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有机会跟连泰老师在七夕这一天同台发言。他刚才主动提到七夕节，我在他身边其实五味杂陈。宪法学青年论坛办到第八届了，我们论坛对连泰老师是从一而终的，但连泰老师对他的搭档就不是一心一意了，而是换了一波又一波。今天虽然轮到我了，但我也不敢说我和连泰老师能牵手多久。

刚才连泰老师按照本届论坛四个主报告的顺序，已经对各位发言人、与谈人的观点作了很好的梳理了，所以我想转换一个方式，谈谈为什么我们今天仍然是可以、并且值得去讨论宪法原则问题。我想说，关于宪法原则的研究是永不过时的，有这样几个理由：

首先，我们的现行宪法确实纳入了很多“原则”，有大量规范确实可以从原则的角度来理解——请允许我仍然采用一个稍微宽松的界定——比如那些价值观的表述、那些经由政策转化而来的条款、那些设定国家目标的条款、当然也包括基本权利条款。我们可以拿《宪法》第35条规定的言论自由举例。大家近来都能感受到，如今的网络言论环境相当的极端、对立、非理性，中国人显然还很缺乏言论自由的必要训练，不清楚作为权利的言论自由，其界限在哪里。当然，原因可能在于，这个宪法条文没有采取典型的“条件-处分”或“一般/例外”的规范结构，加上我们并无宪法诉讼来积累和发展判例法，于是有关言论自由的清晰规则——必然是包含例外的——尚不可得。在这种情况下，引入原则理论来初步探求权利条文的含义，就是很有用的。

第二，为什么关于原则的讨论永远不会过时？因为很多的原则问题到今天为止也没有得到一个恰当的处理，或者本来就不太可能一劳永逸地确定答案，所以一定是常谈常新的、不得不谈的。比方说，田伟的报告直面民主集中制原则，我认为这是过去两天的所有报告中本土问题意识最强的。但是听到最后，我的感觉和很多老师一样，他确实充分展开了“民主”，但基本没有处理“集中”，可见这个原则问题难度之大。既然是一个绕不开的原则，又难于对其含义达成共识，那就会是一个不得不谈、也常谈长新的问题。

第三个理由是，原则实际上是不太拘泥于法律文本的。我们当然要以实定宪法为基础展开讨论，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中国宪法上到底承认了多少个原则，我们显然不能达成共识，因为这取决区分和识别的标准，所以宪法原则不会完全拘泥于宪法文本，也就不会完全受限于宪法教义学，尽管教义学的建构与填充仍然是法学的主流任务——当然邵六益肯定不这么认为。但是，我认为更关键的问题是，原则本身就提供了反思、改进、挑战、甚至再造文本的理由。每一次重大社会转型或政治革命，是由原则和思想引领的，然后固定为法律文本，之后才是法教义学的建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原则非常重要：我们既要以教义学的方式、教义学的关切来研究原则，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并谨记，在文本之外仍然有很多原则。我不是说原则一定都是这样，但一定有很多原则是这样。冯威的报告当中提到的“形式原则”就是如此。杨洪斌说，法治原则要么至少可以在五四宪法当中就找到依据，要么就根本不需要写进宪法——我深表赞同。

第四个理由，在中国宪法的语境下，尤其需要谈原则，尤其需要以学理的、规范的方式直面原则。为什么？因为这个国家事实上总是诉诸原则，甚至总是滥用“原则”这个概念。在过去，我们有“规则-原则”这样一对经典的区分，至少大家还比较熟悉。但如今已经进化到有规定、有原则、还有精神——原则都还没有研究清楚，但据说最近的研究热点已经是宪法精神了。我认为，这个局面倒是很符合中国的法教义学所面临的长期困境。换句话说，权威话语总是会跳出既有的、确定的概念体系，去提出新的概念，原则只是其中之一，当然也经常不用这个词。概括而言，简中区有两种滥用“原则”的方式：第一，以原则之名，实际上却指涉多种多样的概念。崇文瑞说，原则有时候是指工作策略、工作方法，有时候仅仅是指很重要的规则而已——不能更精辟了。第二种滥用是，不断地跳跃，时而原则，时而又不原则。我有时候在想，是不是有人知道我们马上就要把原则研究清楚了，就赶紧提出了精神？这样的场景是很多的。比如，你遵守规则，领导就说你太教条，你要是跟领导争论文件上的白纸黑字，领导就说你要领会精神。所以，在我们这个环境当中，原则是躲不开的，我们应该去正面迎战。

