结构在国际组织、国家间组织，或者在“公私合作”框架内由第三部门提供的公共或者私人服务中的扩散。在这一方面，统治形式理论考虑到了由《基本法》所改变的德国的宪法观。因为，《基本法》不同于19世纪德意志的立宪主义宪法，其不再是限制统治的宪法，而以建立统治为基本特质。这种由《基本法》带来的宪法在根本上的重新定位，也就是正当性基础从君主制向人民主权的转变，[48]自然导致了不同于19世纪以法治国为导向的有关实在宪法的其他问题，以及有关宪法理论之反思的其他期待。

第三，统治形式理论将视角从集体主义转向了个人主义，尤其是在国家理论中的集体化的实体往往是不明确且难以区分的——也只能如是。因此，主体、行为与机构在前述情形中比在国家理论发挥的作用更为突出。统治形式理论不将可集体化的实体作为参照点，而处理统治主体、统治客体与统治方式。统治往往由人或者机构执行，它所涉及的是作为行动者与接受者的个人，而不是非个人化的人造物或集合实体，如社会。因此，统治形式理论其实就是一种行为理论（Handlungstheorie）。无论是在行使权力方面，还是在服从统治方面，它都采取了一种个人主义色彩的解构。以个人为参照同时保证了一种以平等与自由为导向的前提；它较之于国家理论，具有方法上的优越性，因为在国家理论中，自由与平等必须首先作为国家的实质目的，而非一种方法论的前提。因此，回到最初的问题：实在宪法需要一种国家理论吗？它必须被重新表述为：实在宪法需要一种以个人为出发点的，建构主义的，建立统治的理论，而基于上述三种原因，这种理论不应再是国家理论。

宪法的民主原则将不同实体彼此置于同一法律关系：包括正当性主体、正当性客体与正当性程序。这一纲领体现在“一切国家权力来自人民”的原理中。从正当性主体“人民”到正当性客体“一切国家权力”必须“出于”（ausgehen）一种正当性关系。《魏玛宪法》将统治权置于宪法文本的开头，[49]更加清楚地强调了建立统治的要求，而《基本法》则将其置于国家组织法章节的开头，并在文本上优先将基本权利作为限制统治的经典工具。无论如何，这里提出的不再是国家概念的问题，而是统治的组织与正当性的问题，即统治主体、客体与程序的确定。对此，阿多尔·阿恩特（Adoll Arndt）已经用一个朗朗上口的公式表达了这一情况：在民主体系中，国家是宪法的造物。[50]

时至今日，德意志国家法科学尚未充分研究《基本法》对德国国家法与国家理论处境的改变——尽管这在《基本法》颁布50年后听起来很匪夷所思。相对地，国家理论的传统概念被留了下来，并且时至今日，不少德意志国家法学的中心概念源自，或者被理解为源自立宪主义的思想大厦。[51]

（二）国家统治理论必须完成什么？

如果有人想克服国家理论的这些局限及其在方法上的不足，转而建立一种关于统治形式的理论，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它应该是什么样子，以及它应该强调什么？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在于突出与国家理论有关的重心转移（Akzentverschiebung）。基于此，统治形式理论应当涵盖以下六方面：

1.民主理论

首先，它必须是民主理论。这是宪法传统从限制统治向建立统治转变的结果，与后者相关联的还有取代了特定对象路径地位的生成对象路径。此处的任务必然在于，为统治形式建立正当性关系，亦将一种作为正当性客体的统治形式归属于正当性主体。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家法学在民主理论方面显露出了空白，[52]尽管它是《基本法》核心的宪法结构原则，与其产生鲜明对比的是法治国原则，后者获得了巨大声望，在其中至少反映了19世纪基本范畴的一些偏见。[53]德意志国家法学说错误地将民主原则认为是规范化程度不高的国家结构规定，并将其解释为政治进程的主题。长期以来，它一直被排除在宪法的讨论之外。联邦宪法法院关于民主原则的第一批裁定，最早只能追溯到1990和1995年。[54]直到那时，文献才开始更多地研究民主的国家法问题，[55]尽管常常出现的显著结果是，在宪法理论尚未对传统的合法化结构进行理论阐述与反思时，就需要对该结构进行改革与调整。[56]无论是在民主原则方面，还是在代表理论方面，联邦德国国家法学都没能提供与魏玛学说相媲美的贡献。为此，它应被统治形式理论优先考量。

2.法律理论

与民主理论相关的是法律理论，即民主的具体统治形式与法治国的核心控制工具。[57]议会法是民主正当性与法治国的确定性、可预测性的衔接点。法律理论应当同时关注民主正当性链条（demokratische Legitimationsketten），以及将法律的规定程序（Regelungsprogramm）转化为行政与司法的个案决定的可行性。其中一方面问题是，法律是否被允许对个案作出规定，还是仅能作为抽象的一般规则。法律的行动形式必须置于其执行机构——议会的背景下来看：该机构可以作出哪些决策（Willensbildung），以及如何将其转换为法律形式？这也意味着对次法律行动形式（untergesetzliche Handlungsformen）的理论反思，尤其是对不同民主正当程序的反思。此处也可追溯至魏玛的前期成果，[58]而不应将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作为典范，因为后者与个案决定实质正确性的关系更为密切，而且乐意忍受根本上的去形式化（Entformalisierung）。[59]相反，这里需要澄清的是，从法治国的明确性基础与民主的正当性需要的视角来看，哪些主题与调整范围（Themen- und Regelungsbereich）适宜于由哪些规范层级确定。[60]这一尝试在1970年代伴随着重要性学说与议会保留的发展而兴起，[61]在1980年代就已然衰落。最近，它又试图通过联邦宪法法院实现复兴，但至今杳无音讯。[62]在这里，权力分立学说、特定职权机构的功能归属、民主正当性等问题与法的技术性、涵摄能力以及可执行性等问题联系在了一起。法律并不是一种需要让步于政治上权宜之计的可替代的行动形式。当前德国的实践，即在个案中以次级法规代替法律的适用，以及允许通过法律作出部门计划的个案决定的做法必须被形式化的法律概念所取代。总之，令人惊异的是，德国国家法学与宪法裁判往往倾向于将形式原则解释为政治实体，然而法律原则却是从实质原则中被推导出的：民主原则被政治化，法律概念被政治化，法律的行动形式需要在政治性的权益下被观察，机构则根据“国家决定是否尽可能正确”来加以衡量，[63]而国家概念应当建立成一个法律上易管理的实体。[64]与之相对，统治形式理论则必须以完全相反的方式进行。

