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冲突是个伪问题？

――彷徨于英国的连体人手术分离案

 

柳建龙*

 

【内容概要】本文试图通过对2000年发生在英国的一起牺牲式的“连体人分离手术案”进行分析，对三种不同的观点提出批判，明确一点，即尽管法律规定的种种权利都有各自的边界，但这种边界是并非绝对排外的，因此，在特定情况下，权利冲突是确实存在的。在本案中，由于生命权的双重性，一方面要求国家保护Mary的权利，使之免受外来的侵犯，但是，另一方面国家又负有积极救助Jodie，保障其生命权的实现的义务。当连体姐妹的这两个权利发生冲突之时，宪法或者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可以据以做出判断。但是，基于基本权利的请求权性质要求，法院应当做出判断，这种判断是基于当下连体姐妹的健康情况和当下的医学技术的发达水平，为实现连体姐妹的最佳利益而作出的。

【关 键 词】生命权 宪政 平等 权利冲突

 

一、           引言

这些年来，随着环境以及各种因素的变化，“连体人”这一词频频地冲击着我们的视觉和听觉、拨动着我们的神经，但是，除了好奇之外，其并未引起国人更多的思考，尤其是从理论的角度予以思考和探讨更是少之又少。然而，我认为对此予以探讨十分有必要，因为连体人的出生率大概在于1/250, 000－1/80,000-之间[①]，可谓相当高。且这些年来，随着环境的恶化，其出生频率渐呈上升之势。由于其中的部分连体婴儿，都可能存在一方生理机能不健全的问题[②]，必须实施分离手术方能保全一方，否则，则只能任由双方一起消逝。但实施分离手术的风险相当大，其可能导致连体婴儿较弱的一方死亡，甚至双方的死亡。在我国法制建设初期，这一领域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故虽有连体人分离的事实，但并未得到应有的讨论。[③]然而，随着法治建设的逐步展开，权利意识的提升，如何处理连体人分离手术，尤其是牺牲一方以保全另一方的牺牲手术（Sacrifice Surgery）无疑是值得探讨的。另外，厘清这类存在的诸多争议，还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明确父母之亲权之未成年子女治疗的处分权及其界限，以及生命权的范围与界限，从而，在诸如堕胎、安乐死等问题上作更进一步的研究。为此本文将以英国的一个连体人手术分离案展开探讨。

 

二、           案情简介

2000 年 8 月 8 日 一位马耳他孕妇在伦敦圣玛丽医院生下了她的连体女婴（Conjoined twins，或者Siamese Twins[④]）。姐姐Jodie（化名）体内有一套健全的心、肝和肺，而妹妹Mary（化名）的这些器官却没有生理功能，甚至连大脑都没有发育完全，全部依赖姐姐的器官维系生命。“如果她出生时是独体的，她将无法存活，（我们）将不得不放弃救济。这样，她也将在出生后不久死亡。如今她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为有一条共用的动脉使得她的姐姐，体质相对比较强壮的Jodie能够同时为她们俩供应存活所需的含氧的血液。”[⑤]圣玛丽医院的产科医生在诊断书上写道：如果不施行分离手术的话，那么姐姐Jodie的器官将很难承受日益增大的压力从将日趋衰竭，直至死亡。因此，这对小生命最多只能活3至6个月，就算奇迹发生的话，也绝对不可能长大成人。因此，医生建议对其施行分离手术，这样至少可以使其中一个婴儿存活下来。但婴儿的父母是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他们固执地认为医生无权提前剥夺她们中任何一个的宝贵生命；另外，他们还担心，即使手术取得成功，其中的一个存活了下来，但一旦他们回到马耳他，他的女儿将会被拒绝洗礼，同时，他们也得不到当地人们的理解和支持。因此，婴儿的父母，尤其是婴儿的父亲反对为这对连体婴儿施行分离手术。为了克服婴儿父母的障碍，以便为其实施分离手术以使其中一个得以存活下来。负责这对连体婴儿医护工作的医生向初等法院提起了诉讼，该院的判决许可医生为这对连体对婴儿实施分离手术。婴儿的父母不服，于是又向中等法院上诉。上述法院由三名法官组成合意庭，他们用了六天听取了婴儿父母的辩论，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罗马天主教红衣主教Cormac Murphy-O'Connor的书面报告，以及医院发面有关手术可行性的报告。其中Cormac Murphy-O'Connor红衣主教强烈地反对为婴儿实施分离手术并给出了相应的理由。然而最后，最高上诉法院法官还是维持了初等法院法官的判决，虽然他们对判决的法律依据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分歧。与此同时，上诉法院并准许婴儿的父母向上议院提起上诉。而上议院也作了准备，甚至一反常规，准备将以往由5名法官审理增加至7名以迎接这个棘手的案件。但连体婴儿的父母最后放弃上诉。[⑥]

