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与不办——大法官挑案子
大法官昨日（2011/6/16）就社会秩序维护法中，处罚「无正当理由，跟追他人，经劝阻不听者」之规定，难得一见地召开宪法法庭，举行言词辩论。不但如此，更开放网络直播，让全国民众实时观看。国家最高释宪机关，能够如此透明、公开地进行释宪程序，的确是值得喝采之事。
不过，这样透明而精彩的程序，为何如此难得一见？从解严至今，大法官举行言词辩论之次数，屈指可数。本案有什么特殊性，让大法官觉得「非辩不可」？坦白说，「跟追他人」未必与「新闻自由」有关。而被跟追固然不堪其扰，但公开场所的行为实在也不算「隐私」。至于窃听等行为，早已超越跟追而有其他法律制裁。这个案子涉及的双方权益，在宪法上都未必是最核心、重要的权利。大法官挑这个案子来辩论，难道是因为涉及媒体，所以可当成是一场好的秀？
或者应该换个角度问：那为何不每案皆辩？大法官解释数量并不多。以民国99年而言，总共才做成了十四件解释。若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相比，其每年大约受理100件案件，做成大约80-90件之实体判决。但原则上每个案子都进行言词辩论。每天大约可以举行二至三个案件的辩论。人家能，为何我们不能？
拜网络科技与大法官们心胸开放之赐，我们可以全程、实时观看辩论的过程（就此而言，就比坚持不肯开放摄影，也不愿意实时播放音讯的美国最高法院要进步了）。但也因此可以发现，辩论的过程相当冗长，而且没有充分交锋。诉讼代理人与鉴定人固然都是法界俊彦，但时间多用在「各言尔志」的申论。许多论点重迭，审判长似也未能妥善运用诉讼程序的指挥裁量，控制辩论之节奏。
相比之下，美国最高法院之言词辩论，原则上每方只有三十分钟，且任一大法官随时可以插话发问。所以发言必须紧紧地抓住重点，澄清争议，而不是用来申论。又因为大法官可以随时发问，不少律师根本自己的稿子说不到五分钟，就要不断应付九位大法官连番犀利的炮火。这样的过程，不但紧张刺激，而且能够锁定重点。
重点可能在我们没有弄清楚宪法法庭言词辩论的目的。宪法法庭不是辩论「事实真伪」，而是「法律论理」。大法官本来就是法律专家，所以大部分的论理，当事人只要用书面诉状提出，让大法官自行判断即可。因此，当事人根本无须在言词辩论中，把论点从头铺陈一遍；专门为检验证据真实性而设的「交互诘问」，其实意义也不大。言词辩论的主要目的，是让大法官有机会澄清一些疑点，而且让当事人有机会说服正在犹疑的大法官。美国的言词辩论规则第28条甚至明文揭示「言词辩论应强调并澄清书状中之主张」「律师应推定大法官们均已阅读诉状」「不宜照稿宣读」。
明白了言词辩论的功能，制度设计就容易多了：每一方的时间不需要太长，甚至也不需要太多诉讼代理人。大部分的论点会在书状中展现，言词辩论是用来澄清疑义的。释宪案件是否需要举行辩论，也找到了标准：端视大法官是否对本案有「需要当面澄清」之处？
期待大法官能修正辩论规则，然后多多召开宪法法庭。相信长此以往，大法官们的口才与思路，会愈来愈犀利敏锐。当民众看到我们的大法官，也能如美国法官一样，在言词辩论中展现魅力，令人赞叹，不也是司法说服民众，争取支持的手段之一？