3.组织理论

此外，统治形式理论必须有组织理论，[65]即检验职权机构与组织在实际上与规范上能够实现或者带来什么，还有哪些是必须实现且不得委托的事项。组织塑造政治行为与个人偏好；它们是意思的形成场所，同时也是其他组织或个人的行动对象。因此，组织是民主意志形成以及政治与社会行动的核心参照点和起点。[66]在这个意义上，组织不仅包括了宪法机构，还包括普通法律上的组织以及中介组织，如政党、社团。

迄今为止，关于宪法机构的制度分析仅涉及联邦宪法法院。[67]这也呈现为对其他组织进行分析的起始点。组织决定应由在组织结构、组成、职能与程序方面具有最佳先决条件的机构作出的思想亦可纳入其中，[68]但绝不能像现在这样，导致行政机关在原则上享有凌驾于立法机关之上的特权。尽管如此，制度分析并不能将未分化实体的争论（Argumentieren mit undifferenzierten Größen）正当化，例如那种作为功利主义机构性质的合法权力的“行政”：行政本身并不呈现为某一特定组织实体，而被视为不同机构层级的职权组织，尤其是在联邦国家之中。[69]统治形式理论不得以“行政”为对象，必须避免使用“行政”这一没有先决条件的、统一性的、根本上归属于国家理论的用语。行政在不同层面上受到关注：作为民主正当性的客体，作为实施法律的具体职权机构，作为联邦组织结构的机构——但不是作为一个总揽公共利益具体化的权力机构。[70]后者只有在19世纪传统的国家理论视角下才可能发生。“行政科学”或“国家科学”只是19世纪末的范畴世界中看起来具备创新性的概念。制度分析总是涉及具体的权力载体，而非抽象权力。它也能承担整合性研究的任务。所谓整合，并非在内容上实现统一的项目，而是为解决内容差异性所提供的形式保障。[71]整合并非实质上的统一，而是组织上的信赖。因此，将冲突的制度化具有实现稳定化的效果。总之，统治形式理论应以制度研究取代整合研究。

4.联邦制理论

最终，统治形式理论也不能缺少联邦制理论。此处首先不应承继“国家政权”的传统标准，而应将国家建设的联邦模式理解为组织分化与区域政治参与的一般模式。[72]在该理论中，一方面可以得出联邦制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亦可期待解决联邦国家的紧迫问题（如财政资源、合作与竞争的联邦制、联邦议会对联邦立法的影响、重组），相较之下，国家理论因其过于集中且无差别化，不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73]当然，在这之前还有很多基础工作需要完成，[74]即使在40年后的今天，联邦共和国缺乏联邦理论的这一格言，似乎仍然正确。[75]

5.基本权利理论

基本权利理论也许是二战后德国国家法最伟大的成就。[76]在这里，统治形式理论可以依靠大量光荣的科学成就。[77]基本权利理论之所以能在国际比较中取得如此空前的成就，是因为在德国的宪法生活中，几乎所有问题和变化都能在基本权利理论中找到实在宪法层面的反映。该理论在国家理论范畴失灵之处提供了一处审查庇护所（Prüfungsrefugium）。因此，过去属于国家责任理论的经典问题，如今都根据基本权利理论的标准展开讨论。例如，国家职能私有化的范围与界限，[78]此外，环境保护的宪法化也是在客观法保护义务的维度，通过基本权利理论的方式来完成的。[79]此种从国家理论问题向基本权利理论问题的异化，一方面展现了基本权利理论在德国面向实在宪法审查标准的胜利。另一方面，它证明了德意志国家法学一定程度上的标准缺乏，因为显然不存在新的实在宪法或宪法理论的范畴，以处理新的议题。在这里，基本权利理论基本上取代了统治形式理论。

这就导致，基本权利理论的有效性有时被夸大了，因为它被要求适用于那些与基本权利所关注的传统个人中心完全无涉的领域。例如，基本权利客观学说的发展，就是无力发展其他审查标准的反映。这对于基本权利理论的核心——个人自由保护并非没有消极影响。因为基本权利必须在相互对立的保护利益之间进行衡量：主观的自由权利与客观的公共利益。这对个人自由的保护构成威胁。相较于客观法的公共利益，它更常作为形式上平等权的权衡论题（Abwägungstopos）受到实质考量。这种情况也解释了为什么基本权利的解决方案在处理私有化、PPP以及公共部门的经济活动等复杂问题方面收效甚微：它们通常将建立统治的问题程式化为限制统治的问题，因此无法真正理解这些问题。统治形式理论为这些问题以及其他相似问题提供不同的审查标准，从而使基本权利理论免于适得其反地扩张到集体法益的保护领域，并将其带回到它的核心领域——个人，限制统治以保护自由。[80]

6.实用性与跨学科理论交流（praktische Verwertbarkeit und interdisziplinärer Theoriediskurs）

综上，统治形式理论涵盖了五个基本方面：正当性、行动形式、组织、多层次以及自由。由此为宪法基本原则所接纳的标准得到发展，它们并非简单的反映，而是源自理论上的抽象。这确保了实在宪法接受该理论的可能性。而且，联邦宪法法院也将从中得到它所需要的理论支持与批评，因为宪法法院针对个案中的具体法律问题所承担的审判义务无法发挥理论研究机构（theoretische Instanz）那样的作用。[81]如果法院作为理论反思的机构，则其在组织上是无能且不适宜的。一种只研究宪法裁判的实在宪法理论必然将延续这种缺陷。

另一方面，在不使科学产生影响的机会流失的前提下，统治形式理论可预防适用并进一步发展实在宪法所可能引发的压缩司法范围的风险。宪法法院管辖权的存在不应被视为理论刹车（“宪法法院实证主义”），而应被理解为一个机会。只有科学，而非司法能够成为理论权威。

最后，可以预期，统治形式理论将比国家理论更利于承担跨学科交流的任务。因为与敌视分化的国家理论不同，统治形式理论则需要分化。这将有利于对跨学科的研究项目，因为统治形式受制于不同的控制机制（Kontrollregimen）：法律控制、经济控制、政治控制、社会控制。统治形式理论的贡献在于，使那些对控制形式感兴趣的人（如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能够判断和评估法的有效性，并从他们学科的角度认识统治关系的前途与界限。对此，法学界必须认识到，法律控制并不能像政治控制或经济控制那样发挥作用。