2000 年 11 月 6 日 ，在英国曼彻斯特郡，一群外科医生为该连体婴儿做了分离手术。手术后不到20小时，Mary死亡；但她的姐姐Jodie活了下来，而且发育良好；且各方面都表明她非常有可能可以像健康人一样继续生存下去，尽管她还得做一些消化系统方面的手术。[⑦]

上面的这个案子过去有些时候了，而且英国也有了确定生效的判决，那么，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呢？那是因为关于这次法院的判决的争论还远远没有结束。《医生道德通报》的编辑理查德·尼尔逊表示，法院的这个判决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牺牲一个人的生命来换取另一个人的生命。 郝铁川 教授在其《权利冲突是个伪问题》也鲜明地表示了他的态度，他认为尼尔逊的观点是不对的。在这一案件中根本不存在什么生命权冲突，即牺牲一个人的生命使另一个生命的问题。因为“从形式来看，连体姐妹二人各有独立的生命权，但妹妹的生命权事实上是不完整的，她要全部依赖姐姐的器官维持自己的生命，因此，妹妹在客观上是否具备生命权的构成要件，是大有疑问的。更为重要的是，医生的科学诊断表明，如果不实施分离手术，姐妹俩最多只能活3至6个月，就算奇迹发生的话，也绝对不可能长大成人。这就带来了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即使妹妹具有独立的生命权，但妹妹的生命权也是应有边界的，即她不能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命权，而让姐姐的生命权消失；也不能为了维系自己的生命权而让姐姐不能长大成人(生命权受到伤害)。”[⑧]然而， 郝铁川 教授对尼尔逊的反驳并不比尼尔逊的观点更具说服力。而他的不完整生命权论更是令人怀疑的。

三、           本案争论的焦点是什么？

这个案子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是否存在着生命权冲突：一方是以Jodie和Mary的父母，或者理查德·尼尔逊为代表的，主张姐妹两各自有了独立的生命权，法院无权为了挽救一个人（Jodie）的生命而牺牲另外一个人（Mary）的生命，故而法院不能甚至无权就此作出判决；另一方就是法院，或者 郝铁川 教授，主张可以而且必须实施“分离手术”。这后者又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像 郝铁川 教授一样主张Mary不具有完整的生命权，甚至不承认其享有生命权，故而当然就不存在所谓的生命权；一是，主张姐妹俩之间存在生命权的冲突，即二者各具有独立的生命权，但是由于目前的医学发达程度的限制，没有任何两全其美的手段，只能牺牲一方，这是因为如果不实施分离手术，在可预见的不久的将来，两个姐妹都必然死亡，因此，为了避免这一“完全损失”，不得不牺牲一方，以维持另外一个人的生命，从而在最优不可能实现的情况下，做出一个次优的选择，从而避免最差的结果。就功利主义的观点而言，这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四、           评析

（一）             第一种观点正确吗？

本案中Jodie和Mary的父母，或者理查德·尼尔逊主张姐妹俩各有独立的生命权，这一点在以后的证明中，我们会发现其并没有什么问题。

所谓生命权，自近代社会以来，便与自由权、财产权共同成为人们普遍公认的自然权，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综合性的自由权体系。[⑨]就其本身而言，生命权是完整的价值体系。通常由四种具体权利组成：一是防御权，即生命权的本质是对一切侵害生命的行为的防御，防止国家把生命权作为达到国家目的的手段；二是享受生命的权利，生命权的对象是生命，每个社会主体平等地享有生命的价值；三是生命保护请求权，即生命权受到侵害时公民有权向国家提出保护的请求，以得到必要的救济；四是生命权的不可转让性与不可处分性。[⑩]但是，什么意义上的人享有生命权呢？这就是解决本案的第一个关键问题。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才能根据相应的逻辑推理得出相应的结论。而要解决这一问题，无疑地，有必要提及另外两个个长久以来已经存在争论的问题――“堕胎”和“安乐死”问题。为什么要提及这两个问题呢？因为关于生命权的争论主要是围绕着这两个争议展开的。