这个两天时间报告非常精彩，大家都准备得非常认真。虽然乍看起来报告人和评议人之间仍然有很多分歧，我想这是因为有太多“毒舌”所造成的假象，其实我们经过两天的热烈讨论与交锋，已经达成了不少共识：

第一，大家都同意，即便是研究中国本土问题，即便是要建立一种自主的知识体系，比较法的研究仍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要对症拿药。李越开同学说得好：姜秉曦老师，你的文章没病啊！我理解，李同学想说的是，秉曦老师在为我们奉上法治国的经典论述与学理脉络之前，还没有清楚地交代我们这边的“具体病症”是什么。大家对此都有同感，大家都不反对系统、深入、辩证地援用比较法资源。

第二，我们可能已经意识到，要在宪法原则的数量上达成共识不大可能，而且也没有必要。但这绝不是说要放弃进一步的努力。我认为，我们还要进一步地去数原则，哪怕大家各自提出关于“中国宪法上有多少项原则”的一家之言，这个过程本身就是识别、提炼与阐释原则的过程，这正是研究宪法原则的应有之义。

第三，历史梳理、或者说有历史关照的研究进路，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了所有报告人所贯彻的方法论，我更觉得我们的评议人几乎也都是如此，即，研究宪法原则必然要诉诸历史。在此基础上，我们更要去思考的是，追问何种历史？比方说“情境中的研究”，田伟说，我们去援用马克思也好，或者实践马克思的很多的具体主张也好，一定要回到他所处的时代环境，他面对着一个怎样的德意志——他甚至多半时候不在德国，辗转巴黎之后，终身在英国写作。我想起自己在学生时代非常喜欢读剑桥历史学派的作品——比如斯金纳有一本书叫做《语境中的洛克》，我印象很深。斯金纳的基本方法是，回到洛克的时代、进入洛克的人生境遇之中去理解他——他的盟友是谁、他的论辩对手是谁？田伟说得很好，你要理解民主集中制，你要理解议行合一，你得看看这些主张在当时的情境之中是想反对什么。当然了，必须指出，包括我本人在内，我们在座的绝大多数并没有受过历史学的训练，所以，要真正运用好历史资料去阐释宪法原则还是有很大挑战的。杨洪斌更说，人家可能就不想让你看材料，如果是这样，那历史方法就无以展开了。但我觉得也不用那么悲观，中国的资料在如果中国看不到，不妨试试去日本、去美国、还有别忘了去咱们的台湾地区看看，我知道在那些地方，还是提我们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

第四个共识是，大家已经开始尝试对宪法原则做类型化研究。各位主报告人可能在写作过程中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或曾经把这作为本次研究的一个先决问题。不论是冯威开篇的简要梳理，还是段沁在评议当中给出的替代思路，其实都在对我国宪法上的原则规范做一些分类。可惜的是，报告人并没有将自己提出的分类在研究之中贯彻始终。但大家至少意识到了，写入实定宪法之中的原则大概率会分属不同类型，甚至就算采用了原则这个词——如上所说——也可能指代不同的东西。我前些年做过一些关于文化条款和文化权利的研究，我的结论是，“文化”一词就是歧义并存，没有必要、也无可能强行统一。这一点放到“原则”问题上，也是一样的。

最后，我想借此机会对评议人提出一点批评意见。过去我们是“卷”主报告，报告文章一届比一届长，以至于开完会了，不止是论文发表了，有一个叫雷磊的，甚至把书都出版了（外加发遍三大刊）。这次倒好，评议人也开始学坏了。据说，单元群组内明明书面承诺了不做评议PPT，结果临到会议现场突然拿出一份PPT，吓得同组其他评议人花容失色。还有更没下限的，一看主报告人开口就针对书面意见——我们的传统是会前提交书面评议文字——进行“预先防御”（防卫过当的某种变体？）或者改口写作目标（以为还在和期刊编辑写邮件？），就果断抛开书面意见文案，进行临场发挥，结果下嘴更狠。长此以往，那就连会议总结也没法做了。当然我可能多虑了，因为我应该只能跟连泰老师过这一次七夕节。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