无论是政治的司法化，抑或是法学的社会学化、经济学化，都不是值得向往的跨学科项目。跨学科的典范不在于将法学家训练成多面手，而是实现与其他学科的分工。它的目标也不是像传统的一般国家学，或新兴的国家科学、行政科学那样，根据同一研究对象整合不同学科，而是不同工作任务上的分化。基于此，跨学科所执行的目标应更为精准并以应用为导向。这促进了跨学科的实用性，而且既能在可控范围内吸收其他理论的成果，又能通过法律理论指导其他学科的研究。对国家理论无关紧要的经验实证研究受到了重视，法经济分析、制度经济学或社会行动理论都获得了法学的论证对象。新近的法哲学研究方向，例如规范个人主义，[82]也致力于跨学科交流。通过这种方式，公法科学能够重新获得与其他学科的联结。当前，公法科学已经失去了自身的解释权，只是其他理论的接受者，而不再是接受性理论的生产者。[83]

在统治形式理论中，基础学科（法律与宪法史、法哲学）也将明显获益，而在以宪法法院为导向的国家理论的支持下，它们的重要性已不断下降。同样地，该理论将使比较法得到发展，因为范畴的普遍性使其可以移植到其他宪法秩序（以及“多层次体系”）之中，传统的德意志国家理论由德意志民族所独创，若不了解19世纪德国的特殊经历，则无法弄清其内涵，因而在国外传播十分困难。最后，鉴于联邦宪法法院能够从统治形式理论中获得自身所无法提供的支持与批评，宪法实践也将获益。

四、结论

最后还存在一个问题：关于统治形式理论的概述性大纲是实在宪法理论吗？[84]既是也不是。“是”的意思是，宪法理论必然包含统治形式理论；“不是”的意思是，统治形式理论不仅仅止于宪法及其规范界限。鉴于宪法概念在德国法学术语中不甚清晰，不谈论宪法理论或许才是最好的选择，后者事实上只是美国人的概念理解。[85]而那些在美国人听来不错的东西，对于德国人则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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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本文最早以法语发表于《世界人权评论》（Revue Universelle des droits de l' homme, RUDH）2003年，第86页以下。本文译其德语版，发表于《欧洲基本权期刊》（EuGRZ）2004年，第370-381页。

[1] 参见R. Thoma, Staat ( Allgemine Staatslehre ),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Band 7, 4. Aufl. 1926, 724; P. Badura, Verfassung, in Evangelisches Staatslexikon, 3. Aufl. 1987, Sp. 3737; D. Grimm, Verfassung, in Staatslexikon, hrsg. v. d. Görres-Gesellschaft, Band 5, 7. Aufl. 1989, Sp. 633. 其他学科的文献：S. Breue, Der Staat, 1998; W. Reinhard, Geschichte der Staatsgewalt, 2000; A. Benz, Der moderne Staat, 2001.

[2] 最新的相关文献有：C. Möllers, Staat als Argument, 2000; U. Di Fabio, Der Verfassungsstaat in der Weltgesellschaft, 2001; 此外，H. Ehmke, „Staat“ und „Gesellschaft“ als verfassungstheoretisches Problem, in Festschrift Rudolf Smend 1962, 23; H. Hofmann, Von der Staatssoziologie zu einer Soziologie der Verfassung? JZ 1999, 1065.

[3] 参见D.Grimm, Verfassungsfunktion und Grundgesetzreform, AöR 97 (1972), 489 (489)：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缺乏宪法理论。以及N. Achterberg, Deutschland nach 30 Jahren Grundgesetz, VVDStRL 38 (1980), 55 (61 f.). 徐道邻也曾发出同样的感叹：H. Dau-Lin, Formalistischer und anti-formalistischer Verfassungsbegriff, AöR 61 (1932), 29.

[4] C. Schmitt, Verfassungslehre, 1928, 3.

[5] R. Smend, Verfassung und Verfassungsrecht, 1928, auch in ders., Staatrechtliche Abhandlungen, 3. Aufl., 1994, 119.

[6] G. Jellinek, Allgemeine Staatslehre, 1900, 3. Aufl., 9-12, 50-52, 174-183 und passim. 本书分为了“一般国家社会学”与“一般国家法学”。关于双面国家理论见 J. kersten, Georg Jellinek und die klassische Staatslehre, 2000, 145-187.

[7] 参见O. Lepsius, Georg Jellineks Methodenlehre im Spiegel der zeitgenössischen Erkenntnistheorie, in S. L. Paulson / M. Schulte (Hrsg.), Georg Jellinek – Beiträge zu Leben und Werk, 2000, 309; C. Möllers, Skizzen zur Aktualität Georg Jellineks, in ebd., 155, 耶利内克被称为是“兼而有之”（sowohl-als-auch）的国家理论家。

[8] H. Kelsen, Reine Rechtslehre, 1934, 115.

[9] H. Kelsen, Allgemeine Staatslehre, 1925, 16ff.; ders., Reine Rechtslehre, 1934, 117ff.; H. Heller, Staatslehre, 1934, 24ff., 59ff. 前者可参见，H. Dreier, Rechtslehre, Staatssoziologie und Demokratietheorie bei Hans Kelsen, 2, Aufl. 1990, 208ff.; 后者可参见，A. Dehnhard, Diemensionen staatlichen Handelns. Staatstheorie in der Tradition Hermann Hellers, 1996, 22ff.

[10] 参见G. Kirsch, Von einigen Merkwürdigkeiten des französischen Staatsverständnisses, in C. Grewe / C. Gusy (Hrsg.), FranzösischesStaatsdenken, 2002, 25; C. Grewe, Die Einheit des Staates: zwischen Unteilbarkeit und Pluralismus, in ebd., 51; P. Rosanvallon, L’ Etat France de 1789 à nos jours, 1990.

[11] 参见D. Grimm, Die deutsche Staatsrechtslehre zwischen 1750 und 1945, in ders., Recht und Staat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1987, 304：精神科学和社会学的扩展与宪法规范效力的丧失有关。

[12] 该划分基于C. Möllers, Staat als Argument, 2000, 136-149,书中将国家概念分为连续性概念（Kontinuitätsbegriff），消解概念（Verlustbegriff）以及作为学科基础的范畴（disziplinenbegründender Kategorie）。

[13] 关于的德意志领土国家的形成及其从帝国的解放，参见H. Plessner, Die verspätete Nation, 1959 Nd. 1998; O. v. Aretin, Nation, Staat, und 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 1993; R. Koselleck, Zeitschichten, 2000.