而要在这些争论中认定一些“真理”以为解决系争案件的答案，一样是殊为不易的，因为对于这些争论，“每个人似乎对于正确的答案都有自己的见解。”――但，即使这些答案是如此的令人难以捉摸和不确定，即使宪法中对之没有明文的规定，即使无论是哪个最高法院的法官或者是任何从某市电话黄皮书里面随机选出的市民，对于这一问题，他们一样都一无所知。但是，面对如此独一无二的问题，我们不能躲在父母和医生双方的争论之后一声不吭，它必须作出决策以维护孩子的利益。总而言之，无论作成此类决定是如何的困难，我们无可避免地，要带着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而这答案正是法院所给的那个答案的确信去作成最后的决定。我们必须确信宪法不是一把“漏雨的伞”。

然而，就我国而言，关于安乐死问题的讨论尚未充分展开，因此，很难给我们提供相应的有参考价值的信息；但就堕胎问题而言，我国婚姻法赋予妇女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生育权，即妇女可以就是否“堕胎”自主决定，因为我国承认“人”之为人的标准，是胎儿脱离母体后是活体。只有作为独立活体或者曾经是独立的活体的，才成为法律上意义的人。此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我国法律中关于“人”的这种规定，实际上是可以被用来支持Jodie和Mary的父母和理查德·尼尔逊的观点的，即Jodie和Mary各具有完整独立的生命权。

至于国外，有关“堕胎”和“安乐死”的争议早就存在，而且在相当程度上这种争议已经得到法学界比较广泛和充分的讨论，因而其中可以为解决本案提供更多的理论上和经验上的参考。就“堕胎”而言，虽然“堕胎”自由作为妇女运动长期以来争取的一项权利，在一定意义上较之之前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但是，就总体而言，应当说在妇女权益保障得到加强的同时，另一方面对胎儿的权利的关注也随之增加。因为人的产生本身就是一个连续不可分割的过程，即人类自身的生产过程不仅包括受精（包括性行为和非性行为），以及妊娠，生产这样的几个阶段。在保护人的同时，不应该也不能够忽视独立之人产生之前的各个阶段，因为，如果这些得不到相应的保障，那么人的存在也就受到了极大的威胁。故而，再探讨生命权之前，首先必须明确生命权所欲保护之对象――生命――的自然属性，明确生命在自然过程中并非是一个可以任意截取的，而是一个统一、完整、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美国在罗伊一案中判决，尽管最后肯定了妇女的“堕胎”自由权利，但是，还不得不将这种权利限定在妊娠期的前几个月。而此后，尽管最高法院曾经多次试图改变罗伊一案判决，但最终还是未能完全脱离或者推翻这一判决。此外，我们也更能理解遗产分割中的“胎儿必留份”为什么是对即将到来的人的权利的保障，同时也表明了既存者对于尚未降临的人的责任，而这行为本身源自于人作为动物延续物种的需要，同时也是文化进化过程中所发展出来的对生命的尊敬。而进而言之，这也有助于我们明确这么一点宪法学或者法学上的生命价值的认定并非凭空而生的，而是深深地立足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之上的。而就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而言，生命始于受精，孕育于胚胎，而成于生产，是一个连续的、不可分割的过程。因此，就本案而言，尽管如果不对Jodie和Mary实施分离手术，她们将很快地死去，但是她们具有生命权利却是宪法在她们还未出生时就赋予她们的，遑论她们出生之后还是活体，其生命权当然地要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因为作为公民，她们是作为国家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国家有义务平等地保障它的每个公民的生命权。而国家如果对其公民的保护带有歧视性，那么，无疑这个国家是不正义的；如果甚至不去履行其平等地保障每个公民的生命权，那么，这样的国家是更不正义的，这时候的国家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根本意义。因而，就本案而言，Jodie和Mary不仅有权获取国家对生命权的保护，而且国家在保护两人的生命权之时不得带有任何的歧视性，即对一方的保护不能高于或者低于另一方，也不得高于或者低于任何其他人。而这也就是本案存在着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即Mary和Jodie的生命权是相互独立而且平等，而“实施分离手术”必然地危及另一方的生命权，这时，权利的冲突不仅是可想象的，也是现实存在的。这一冲突笔者将在以后的论证中试着予以解决。