[14] 1918年后，“德意志—奥地利国”（Deutschösterreich）打算成为德意志民国（即魏玛共和国——译者注）的组成部分。参见Art. 2 des Deutsch-Österreichen Gesetzes vom 12, 11, 1918 (StGBl. 5)：“德意志—奥地利国是德意志民国的组成部分。”《魏玛宪法》第61条第2款提出了这样一个愿景：“德意志—奥地利国并入德意志后，有权参加参政院并依据其居民数取得相应的投票数。德意志—奥地利国代表于合并前享有咨询权。”参见H. Kelsen, Die Verfassung Deutschösterreichs, JöR 9 (1920), 245; ders., Die Entwicklung des Staatsrechts in Österreich seit dem Jahre 1918, in G. Anschütz / R. Thoma (Hrsg.), Handbuch des Deutschen Staatsrechts, Band I, 1930; § 14, 147; R. Launm, Volk und Nation; Selbstbestimmung; nationale Minderheiten, in ebd., § 21, 248.

[15] 参见BVerfGE 36, 1 (16ff.). Kritisch dazu R. Bernhardt, Deutschland nach 30 Jahren Grundgesetz, VVDStRL 38 (1980), 7 (25ff.). 也参见M. R. Lepsius, Die Teilung Deutschlands und die deutsche Natiuon, in ders, 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 1993, 196.

[16] C. Schönberger, Der „Staat“ der Allgemeinen Staatslehre: Anmerkungen zu einer eigenwilligen deutschen Disziplin im Vergleich mit Frankreich, in O. Beaud / E. V. heyen (Hrsg.), Eine deutsch-französische Rechtswissenschaft? 1999, 111 (122ff); 也参见F. Müller, Arbeitsmethoden des Verfassungsrechts, in Enzyklopädie der geisteswissenschaftlichen Arbeitsmethoden, 11. Lfg.: Methoden der Rechtswissenschaft Teil 1, 1972, 123, 172f. zu den unklaren Theorie-Elementen der Allgemeinen Staatslehre.

[17] C. Möllers, Staat als Argument, 2000, 141ff.; allgemeiner: S. Breuer, Der Staat. 1998, 272ff.; M. v. Crefeld, Aufstieg und Untergang des Staates, 1999, 373ff.

[18] E.-W. Böckenförde, Der Staat als sittlicher Staat, 1978, 他将道德内容的实现交给了民主政治进程，ebd., 38-40.

[19] 参见H.-C. Link, G. Ress, Staatszwecke im Verfassungsstaat – nach 40 Jahren Grundgesetz, VVDStRL 49 (1990), 5ff., 56ff.; F. -X. Kaufmann, Diskurse über Staatsaufgaben, in D. Grimm (Hrsg.), Staatsaufgaben, 1994, 15. 批评的有：C. Möllers, Staat als Argument, 2000, 192ff., 317ff., 389ff.; H. Schulze-Fielitz, Staatszwecke im Verfassungsstaat, StWStP 1 (1990), 223; K. Sobota, Staatsaufgaben, in C. Engel / M. Morlok, Öffentliches Recht als ein Gegenstand ökonomischer Forschung, 1998, 287. 批评更甚的还有H. Kelsen, Allgemeine Staatslehre, 1925, 39ff.：“国家在本质上并不包含特定目的。” (40).

[20] 参见M. Kaufmann, Europäische Intergration und Demokratieprinzip, 1997, 419ff.

[21] C. Gusy, Rechtsgüterschutz als Staatsaufgabe, DÖV 1996, 573; P. Unruh, Zur Dogmatik der grundrechtlichen Schutzpflichten, 1996; O. Lepsius, Besitz und Sachherrschaft im öffentlichen Recht, 2002, 394-398, 439-442.

[22] 美国最高法院是最高的联邦法院，并非宪法法院。而奥地利宪法法院根据1920年《宪法法院法》第89条所拥有的职权亦未能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相匹敌。最新成果 G. Kusko-Stadlmayer,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dem Verfassungsgerichtshof und den anderen Gerichten, einschließlich der europäischen Rechtsprechungsorgane, EuGRZ 2004, 16ff. 参见H. Kelsen, Wesen und Entwicklung der Staatsgerichtsbarkeit, VVDStRL 5 (1929), 30; 关于凯尔森1921-1930年作为宪法法院法官的生涯：R. Métall, Hans Kelsen. Leben und Werk, 1969, 47-57; vergleichend: P. Häberle,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als Muster einer selbständigen Verfassungsgerichtsbarkeit, in P. Badura / H. Dreier (Hrsg.), Festschrift 50 Jahre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Band 1, 2001, 311; H. -P. Scheider, Das Grundgesetz als Vorbild? Sein Einfluß auf ausländische Verfassungen, 2001, 159; W. Brugger, Der moderne Verfassungsstaat aus Sicht der amerikanischen Verfassung und das Grundgesetzes, AöR 126 (2001), 337; ders., Amerikanische Verfassungstheorie, Der Staat 39 (2000), 425; M. Fronmont,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aus französischer Sicht, DÖV 1999, 493; D. Kommers, Kann das deutsche Verfassungsgerichtsdenken Vorbild für die Vereinigen Staaten sein? Der Staat 37 (1998), 335; H. Jacob u.a., Courts, Law and Politic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1996; L. Favoreu, Les Cours Constitutionnelles, 3. Aufl. 1996; E. McWhinney, Supreme Courts and Judicial Law Making: Constitutional Tribunals and Constitutional Review, 1986; J.-C. Béguin, Le Contrôle de la Constitutionnalité des Lois en République Fédérale d’Allemagen, 1982.

[23] 参见R. Wahl, Der Vorrang der Verfassuing, Der Staat 20 (1981), 485, 486, 499ff.; A. Rinken, Einführung in das juristische Studium, 3. Aufl., 1996, 206ff., 213ff. (“从国家思维到宪法思维”); K. Hesse, Grundzüge des Verfassung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20. Aufl., 1995, 11ff.

[24] 已强调于R. Smend, Festvortrag zur Feier des zehnjahrigen Bestehens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am 26. Januar 1962, in: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1951-1971, 1971, 15(16)：“《基本法》实际上按照联邦宪法法院的解释进行适用，本文对此进行了评论。” 近期的文献，参见P. Lerche, Rechtswissenschaft und Verfassungsgerichtsbarkeit, BayVBl. 2002, 649: 实践法科学给人的印象是，建基于宪法判例的支配并忍受之。(649); ders., Stil und Methode der verfassungsrichterlichen Entscheidungspraxis, in P. Badura / H. Dreier (Hrsg.), Festschrift 50 Jahre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Band 1, 2001, 333; U.Haltern, Die Rule of Law zwischen Theorie und Praxis, in Der Staat 40 (2001), 243, 256: 宪法学说的“距离不足”（Distanzlosigkeit）; H. Schulze-Fielitz,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in der Krise des Zeitgeistes, AöR 122 (1997), 1, 25预测对于法院决定日益增长的批判将成为不可避免的常态。关于联邦宪法法院的宪法化 G. F. Schuppenl / C. Bumke, Die Konstitutionalisierung der Rechtsordnung, 2000, 48ff.

[25] 如P. Lerche, a. a. O., 649. Personen-, nicht strukturorientiert; T. Oppermann,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und die Staatsrechtslehre, in P. Badura / H.Dreier (Hrsg.), Festschrft 50 Jahre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1. Band, 2001, 421.

[26] B. Schlink, Die Entthronung der Staatsrechtswissenschaft durch die Verfassungsgerichtsbarkeit, Der Staat 28 (1981), 161; M. Jestaedt, Verfassungsgerichtspositivismus, in O. Depenheuer u.a. (Hrsg.), Nomos und Ethos. Hommage an Josef Isensee, 2002, 183.

[27] 如C. Möllers, Staat als Argument, 2000, 129. 同时参见H. Schulze-Fielitz, Was macht die Qualität öffentlich-rechtlicher Forschung aus? JöR N. F. 50 (2002), 1 (57)：公法科学的直接实践导向使创新变得更为困难。

[28] 参见P. Lerche, Stil und Methode der verfassungsrichterlichen Entscheidungspraxis, in P. Badura / H. Dreier (Hrsg.), Festschrift 50 Jahre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Band 1, 2001, 333 (335).

[29] R. Wahl, Die zweite Phase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 in Deutschland. Die Europaisierung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 Der Staat 38 (1999), 495.

[30] BVerfGE 89, 155 (184)=EuGRZ 1993, 429 (437); 此前参见P. Kirchhof, Der deutsche Staat im Prozess der europaischen Integration, in J. Isensee / ders.(Hrsg.),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Band VII, 1992,§183; P. Lerche, Europaische Staatlichkeit und die Identität des Grundgesetzes, in Festschrit für Konrad Redeker, 1993,131; 也可参见P. M. Huber, Der Staatenverbund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in J. Ipsen u.a. (Hrsg.), Verfassungsrecht im Wandel, 1995, 349; J. Isensee, Vorrang des Europarechts und deutsche Verfassungsvorbehalte, in Festschrift Klaus Stern, 1997, 1239; M. Kaufmann, Integrierte Staatichkeit als Staatsstrukturprinzip, JZ 1999, 814. Scharfe Kntik bei J. Weiler, The State „über alles“, in Festschrift für Ulrich Everling, Band II, 1995, 885.

[31] 相关总结C. Möller, Staat als Argument, 2000, 140.

[32] 参见G. F. Schuppert, Verwaltungswissenschaft, 2000. 行政科学应当被理解为一门整合科学，它旨在将不同学科的话语相互关联，并通过同一对象使它们富有成效(ebd.,44)。通过思考“国家类型”达成履行，ebd., 55ff. 已经停刊的“国家科学与国家实践”杂志(StWStP) 也体现了这一纲领。

[33] 参见诸如 H-H. Trute, Verantwortungsteilung als Schlüsselbegriff eines sich verändernden Verhältnisses von öffentlichem und privatem Sektor, in G. F. Schuppert (Hrsg.), Jenseits von Privatisierung und „schlankem Staat“, 1999, 13 (20), 据此，“一个改变了的国家政权形象在宪法理论层面可能是重大的”，是合理的。类似文献 ebd. 23, 25, 32f.

[34] 关于所谓关键概念的不确定性处理，参见 C. Möllers, Theorie, Praxis und Interdisziplinarität in der Verwaltungsrechtswissenschaft, VerwArch. 93 (2002) ,22 (34ff.); A. Voßkuhle, Methode und Pragmatik im öffentlichen Recht, in H. Bauer u. a. (Hrsg.), Umwelt, Wirtschaft, Recht, 2002, 171(186f.).

[35] 特别是W. Hoffmann-Riem，他显然将社会、现实性与整体性作为同义词在使用。例如参见： W. Hoffmann-Riem, Sozialwissenschaftlich orientierte Rechtsanwendung in öffentlich-rechtlichen Prüfüngsarbeiten, in ders. (Hrsg.), Sozialwissenschaften im Öffentlichen Recht, 1981, 3(16ff.); ders., Organisationsrecht als Steuerungsres source, in E. Schmidt-ABmann / ders. (Hrsg.), Verwaltungsorganisationsrecht als Steuerungsressource, 1997, 355 (376, 385, 395); ders., Modernisierung von Recht und Justiz, 2001, 67, 93, 201, 363.

[36] 不仅参见德语文献中对于魏玛立场经久不衰的讨论，还要参见国外对于这场辩论的兴趣，最近的文献例如 C.-M.Herrera (Hrsg.), Le Droit, le Politique autour de Max Weber, Hans Kelsen et Carl Schmitt,1995; O. Beaud, Les derniers jours de Weimar: Carl Schmitt face à l' avènement du nazisme, 1997; P. Caldwell, Popular Sovereignty and the Crisis of German Constitutional Law.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Weimar Constitutionalism,1997; D. Diner/ M. Stolleis (Hrsg.), Hans Kelsen and Carl Schmitt. A Juxtaposition, 1999; A. Jacobson/ B. Schlink (Hrsg.), Weimar. A Jurisprudence of Crisis, 2000; G. Balakrishnan, The Enemy. An Intellectual Portrait of Carl Schmitt, 2000; J. Seitzer, Comparative History and Legal Theory. Carl Schmitt in the First German Democracy, 2001; C. -M. Herrera (Hrsg.), Actualite de Kelsen en France, 2001.

[37] 参见政治学家A. Benz对G. F. Schuppert的《行政科学》的详细评论。A. Benz, Die Verwaltung 2001, 575.

[38] 关于整部作品的评论，参见H. Schülze- Fielitz, Grundsatzkontroversen in der deutschen Staatsrechtslehre nach 50 Jahren Grundgesetz - in der Beleuchtung des Handbuchs des Staatsrechts, Die Verwaltung 32 (1999), 241. Aufschlussreich ist auch die Abhandlung dess., Was macht die Qualität öffentlichrechtlicher Forschung aus? JöR N.F.50 (2002), 1:如果人们相信他对于所有公法文献的深刻概述，那么与国家相关的研究在法学研究中所起到作用微乎其微。Schulze - Fielitz 所要求的跨学科工作方式与连通性（10,39）显然也不是与国家相关的研究所特有的。

[39] A. Voßkuhle, Der ,,Dienstleistungsstaat“. Über Nutzen und Gefahren von Staatsbildern, Der Staat 40 (2001), 495; W. Berg, Über den Umweltstaat, in Festschrift Klaus Stern, 1997, 421, 425 ff. zu einer Typologie von Staatsbeschreibungen.