就安乐死而言，在更多的情况下，实际上是指本人对自己的生命作出的一种处分行为，而这看起来似乎与本案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比如植物人的近亲属申请为植物人实施“安乐死”，对于解决本案，就具有相对的意义。其主要涉及这样两个方面的内容：即他人是否有权就他人的生命权作出相应的处分；法院是否可以根据他人的申请而准许对植物人实施“安乐死”，其依据是什么。而这两个问题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一人对他人的生命是否享有处分权，这里的他人包括植物人的近亲属以及国家。这一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在欧美都已经先后出现过，目前普遍的做法是根据被申请人在此前是否有相应的表示而作出判决。至于未成年人，如果其确无苏醒的希望，其父母也可以代理其申请实施安乐死。即司法实践上，实际上肯定了他人有限的处分权。但是这一处分权是受到严格的限制的，即在可预计的将来的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人类医学的发展无法改变被申请人肉体上和精神上所遭受的巨大痛苦。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结束病人（植物人）的痛苦，使其生命和尊严受到相应的尊重，才得实施“安乐死”。而就本案而言，当时的医学已经可以准确地估计连体女婴可存活的期限，即预计他们死亡的时间，而且在在俩姐妹死亡之前，现有的医学技术无法也不可能发达致足以同时挽救两个人的生命。因此，若是在任何手段都无法同时挽救俩姐妹，甚至其中的一个时，其父母无疑可以主张不得对他们的孩子实施分离手术，因为实施分离手术增加他们的孩子临死前的痛苦，而这是非为姐妹俩之利益的，故而为了他们孩子的利益他们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必须进行分离手术”的判决，从而使得姐妹俩能够自然死亡，以维持其作为“人”的起码尊严。但是，问题在于，尽管目前，甚至在可预计的将来，虽然无法同时挽救姐妹俩的生命，但是根据现有的技术有办法且能够挽救其中一人的生命，那么，该如何在“实施分离手术”或任由二者都死亡中作出选择呢？这就必须明确一点，生命权不仅仅具有自然属性，更重要的是其还具有法律属性，尤其是作为宪法上的一项重要权利；另外也必须明确，生命权不仅仅是排除国家干预的自由权，在相当程度上，它也是一项要求国家积极地予以保障的权利，并且任何一个国家都负有宪法上的保护公民生命权利的义务。具体到本案而言，则“孩子不仅仅是父母的子女，一旦出生之后，其即与这个社会发生联系，与他/她的国家发生联系，他/她对这个国家即负有法律上的义务，同样，他/她也享有法律赋予其的各种权利，这其中包括要求国家对之进行保护的权利”。这一点，不因为其在宪法中是否予以明文规定而受影响。正是因为如此，当关于是否实施分离手术的这一争议一旦诉请法院予以解决，那么，作为公民权利的最后救济者，法院就必须依法作出判断。但是本案又无直接法律的依据，因此，法官就应当根据立法意图作出相应的判断。在这个案子中，就必须对可能产生的结果进行比较。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目前以及将来可与见的相对的一段时期内（即姐妹俩最长的存活期限内，不超过一年），不可能有任何的办法足以同时挽救姐妹俩的生命，若依照其父母或者理查德·尼尔逊，以及红衣主教的主张，那么其结果就是姐妹俩的必然死亡；按照姐妹俩的主治医生的建议，对她们实施分离手术，其结果是姐姐Jodie可以存活下来，妹妹Mary必然死亡。此时由于姐妹俩尚为无行为能力人，因此依照法律有关规定，其父母作为其法定代理人，有权依法为其利益代她们为相应的行为。但是，在这个案子中，显然二人的父母为她们所作的选择却是一个最差的选择，即其结果为姐妹俩的共同死亡。因此，法院不能支持其父母的主张。那么，法院如何可以支持姐妹俩主治医生的主张呢？这主要基于这样几点：一是作出这样的选择是在穷尽了其他救治手段后作出的，其符合医生“救死扶伤”的基本医德；二是这样做实际上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俩姐妹的生命权利益；三是保障公民的生命权是国家不可推卸的，也是最为基本的法律义务，是法律正义的最低体现。因此，法院应当判决“必须进行分离手术”，而不支持其父母的主张。