[40] Dazu O. Lepsius, Steuerungsdiskussion, Systemtheorie und Parlamentarismuskritik, 1999, 48-51.

[41] 参见 U. Di. Fabio, Verwaltung und Verwaltungsrecht zwischen gesellschaftlicher Selbstregulierung und staatlicher Steuerung, VVDStRL 56 (1997), 235 (253) ; ders, Das Recht offener Staaten, 1998, 118, 132, 145f.

[42] C. Möllers, Staat als Argument, 2000, 432，其中谈到了“二分固定概念”。

[43] 我要感谢Olivier Jouanjan在这方面提供了术语澄清。

[44] 作为朝着这一方向迈出的一步，H. Hofmann, Das Recht des Rechts, das Recht der Herrschaft und die Einheit der Verfassung, 1998, 52ff., 对此，宪法对统一产生了影响。也可参见 M. Troper, Pour une Théore juridique de I’Etat, 1994.

[45] 关于这一术语及其历史前身，参见 D. Jesch, Gesetz und Verwaltung, 1961, 47f., 52f.; O. Lepsius, Erkenntnisgegenstand und Erkenntnisverfahren in den Geisteswissenschaften der Weimarer Republik, Ius Commune 22 (1995) 283-310 (296-303); ders.,Verwaltungsrecht unter dem Common Law, 1997, 146-151, 271f; ders., Die erkenntnistheoretische Notwendigkeit des Parlamentarismus, in M. Bertschi u.a.(Hrsg.), Demokratie und Freiheit, 1999, 123, 152-161.

[46] 参见H.Kelsen, Allgemeine Staatslehre, 1925, 369：民主作为建立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还可参见 ders., Vom Wesen und Wert der Demokratie, 2.Aufl. 1929, 14, 94, 98.

[47] 此种区分也是宪法概念区别于国家概念的结果。D. Grimm,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1776-1866, 1988, 12; ders., Verfassungsfunktion und Grundgesetzreform, AöR 97 (1972), 489, hier zitiert nach dem Wiederabdruck in ders., Die Zukunft der Verfassung, 1991, 313(319f.) 关于19世纪宪法功能的变化：它不再仅是限制统治主体的问题，而是建立合法统治并共享权力的问题。

[48] 这一转变显然已为1919年8月11日通过的《魏玛宪法》所完成，但由于该部宪法生效时期短、魏玛共和国国家理论的接受问题，其效果不佳；最近的文献如 O. Lepsius, Staatstheorie und Demokratiebegriff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C.Gusy (Hrsg.), Demokratisches Denk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2000, 366.

[49] 《魏玛宪法》第1条第2款宣称：“国家权力来自人民。”

[50] A. Arndt, Umwelt und Recht, NJW 1963, 24(25); 重申于P. Haberle, Verfassungslehre als Kulturwissenschaft, 2. Aufl. 1998, 620. 关于阿恩特，参见D. Gosewinkel, Adolf Arndt. Die Wiederbegrundung des Rechtsstaats aus dem Geist der Sozialdemkratie, 1991; H. Ehmke, Adolf Arndt: Die Macht des Rechts, JöR N.F.50 (2002), 159.

[51] 关于宪法概念以及19世纪到基本法时代宪法观念的转变，参见D. Grimm, Die Zukunft der Verfassung, 1991, 尤其是101ff., 313ff., 376 ff. 格林及其他学者强调，众多的危机与衰落场景都包含着19世纪立宪主义的宪法观，而其对于今天已没有说服力。还可参见R.Wahl, Rechtliche Wirkungen und Funktionen der Grundrechte im deutschen Konstitutionalismus des 19. Jahrhunderts, Der Staat 18 (1979), 321ff; ders., Der Vorrang der Verfassung, Der Staat 20 (1981), 485ff; W. Hennis, Verfassung und Verfassungswirklichkeit: Ein deutsches Problem (1968), in: ders., Regieren im modemen Staat, 1999, 186 ff;: 从君主立宪制传统中解放政治与实在宪法思想的过程正在艰难地取得进展(191页) 。君主立宪制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宪法结构的对比，也可见D. Jesch, Gesetz und Verwaltung, 1961, 74 ff; H. Dreier, Hierarchische Verwaltung im demokratischen Staat, 1991, 90 ff, 121 ff; J. Kersten, Georg Jellinek und die klassische Staatslehre, 2000, 5ff, 455ff; 最终的调查来自 I. Maus, Rechtstheorie und Politische Theorie im Industriekapitalismus,1986. 关于法国的最新研究：J. Hummel, Le Constitutionnalisme Allemand (1815- 1918), 2002.

[52] 主要贡献有M. Kriele, Das demokratische Prinzip im Grundgesetz, VVDStRL 29 (1971), 46; U.Scheuner, Das Mehrheitsprinzip in der Demokratie, 1973; W. Heun, Das Mehrheitsprinzp in der Demokratie, 1983; E. -W. Böckenförde, Demokratie als Verfassungsprinzip, in J. Isensce / P. Kirchhof (Hrsg.),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Band I, 1987,§22; ders., Demokratische Willensbildung und Reprasentation, in ebd., Band I, 1987,§30; H. Meyer, Die Stellung der Parlamente in der Verfassungsordnung des Grundgesetzes, in H.-P. Schwarz / W. Zeh (Hrsg.), Parlamentsrecht und Parlamentspraxis, 1989,§4; E. Schmidi-Aßmann, Verwaltungslegitimation als Rechtsbegriff, AöR 116 (1991), 329.

[53] 对于法治国家的评价摇摆不定。或可参见I. Maus, Entwicklung und Funktionswandel der Theorie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staats, in dies., Rechtstheorie und politische Theorie des Industriekapitalismus, 1986; 重申于E. Schmidt-Aßmann, Der Rechtsstaat, in J. Isensee / P. Kirchof (Hrsg.),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Band I,1987, 24; K. Sobota, Das Prinzip Rechtsstaat,1997. 此外O. Jouanjan (Hrsg.), Figures de I’ Etat de droit. Le Rechtsstaat dans I’ histoire intellectuelle et constitutionnelle de I’ Allemagne, 2001; M. Troper, La Théorie du Droit, le Droit, I’ Etat, 2001, 267ff.

[54] BVerfGE 83, 60 = EuGRZ 1990,445 （外国人的地方选举权）; BVerfGE 93, 37 = EuGRZ 1996, 52 (Personalrate). 更早涉及选举权问题的裁定, 大概包括 BVerfGE 44, 125 = EuGRZ 1977, 191; 47, 253 = EuGRZ 1978, 223. 对联邦宪法法院判决的基本批判：Redaktion Kritische Justiz (Hrsg.), Demokratie und Grundgesetz, 2000.

[55] 主要有H. Dreier, Hierarchische Verwaltung im demokratischen Staat, 1991; M. Jestaedt, Demokratieprinzip und Kondominialverwaltung,1993; M. Kaufmann, Europäische Integration und Demokratieprinzip, 1997.

[56] 以议会为中心的关于民主原则的宪法合法化往往被跨学科的法学家们视为赤字。取而代之的是，要求用社会参与及政治参与来源的替代性合法化模式，或者将议会中心的合法化视为多余。或可参见B. O. Bryde, Die bundesrepublikanische Volksdemokratie als Irrweg der Demokratietheorie, StWStP 5 (1994), 305; W. Hoffmann-Riem, Strukturen des Europäischen Verwaltungsrechts, in E. Schmidt - Aßmann / ders. (Hrsg.), Strukturen des Europaischen Verwaltungsrechts, 1999, 317 (374-378); A. V. Bogdandy, Gubernative Rechtsetzung, 2000, 3ff., 30ff., 39ff, 87f; P. Zumbansen, Ordnungsmuster im modernen Wohlfahrtsstaat, 2000, 51, 59, 96.

[57] R. Carré de Malberg, La Loi, Expression de la Volonté Générale, 1931, 像这样的作品并不存在于德语文献中。

[58] 其成果与其说是解决方案，不如说是建议。参见H. Heller, Der Begriff des Gesetzes in der Reichsverfassung, VVDStRL 4 (1928), 98ff.; F. Neumann, Die Herrschaft des Gesetzes, 1980 (1936). 也可参见C. Mollers, Das parlamentarische Gesetz als demokratische Entscheidungsform - Ein Beitrag zur Institutionenwahrnehm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C. Gusy (Hrsg.), Demokratisches Denk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2000, 415ff.,在魏玛的立法实践中，《议会法》主要被作为影响手段而非统治工具（438 ff.），而这表明当时议会的形式意识与实质要求都不高。 (467).

[59] 去形式化与政治化的法律概念或可参见BVerfGE 95,1 (17) = EuGRZ 1997, 192 (197); BVerfG Beschl. v. 26. 6. 2002, 1 BvR 558/91 u.a.= EuGRZ 2002,458 sowie Beschluss v. 26. 6. 2002, 1 BvR 670/91 = EuGRZ 2002, 448.

[60] 基于法治国的视角：H. H. Rupp, Grundfragen der heutigen Verwaltungsrechtslehre, 1965, 2.Aufl., 1991; 基于民主的视角：D.Jesch, Gesetz und Verwaltung, 1961, 2. Aufl., 1968. 也可参见W.Schmidt, Gesetzesvollziehung durch Rechtsetzung, 1969; H. Hofmann, Das Postulat der Allgemeinheii der Gesetze, in ders, Verfassungsrechtliche Perspektiven, 1995, 260 (1987). 基于民法的视角：R. Knieper, Gesetz und Geschichte, 1996.

[61] 建基于BVerfGE 33, 125 (158f.); 49, 89 (126) = EuGRZ 1978,553 (563) 根据BVerfGE 34, 165 (192 f.); 此外 BVerfGE 40, 237 (248ff.) = EuGRZ1976, 27 (27f.); 41, 251 (260) = EuGRZ 1976, 146 (147); 47, 46 (79) = EuGRZ 1978, 57 (65); 61, 260 (275); 68, 1(87) = EuGRZ 1984, 593 (615).

[62] BVerfGE 98, 218 = EuGRZ 1998, 395 (Rechtschreibreform) dazu H.Bauer /C. Möllers, Die Rechtschreibreform vor dem Bun desverfassungsgericht, JZ 1999, 697ff.

[63] So BVerfGE 68, 1 (86) = EuGRZ 1984, 593 (615).

[64] 参见例如 U. Di Fabio, Das Recht offener Staaten, 1998, 122 ff.; 其中尽管批评了非形式化，但试图通过一个法学上的国家概念予以克服。G.F. Schuppert意图在跨学科的范畴中回到国家概念。参见Entzauberung des Staates oder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Der Staat 28 (1989), 91.

[65] 不涉及M. Hauriou或 C. Schmitt的制度概念，或者作为基本权利的制度解释。Dazu H. Hofmann, Zum juristischen Begriff der Institution, in ders., Recht - Politik - Verfassung, 1986, 206.

[66] 参见M. R. Lepsius, Die Prägung der politischen Kultur der Bundesrepublik durch institutionelle Ordnungen, in ders., Interessen, Ideen und Institutionen,1990, 63 ff; ders., Die ,,Moral“ der Institutionen, in J. Gerhards / R. Hitzler (Hrsg.), Eigenwilligkeit und Rationalitat sozialer Prozesse, 1999, 113 ff.; N. Komesar, Imperfect Alternatives. Choosing Institutions in Law, Economics and Public Policy, 1994.

[67] 堪称典范的文献有：C. Landfried,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und Gesetzgeber, 1984; W. Heun, Funktionell - rechtliche Schranken der Verfassungsgerichtsbarkeit,1992; R. Haußler, Der Konfikt zwischen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und politischer Führung,1994; U. Haltern, Verfassungsgerichtsbarkeit, Demokratie und Mißtrauen, 1998; G. F. Schuppert / C. Bumke (Hrsg.),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und gesellschaftlicher Grundkonsens, 2000.

[68] BVerfGE 68, 1 (86) = EuGRZ 1984, 593 (615); 95, 1 (15) = EuGRZ 1997, 192 (196); 98, 218 (251f.) = EuGRZ 1998, 395 (404).

[69] 不过，德意志国家法学一再将行政视为国家机构的整体领域，尽管更为深入的研究常常收效甚微。参见H. Maurer, F. Schnapp, Der Verwaltungs vorbehalt, VVDStRL 43 (1985), 135 ff., 172ff., 两人无法正确地发现行政保留；或者通过下文对行政统一体的问题持怀疑态度B. -O. Bryde und G. Haverkate, Die Einheit der Verwaltung als Rechtsproblem, VVDStRL 46 (1988), 181ff., 217ff.

[70] 在这一意义上如 H. - D. Horn, Die grundrechtsunmittelbare Verwaltung, 1999; A. v. Bogdandy, Gubernative Rechtsetzung, 2000; 现在同样如BVerfG, Beschluss v. 26. 6. 2002, 1 BvF 670/91= EuGRZ 2002, 448. 较早的文献如H. Peters, Die Verwaltung als eigenstandige Staatsgewalt,1965; 对此持批评态度：H. Dreier, Zur „Eigenstandigkeit der Verwaltung“, Die Verwaltung 25 (1992), 137.