（二）             对第二种观点的批判

郝铁川 教授将此案作为他论证“权利冲突是个伪问题”的论据是基于这样一个推论，即妹妹的生命权的完整性和独立性是大有疑问的。换个角度讲， 郝铁川 教授并不认为Mary具有完整的、独立的生命权，因此牺牲之并存在任何意义上的“权利冲突”问题，尤其而批评他所之称的理查德·尼尔逊之流，进而宣称，“学者们之所以围绕权利冲突这样一个伪问题争论不休，实在是被权利神圣所蒙蔽，忘记或未搞清楚任何权利虽然神圣，但却都有一定边界。还有人试图对所有权利作高级、中级、低级的位阶划分，以解决所有权利冲突，而我看来纯属无益之劳，因为任何权利都有各自的范围，体现的都是一定范围内的自由不存在高下之分。”

那么，Mary生命权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是否存在着很大的疑问呢？这无疑是一个严肃而且复杂的问题。首先，不妨让我们来看一下 郝铁川 教授是为什么怀疑或者如何论证Mary的生命权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存在疑问的。在《权利冲突是个伪问题》中， 郝铁川 教授指出：“从形式来看，连体姐妹二人各有独立的生命权，但妹妹的生命权事实上是不完整的，她要全部依赖姐姐的器官维持自己的生命，因此，妹妹在客观上是否具备生命权的构成要件，是大有疑问的。”依此可以看出， 郝铁川 教授判断生命权的完整性和独立性的标准，乃在于能以自己的器官维持自己的生命，即据其在生理上的独立程度作为判断；或者在某种程度上， 郝铁川 教授判断生命权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是根据生理机能的完备程度的严重性作出判断的。但是这二者是否可以作为判断生民权之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判断标准呢？笔者认为是值得商榷的。这首先表现为，生理机能完备与否不能改变其作为生命的自然属性。比如，植物人、残疾（包括精神方面和物理方面的）并不因为其生理机能的不完备或者某种功能的丧失而生命活动；其次，生理机能的独立程度高低也不能改变生命的自然属性，比如我们不能指称一些需要靠电子原件而维持其生命的人为“非人”，因而不保护他们的生命权或者采取歧视性待遇。他们和他人一样作为享有生命权，这却是一个不证自明的事实；再次，生命权作为一种法律所规范的权利，尤其是宪法上的权利，它保护的不仅仅保护某一特定时间的“生命”，它还保护作为整个过程的生命，从胚胎形成直至其死亡；与此同时，生命权不仅保护某个个体的生命权，其同时还达致这样的一个目的，即通过保护个体的生命权而使得整个人类社会得以延续；最后，平等原则作为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之一，其在一方面要求对于所有的“人”予以平等的保护，另一方面也要求根据比例原则，对于弱势（特殊）群体予以适当的关注。而以生理机能的独立性和完备性的高低作为判断生命权的标准，则违背了这一原则，因而是不符合现代法治的精神的。

此外，在探讨生命权的完整性和独立性时，我们不应当也不能忽视人的尊严在这一判断中所起的作用，因为人的尊严与价值的维护是现代宪法学体系的构建与原理演变的出发点与逻辑基础。人的尊严与价值的内涵是在人类文化长期发展和沉淀中形成的，其有赖于人们的共识。生命权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的重要内涵之一，其完整性和独立性的标准的判断标准必须是基于人们的共识，而长期以来的有关于堕胎和安乐死的争论中，无疑就表明了人们的这样一种观点生命的完整性和独立性是不以其生理的独立性和完备性高低作为其判断的标准。

故而在本案中，Mary不仅具有独立完整的生命权，与此同时，她有权获得宪法和法律对于其生命权的平等保护。也就是说，在本案中，生命权的冲突是现实存在的，而非 郝铁川 教授所宣称的只是个“伪问题”而已。