[71] 为此U. Haliern, Integration als Mythos. Zur Überforderung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JöR N. F. 45 (1997), 32; A. v. Bogdandy, Zweierlei Verfassungsrecht. Europäisierung als Gefährdung des gesellschaftlichen Grundkonsenses? Der Staat 39 (2000), 163.

[72] K. Nicolaidis / R. Howse (Hrsg.), The Federal Vision, 2001; A. Benz / G. Lehmbruch (Hrsg.), Föderalismus in entwicklungsgeschichtlicher und vergleichender Perspektive, 2002.

[73] Vgl. C. Möllers, Staat als Argument, 2000, 350 ff., 国家理论思想在联邦国家方面贡献很少。

[74] 例如P. Lerche, Föderalismus als nationales und internationales Ordnungsprinzip, VVDStRL 21 (1964), 66; U. Scheuner, Struktur und Aufgabe des Bundesstaates in der Gegenwart, in ders., Staatstheorie und Staatsrecht, 1978, 415 ff.; H. Hofmann, Bundesstaatliche Spaltung des Demokratiebegriffs? in ders., Verfassungsrechtliche Perspektiven, 1995, 146 (1985); J. Isensee, Der Foderalismus und der Verfassungsstaat der Gegenwart, AöR 115 (1990), 248 ff.; C. Möllers, Der parlamentarische Bundesstaat - Das vergessene Spannungsverhaltnis von Parlament, Demokratie und Bundesstaat, in J. Aulehner u. a. (Hrsg.), Föderalismus - Auflösung oder Zukunft der Staatlichkeit? 1997, 81ff.; S. Oeter, Integration und Subsidiaritat im deutschen Bundesstaatsrecht,1998; A. v. Bogdandy, Supranationaler Föderalismus als Wirklichkeit und Idee einer neuen Herrschaftsform, 1999; J. Isensee, Der Bundesstaat - Bestand und Entwicklung, in P. Badura / H. Dreier (Hrsg.), Festschrift 50 Jahre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Band 2, 2001, 719 (730ff.). 作为反例：O. Beaud, Federalisme et fédération en France-Histoire d' un concept impossible, 1999; ders.Föderalismus und Souveranitat: Bausteine zu einer verfassungsrechtlichen Lehre der Foderation, Der Staat 35 (1996),45.

[75] K. Hesse, Der unitarische Bundesstaat,1962, 10f.

[76] 发展史可见 W.Schmidt, Grundrechte - Theorie und Dogmatik seit 1946 in Westdeutschland, in D. Simon (Hrsg.), Rechtswissenschaft in der Bonner Republik, 1994, 188.

[77] 丰富的文献，例如：P. Lerche, Übermaß und Verfassungsrecht, 1961, 2. Aufl. 1999; P. Haberle, Grundrechte im Leistungsstaat, VVDStRL 30 (1972), 43ff.; E. Grabitz, Freiheit und Verfassungsrecht, 1976; R. Alexy, Theorie der Grundrechte, 1985; H. Dreier, Dimensionen der Grundrechte, 1993; C. Bumke, Der Grundrechtsvorbehalt, 1998; C. -W. Canaris, Grundrechte und Privatrecht,1999; M. Jestaedt, Grundrechtsentfaltung im Gesetz, 1999. Entwicklungsgeschichtlicher Überblick bei W. Schmidt, Grundrechte - Theorie und Dogmatik seit 1946 in Westdeutschland, in: D. Simon (Hrsg.), Rechtswissenschaft in der Bonner Republik, 1994, 188.

[78] Vgl. W. Lower, T. Puhl, Der Staat als Wirtschaftssubjekt und Auftraggeber, VVDStRL 60 (2001), 416ff., 456ff.; kritisch die Diskussionsbeitrage von E. -W. Böckenförde, 593ff.; J. Masing, 596f.; J. Wieland, 605f.; H. Meyer, 617f.

[79] 最近的两个例子：W. Weiß, Privatisierung und Staatsaufgaben Privatisierungsentscheidungen im Lichte einer grundrechtlichen Staatsaufgabenlehre unter dem Grundgesetz, 2002; C. Calliess, Rechtsstaat und Umweltstaat. Zugleich ein Beitrag zur Grundrechtsdogmatik im Rahmen mehrpoliger Verfassungsrechtsverhältnisse, 2001. 对这一基本理解的批判： O. Lepsius, Besitz und Sachherrschaft im öffentlichen Recht, 2002, 363 ff., 420 ff.

[80] Vgl. B. Schlink, Freiheit durch Eingriffsabwehr - Rekonstruktion der klassischen Grundrechtsfunktionen, EuGRZ 1984, 457 ff.

[81] Vgl. P. Lerche, Rechtswissenschaft und Verfassungsgerichtsbarkeit, BayVBl. 2002, 649, 651.

[82] Vgl. D. v. d. Pfordten, Rechtsethik, 2001, 210 ff., 281 ff., 436 ff., 例如作为行动代表，而非人民意志代表的道德代表学说，218 ff.

[83] Vgl. K. v. Beyme,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aus der Sicht der Politik- und Gesellschaftswissenschaften, in P. Badura / H. Dreier (Hrsg.), Festschrift 50 Jahre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Band 1, 2001, 493：政治科学不接受国家法学； ahnlich ders., Der Gesetzgeber, 1997,11, 25, 53：法学家对于社会科学文献一边倒的接受；社会科学家对法学文献则缺乏深入研究。

[84] Dazu M. Morlok, Was heißt und zu welchem Ende studiert man Verfassungstheorie? 1988, 18 ff., zur interdisziplinären Bedeutung von Rechtsgeschichte, Rechtsvergleichung und Rechtsphilosophie fur die Verfassungstheorie 30 ff., 44 ff. 也可参见 P. Haberle, Die offene Gesellschaft der Verfassungsinterpreten, JZ 1975, 297; ders., Demokratische Verfassungstheorie im Lichte des Möglichkeitsdenkens, AöR 102 (1977), 27; C. Gusy, Verfassungstheorie am Wendepunkt, ZfParl 12 (1981), 602.

[85] 宪法理论在美国有着悠久的传统。最近的例子：P. Kahn, Legitimacy and History,1992; C. Sunstein, The Partial Constitution, 1993; C. S. Nino, The Constitution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1996; R. Fallon, Implementing the Constitution, 2001; C. Sunstein, Designing Democracy. What Constitutions Do, 2001. 与法国的比较 M. Hulliung, Citizens and Citoyens,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