至 于郝铁川 教授文章里得出结论的另一半论证――“更为重要的是，医生的科学诊断表明，如果不实施分离手术，姐妹俩最多只能活3至6个月，就算奇迹发生的话，也绝对不可能长大成人。这就带来了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即使妹妹具有独立的生命权，但妹妹的生命权也是应有边界的，即她不能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命权，而让姐姐的生命权消失；也不能为了维系自己的生命权而让姐姐不能长大成人(生命权受到伤害)。”――而言，妹妹的生命权存在一定的界限，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无疑其在论证的过程中，仅仅注意到了妹妹生命权的界限而忽视了姐姐的生命权的界限，即姐姐一样无权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命而要求妹妹作出牺牲，哪怕妹妹只能在存活几个月。因此，就此而言 郝铁川 教授的论证是片面的，其结论自然也是可疑的。

（三）             第三种观点对么？

关于第三个观点，实际上（二）的论证大致与之相似，但是为什么又要提这样的一个疑问呢？笔者认为在对待本案时，我们必须排斥这样一种观点，即仅仅对其结果做一种简单的得失的比较进而得出结论，即功利主义态度。这是因为，生命权是人最为宝贵的权利。纯粹的功利主义态度，企图将人的生命权的价值以及人的尊严量化，并进一步比较，从而得出某一人的生命权的价值或尊严高于另一人，并作出相应的取舍，而这一方面不仅违背了宪政的平等精神，另外也是对生命价值的一种亵渎，因为生命本事无价的，其并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生命权，并非仅仅是一种个人就其人身完整性和自我支配的权利，除了自然的属性之外，它还明显地具有了社会属性，这是生命权的价值同时具有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这种价值通过作为整体的人类的尊严和价值予以体现。总而言之对于某个人生命权价值的忽视，同时也就是对自己，甚至是对整个人类的生命权的价值的亵渎，也是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极不尊重的表现。因而，在对待第三种观点时，必须坚持这么一点，这种利益衡量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维护人的尊严和价值，而做出的取舍。就本案而言，具体指的是：

1.根据现在的医学技术水平可以准确地预计，如果不对姐妹俩实施分离手术，那么，在不远的将来，不超过3至6个月，她们必然会死亡；

2.现在的医学技术不能够同时挽救姐妹俩的生命，且在可预计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一段时间应该大于姐妹俩可能存活的最大期限），医学技术不可能发达至足以同时挽救姐妹俩的生命；

3.实施分离手术，是在没有其他更好的救治方案，即穷尽其他救治方案的情况下所做的一种选择；

4.分离手术存的可行性经过严格的论证，即其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保障姐妹俩的利益。

五、           结语

总而言之，在本案中权利冲突是现实存在的。其并不是 郝铁川 教授所主张“是个伪问题”。由此及他，权利冲突在一定的范围内是存在着的，而且不乏其相应的例子。其解决，有些确实可以像 郝铁川 教授所主张的，“法律规定的种种权利都各有边界，这种边界，有的被立法者明确标出，有的被法理统摄，有的被情理昭示，只要我们细心探究，就可以守住权利边界，避免权利冲突。”但是另外，我们也要看到一点，根据 郝铁川 教授的方法做出的判断（决）绝非最终意义上的判断（决），其依然是有争议的；其次，现实中一些问题的解决，并不能根据以往的经验而加以判断，因此也要求我们在理论上作进一步的探讨。

而就生命权而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在享受由此带来的幸福的同时，生命权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要求要求我们对作为根本法的价值的基础和核心的生命权予以更多的关注。在面对其理念与现实的冲突时，“有必要认真地反思宪法学理论与制度，关注社会现实中人的生命权被漠视、被侵害的各种现象，真正以生命权价值的维护作为制定法律与政策的基本理念与出发点。关怀每个人的生命价值，扩大生命权价值的保护范围，维护和发展生命权价值已成为整个社会价值的追求目标，也是现代宪法学存在与发展的价值基础。21世纪社会发展对生命权的宪法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适应这种要求宪法学应当主动、积极地建立学科共同体，在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中寻求扩大生命权价值的有效形式，强化生命权的宪法保障，为人权保障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提供知识、智慧与理论支持。”这是我们研究生命权所应当坚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